近代道堂運動的興起,，是本土主義對鴉片戰(zhàn)爭后新形勢的回應,，國人認識到單靠儒家思想資源無法應對“三千年未有之大變局”，主張融合儒釋道三家思想,，提出新的“救世”方案,。這些道堂除供奉呂祖、關公,、觀音,、文昌帝君之外，也供奉一些地方神明,。他們從天人感應學說出發(fā),，認為瘟疫的產(chǎn)生來自人間的道德敗壞，需要重振信仰以消滅瘟疫產(chǎn)生的根源,，用道符配合“仙方”治病,，舉辦儀式“禳災清疫”。在同時涌現(xiàn)出大批道堂的情況下,，誰家的仙方,、靈簽、乩語特別“靈驗”,，就能吸引到更多信眾,，汲取更多資源辦理慈善事業(yè)。黃大仙祠就是其中的一個佼佼者,。 

     黃大仙祠起源于1897年廣州番禺大嶺村普濟壇,、1899年建成的芳村花地黃大仙祠,。正是在1899-1913年間，廣州黃大仙祠“香火極盛,，傾動一時”,，成功塑造了黃大仙“有求必應”的靈驗形象，才有了后來在香港的輝煌,。 

　　香港黃大仙祠供奉赤松子(皇初平,、黃初平)，將起源追溯到晉代的浙江金華,，但嚴格來說,，從1897年番禺普濟壇算起，嶺南黃大仙信仰只有122年歷史,。 

　　花地黃大仙祠建成后不久,，普濟壇道侶梁仁庵回到老家南海西樵稔崗設立普慶壇。1915年,，梁仁庵恭奉黃大仙畫像南下香港,，1921年在九龍建成“嗇色園”，后發(fā)展成聞名遐邇的黃大仙祠,。    

　　1901年簽訂《辛丑條約》以后,，清廷開始實行新政。新政的一項重要內(nèi)容為興辦新式學堂,，然而政府財力捉襟見肘,，不得已借鑒康有為、張之洞提出的思路,，實行“廟產(chǎn)興學”,，將廟宇祠觀改為學堂，把廟產(chǎn)撥充辦學經(jīng)費,。  

　　1903年,，岑春煊出任兩廣總督。岑到任后,，大力實施毀廟興學方針,。時有芳村本地紳士郭澤乾（光緒四年舉人），看到這是一個辦學良機,，向岑春煊提議：“花地黃大仙祠積存捐款頗多,，擬撥充學堂經(jīng)費，藉資作育人才,?！秉S大仙祠神董鄭潤煇迫于壓力，將賬冊繳呈給番禺縣令審閱,。不久,，番禺縣令批復：“本案現(xiàn)奉學務處委員來縣會同傳訊查辦,。” 

　　1904年,，當時的報刊曾這樣描述：“廣州花埭有黃大仙廟,，其神祀黃石公，乃數(shù)年前好事者所建,，香火極盛，傾動一時,，鄉(xiāng)曲小民往往有扶老攜幼走數(shù)百里路來祈福者,，是以廟產(chǎn)極豐，廟中執(zhí)役之人皆成小康,?！?nbsp;

     黃大仙祠興建時，有一筆大額捐款來自三水縣,。晚清時期鄭氏家族是三水縣的最大豪紳 ,。鄭氏兄弟虔信神仙，似乎是受到乃父廣東水師提督鄭紹忠的影響,。

      鄭紹忠(1834-1896),，原名鄭金，綽號“大口金”,，廣東三水人,，長身廣膊，孔武有力,，據(jù)說嘴巴極大,，可塞得進拳頭。咸豐年間,，鄭金加入洪兵起義中的陳金釭隊伍,，因驍勇善戰(zhàn)，迅速成為起義軍重要將領,。1863年鄭金降清,，改名鄭紹忠，所部改編為“安勇”,。鄭紹忠1891年任廣東水師提督,，1895年賞加尚書銜。1880年,，因廣州治安不靖,，兩廣總督張樹聲奏請以鄭紹忠所部常駐省城，再增募二千人,，從此到清末設立警察為止,，省城治安主要由“安勇”負責,。

      鄭紹忠在刀槍叢中討生活，生死常在毫發(fā)之間,，1894年他在故鄉(xiāng)三水大旗頭村營建規(guī)模宏大的“尚書第”,，內(nèi)設“大仙樓”，祀奉不知名的“大仙”,，因他打仗多年,，曾幾次遇白發(fā)老人指路，得以化險為夷,，遇難呈祥,。 

　　黃大仙信仰能取得后日的崇高地位，離不開芳村時期鄭氏兄弟的貢獻,。他們在自己捐款之外,，還動員更多紳商參與，與壇中道友一起苦心經(jīng)營,，以樹立黃大仙“有求必應”的形象,。黃大仙祠聲譽鵲起，選中芳村花地這個靠近省城的位置十分重要,，但更重要的是,，他們通過扶乩請得黃大仙“仙方”治病救人，樹立起黃大仙十分“靈驗”的口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