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超平

鄉(xiāng)試是中國古代科舉考試之一,，從興起到廢止，長達 1300 年,。

明,、清兩代定為每三年一次，一般于農歷八月初在京城及各省省城舉行,，故又稱“秋闈”,。逢子、午,、卯,、酉年為正科，遇慶典加科為恩科,，考期一致,。

考生中試后稱為“舉人”，第一名又稱“解元”,，第二名稱“亞元”,，第三、第四、第五名統(tǒng)稱“經魁”,，第六名稱“亞魁”,。

舉人原則上獲得了選官的資格，并可參加次年在京師舉行的會試,，未來的命運也將發(fā)生顯著的變化,，正如明汪廷訥《種玉記·登雋》所言：昨日里對策棘闈，今日里策名天府,。

清雍正二年（1724）二月,，湖南首次獨立舉行鄉(xiāng)試，此時離湖南于康熙三年（1664）正式從湖廣省獨立出來已過去整整 60 年,。從此湖南的士人不僅減少了到武昌參加鄉(xiāng)試時的旅途之苦與過洞庭湖的風浪之險,， 被取中舉人的機會也大大增加，并間接地導致進士數量顯增,，湖南科舉進入了一個嶄新的時代。

湖南舉行鄉(xiāng)試的具體細節(jié)是怎樣的,？筆者依據國家圖書館保存的一冊《道光十四年甲午科湖南鄉(xiāng)試題名錄》嘗試進行一番探究,。

各省鄉(xiāng)試主考官均由皇帝欽派，湖南也不例外,。來自京城的考試官有兩名,，一正一副，分別是翰林院編修,、國史館協修徐云瑞和翰林院編修,、武英殿協修許乃安。湖南相應配置8名同考官,，分別由湖南8位在任知縣擔任,，其中5人為舉人出身，3人為進士出身,。

這兩位正副主考官由京城提前抵達長沙,，等到八月初六日，考官入闈,，先舉行入簾上馬宴,，凡內外簾官（鄉(xiāng)試會試時的考官）都要赴宴。宴畢,，內簾官進入后堂內簾之處所,，監(jiān)試官封門，內外簾官不相往來,，內簾官除批閱試卷外不能與聞他事,。考試共分3場，每場考3日,；3場都需提前一天入場,，考試后一日出場。

道光十四年（1834）的湖南鄉(xiāng)試,，按慣例組織班子,。首先是主考人員，設監(jiān)臨官,、外提調官,、外監(jiān)試官各一，分別由時任湖南巡撫吳榮光,、布政使惠豐,、按察使趙炳言3位“省級”主官擔任。

其次是監(jiān)試人員,，設內提調官,、內監(jiān)試官、內簾監(jiān)試官3個職務,，分別由道員馮光瀾,、知府呂恩湛、同知端木坦3位“地廳級”官員擔任,。

考務,、考紀人員根據不同的職責又有進一步的分工——

內簾收掌試卷官1名、受卷官4名,、彌封官2名,、謄錄官3名、對讀官2名,、外收掌試官2名,，這14人均是由來自省內各縣的在任或代理知縣擔任；

內供給官1名,、幫辦內供給官1名,、印卷官2名，他們顯然是負責后勤協助,，層級相應較低,，九品至八品不等，為省衙或縣衙派出的吏員擔任,；

棘墻外巡綽官10名,、分號巡綽官8名、巡捕官3名,、搜檢官7名,，維持整個考場秩序,，防止作弊等，因此有知府,、知縣,、縣丞和巡檢等不同層次的官員；

內簾鎖鑰官,、龍門鎖鑰官,、頭門鎖鑰官各1名，分別掌管3道門,。管謄錄封讀飯食官,、內管水官各2名。這些人的層級以九品為主,；還有貢院外住宿巡邏稽查官1名,，由巡撫衙門的參將擔任，為正三品武官,。

由此可知,，湖南鄉(xiāng)試通常設有26個相關職務，需要在全省范圍抽調70名大小官員,。

鄉(xiāng)試作為省級考試,，不但有很多規(guī)矩，儀式感也很強,。如有浙江士子以詩《中秋祭魁星例于入闈日及中秋，監(jiān)臨率提調及監(jiān)試祭魁星》為紀：棘闈鏖戰(zhàn)戶猶扃,，浙水人才本地靈,；為祝天開好文運，瓣香兩度拜魁星,。

整個流程則有錄遺,、唱名、搜檢,、場籃,、衣包、號舍,、題紙,、起稿、交卷,、分餅,、領簽、謄錄,、號軍,、藍榜、彌封、薦卷,、揭曉,、堂備、副榜,、磨勘等20個環(huán)節(jié),，其繁復程度由此可見一斑。

