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瑪共和國的全面福利制度

俾斯麥執(zhí)政時期,，有一件事做得非常好,。就是大力推行了福利制度。俾斯麥的想法是,，如果我給工人階級基本福利,，那就切斷了工人階級對左翼社會民主黨的依賴和支持革命的意愿，這樣俾斯麥開創(chuàng)性地設立健康保險、意外保險和養(yǎng)老金等福利制度,。所以早在一戰(zhàn)前，德國的左翼社會民主黨就不再主張革命了,，而是蛻變成了一個溫和的,、要求改良的黨。

在此基礎上,，魏瑪共和國成立后,，執(zhí)政的社會民主黨聯(lián)合中央黨等建立了一個更加精密而全面的福利制度。包括關于青年福利（1922年）和未成年人法庭（1923年）的法律,，為戰(zhàn)爭傷殘人士提供救濟和職業(yè)培訓（1920年）的條例,，以公共福利制度取代濟貧措施（1924年）的政令，以及1927年有關失業(yè)津貼的法律條文,。既有的健康保險,、養(yǎng)老金等方案得到了更加詳盡的解釋，并覆蓋全體國民,。啟動了大規(guī)模的安居項目,，僅1927—1930年間就提供了30多萬套新建或者翻新的住房。醫(yī)院床位的數量比戰(zhàn)前增加了50%,，醫(yī)療從業(yè)人員也隨之同步增加,。建立免費的全面福利制度，把它當作全體公民應得的權利,，這是魏瑪共和國最重要的成就,。

然而，盡管制定了詳盡的實施細則,，但它最終卻未能實現預期的效果,。首先，共和國幾乎從建立之初就經歷的經濟困難,，使得福利制度成了它的沉重的負擔,，也是使之根本難以為繼。1914—1918年間,，大約有1,300萬德國成年男子在軍隊服役,，其中200多萬陣亡。到戰(zhàn)爭結束時,，50多萬德國婦女失去了丈夫,，100萬德國兒童沒有了父親。從戰(zhàn)場回來的男人中,，約有270萬傷員,、截肢者和殘疾人，因為福利制度許諾的補償未能令人滿意地予以兌現,，使得這些人構成了社會不滿情緒的一個長期來源,。

其次,，政府的應對之策是提高富人的納稅額，直至實際稅負幾乎翻倍,。然而這根本不足以支付開銷,，政府不敢再加稅，一方面擔心被指責靠增稅來支付戰(zhàn)爭賠款,，另一方面擔心導致納稅最多的富人不滿,。除了原有的國家養(yǎng)老制度之外，德國經濟在1927年之后不僅必須承受失業(yè)保險的負擔,，到1926年依然還要繼續(xù)給將近80萬殘疾退伍軍人和36萬戰(zhàn)爭寡婦發(fā)放撫恤金,，并且繼續(xù)撫養(yǎng)90多萬失去父親的兒童或孤兒。撫恤金支出占政府開支的比例,，高于戰(zhàn)爭賠款以外的任何開銷,。

第三，福利制度導致中央和聯(lián)邦各州政府中已嫌臃腫的官僚隊伍愈加壯大,，1914—1923年增員40%,，在此過程中，德國的人均公共管理成本幾乎翻倍,。如此龐大的開支在一個繁榮的經濟體中也許可行,，但在魏瑪共和國危機重重的經濟形勢下根本做不到，這樣只好從1924年開始削減支出,、減少國家福利機構的人員編制,、對福利申請人實行更加嚴格的審核。如此許多申請人很快發(fā)覺,，他們很難領到福利機構發(fā)的錢,，或者領到了也與他們所需相差甚遠。

最終使得魏瑪福利機構成為歧視與控制的工具,，讓共和國徹底失去了它打算救助的那些人的好感,。

最讓人感覺不妙的是，由于社會福利機構迅速發(fā)展為龐大的官僚機構,，這就給戰(zhàn)前已廣泛流傳的種族優(yōu)生和社會生物學理論提供了更大的發(fā)揮空間,。有一種觀點被強化成了信條，認為遺傳因素在多種社會偏常行為中起了某種作用,，不僅包括智力缺陷和身體殘疾,，也包括長期酗酒和持續(xù)輕微犯罪，甚至包括妓女等群體的“悖德癖”,。醫(yī)學家和社會工作者開始編纂詳細的卡片索引,，用以登記這類“反社會的人”。警察也推波助瀾，鑒別出大量“職業(yè)罪犯”和“慣犯”,，認為這些罪犯中雖然有些可以通過正確的教育項目得到改造,、回歸社會，但多數根本無可救藥,，主要是因為他們的人格具有遺傳缺陷,。許多專家認為，甄別出這種世代相傳的“劣等”人之后,，防止他們繼續(xù)繁衍下去的唯一辦法就是強制絕育。

反猶主義的深化

1920年代也見證了反猶主義思潮在德國政界和社會的蔓延與深化,。甚至在戰(zhàn)前,，就有右翼團體大肆宣傳，指責猶太人暗中損害德國,。這類種族主義陰謀論得到了魯登道夫等軍事將領的高調認同,，戰(zhàn)爭期間其臭名昭著的表現是所謂的1916年10月猶太人口普查，普查的目的是揭露猶太人既怯懦又不忠的天性,，方法是用統(tǒng)計數據展示參軍的猶太人比例較低,、參軍的猶太人從事文書工作的比例過高。普查的實際結果顯示了相反的情況：許多猶太裔德國人是徹底的民族主義者,，強烈認同德意志帝國,；在軍隊中和前線的猶太裔德國人比例過高，而不是較低,。這雄辯地駁斥了反猶軍官的預判,，導致普查結果被禁止公布。

一戰(zhàn)后,，右翼普遍相信的關于德軍在1918年被革命者“從背后捅了一刀”的說法,，很容易地轉化為反猶主義的煽動。魯登道夫這類人顯然認為,，在背后捅刀子,、領導德國共產黨等顛覆性組織、贊同《凡爾賽和約》,、建立魏瑪共和國的,，正是“猶太人”。雖然像羅莎·盧森堡等猶太人在共產黨領導層中所占比例過高,，雖然歐根·萊文等猶太人在1919年初發(fā)動慕尼黑起義的革命者中所占比例過高,，但他們代表的并不是猶太人，而是與許多非猶太裔人士比如卡爾·李卜克內西等一起,，代表著革命者,。多數德國猶太人支持穩(wěn)重、開