湘軍東征局的易良翰是湖南湘鄉(xiāng)縣的增貢生,，他曾用詩記錄了他參加鄉(xiāng)試的感受,，標題是“鄉(xiāng)闈聽點口占”，顯然事關“唱名”環(huán)節(jié),。同治九年（1870）湖南鄉(xiāng)試第二十一名舉人楊恩壽,，則以日記記錄他于同治六年（1867）、同治九年（1870）兩次參加鄉(xiāng)試的情形,，其中同治六年八月初八日入場的考生多達10370余人,，不但“唱名”耗費時間，而且每場考試的座次都是不同的,。

清朝的鄉(xiāng)試出題內容經過多次變動,，自乾隆五十三年（1788）起才穩(wěn)定下來，其基本范式是——

第一場“四書”制義題3,、五言八韻試題1,；第二場“五經”制義題各1；第三場策問5,。

“四書”題依次是《大學》《論語》《中庸》《孟子》,，如第一題用《大學》，則第二題用《論語》,，第三題用《孟子》,；“五經”題依次是《周易》《尚書》《詩經》《春秋》《禮記》。

據統(tǒng)計,，清代湖南鄉(xiāng)試的考題,，出自《論語》的題目最多，有 104 道,；出自《孟子》的有 103 道,；出自《中庸》的有 96 道；出自《大學》的最少,，只有 4 道,。

道光十四年甲午科湖南鄉(xiāng)試，最終有46人脫穎而出,，這些舉人具備了選取官職及次年赴京參加會試的資格,；另有 9位副舉人,，他們沒有赴京會試資格，但可繼續(xù)參加之后的鄉(xiāng)試,。

該科舉人中最大年齡者53歲,，最小年齡21歲，平均31歲,。長沙縣取8人,，善化縣取3人，長沙全府共取17人,，居各府之首,，占比37%。

舉人是進士的階梯,，他們當中共有7人在次年或更遲年份考取了進士,，占比15%，平均年齡 30.1歲,，分別來自祁陽,、長沙、湘陰,、平江,、新化、瀏陽,、湘鄉(xiāng)等7縣,。

在46位舉人中，僅有 27人有明確的官職記載,，最高的為大學士,，最低的為教諭。

前6名舉人中有2人中進士,，概率為33.3%,，獲任知府,、道員的機會也相對較高,，可謂“學而優(yōu)則仕”，說明這種選拔的水平還是可信的,。

但是考得不夠出色的也不乏有逆襲的例子,，如第三十六名舉人曾子城，湘鄉(xiāng)縣籍,，小地主家庭出身,，是該科最年輕的舉人，他即是后來晚清中興名臣之一的曾國藩,，他在這次中舉后改名,。

曾國藩不曾在日記或書信中談及他參加鄉(xiāng)試的經歷,，僅在道光二十五年（1845）所作《乙己春闈謝戴醇士前輩畫竹》詩中，留有“朅來困棘闈,，逢人匄脫腕”之句,。

咸豐二年（1852）六月，已經官至吏部左侍郎的曾國藩出任該年江西鄉(xiāng)試的正考官,，這本是一個京官們非常企望的外放良機,，而且許多舉人將投入門下。不料,，在赴任途中獲悉母喪,，只得丁憂返鄉(xiāng)，這個變故成為他隨后創(chuàng)立湘軍的轉折點,。

曾國藩十分重視鄉(xiāng)試,，咸豐八年（1858），應胡林翼之請,，他為湖北武昌貢院前的牌坊書寫了“惟楚有材”的匾額,。

湘軍攻克南京后，同治三年（1864）冬,，在曾國藩的力推之下,，被損毀的江南貢院被迅速修復，中斷12年的江南鄉(xiāng)試得以重新舉行,。

同治九年,，刑部尚書鄭敦謹任欽差，與曾國藩同審兩江總督馬新貽遇刺案,，該案是晚清四大疑案之一,。鄭、曾兩位是道光十四年甲午科的同科舉人,，他們在36年后竟一同審案,，也是罕有的機緣巧合。

曾國藩與部分同年友保持了較為密切的關系,，最著者當屬第三十八名舉人長沙曹光漢,。曹光漢字倬甫，號西垣,，曾國藩于道光二十八年（1848）為其父母撰壽序,，提到他們在京城應試時與鄭敦謹、鄒振杰（原名焌杰）,、金樹榮,、王永時、鄧庭楠等舉人同年“朝夕聚處,，醉飽歡娛,，意氣豐盛”,。

曹光漢后來沒有考取進士，經會試后的大挑進入仕途,，后因故回籍,，被曾國藩奏留湖南辦理團防保甲局，保升知州,，接辦厘金捐輸局務,，保舉鹽運使司運同銜。同治元年（1862）后辦理兩江軍務,，補授安徽懷寧縣知縣,，同治三年（1864）后授六安直隸州知州。

從履歷不難看出,，曹光漢是曾國藩十分信賴的幕僚,，無論是厘金捐輸事務還是懷寧知縣、六安知州,，都是比較重要的崗位,。不僅如此，他的族弟曹耀湘也是曾國藩的摯友和幕僚之一,，是《曾文正公年譜》的最初纂輯者,。近代湖南著名教育家曹典球先生，則是他的族曾孫,。有趣的是,，同年友鄒焌杰（第二十四名）還與其結成了同族姻親。

第二十五名舉人楊世銑,，又名楊澤闿,，后改名歐陽澤闿，字石汸,。他的官職不算高,，有《石汸詩鈔》三十卷存世，曾主修《寧遠縣志》,。曾國藩日記里,，分別有道光二十一年、二十四年兩次與之往返的記錄,，也曾為其親屬撰壽文,。同治元年四月十四日,，曾國藩致信楊石汸,，為他的兒子“擢秀萃科入都廷試”而感到高興，又專門委托長沙周輯瑞捎去三十金以作祝賀,。

第二十六名舉人首煥彪,，字班臣,，其事功鮮為人知，他也是與曹光漢同時獲大挑得任知縣,，分發(fā)江西,，先后署理德化、德興知縣,，因患高血壓中風,，于咸豐二年病逝于江西，時年51歲,。早在道光二十九年（1849）,，時任侍讀學士的曾國藩應首煥彪之請，為其祖父母撰墓志銘,，他形容與首煥彪“同寓最久,，相知最深”。

2019年5月,，專注于湖南古村落尋訪的彭志先生在湖南桂陽縣南衙村考察了清代舉人鄧鐘岳建于清同治七年（1868）的老宅,，并采訪 84歲的后裔鄧芳漢。通過比照族譜記載得知鄧鐘岳正是曾國藩同科第二十名舉人鄧一溪,。

跟曾國藩一樣,，鄧一溪也在中舉后改名。鄧一溪當年家境貧困,，在中舉消息傳來時仍在當私塾先生,，主家來賀時頗有幾分“凡爾賽”味道：“先生之志遂矣！所恨者,，我家失一嚴師耳,！”

鄧一溪于道光二十一年（1841）辛丑會試不第，遂絕意科舉,，以課士為業(yè),，先后掌教多個書院。咸豐三年（1853）冬,，曾國藩在衡陽訓練湘軍時曾數次相邀,，未赴。后在鄉(xiāng)組織團練有功,，特授攸縣教諭,，十年后解任，在鄉(xiāng)修建百獲書院,，繼續(xù)陶冶后學,。

陳啟邁可能是與曾國藩唯一交惡的同年友。咸豐五年（1855）六月十二日,，曾國藩上奏參劾時任江西巡撫的陳啟邁,。他先是臚陳諸多事實,，尤其是彭壽頤一案的原委，認為陳氏將貽誤江西全局,，進而強調自己與陳啟邁雖系“同鄉(xiāng),、同年、同官翰林”,，但“向無嫌隙”,，表明他參劾的根本原因是因為公事而非雙方私怨。陳啟邁隨后被免職,，永遠退出官場,。

當代有很多人對這“三同”很不理解。其實,，“同鄉(xiāng)”是指湖南同鄉(xiāng),；“同年”是指同科中舉，非指“同齡”,；“同官翰林”是指他們同于道光十八年（1838）戊戌科會試中試,，但陳啟邁遲至道光二十一年辛丑科才參加殿試，兩人先后進入翰林院,。

總之,，錄取率如同百里挑一所萃選出來的這些湖南精英，或高居廟堂,，或獨處荒隅,，都無可避免地關聯著之后的歷史變遷。從這個角度來說,，這是一場影響深遠的湖南鄉(xiāng)試,。

到了清末，科舉考試內容的死板和考試形式的老套,，導致科舉越來越不能適應時代的需要,。

光緒二十四年（1898），湖廣總督張之洞上奏變通科舉,，三年后（1901）慈禧太后才宣布,，鄉(xiāng)試、會試的試題首場改試中國政治史事論五篇,，二場各國政治藝學策五道,，三場“四書”義二篇、“五經”義一篇,，其他考試例此,。這正是張之洞的建議內容，但變革顯然來得太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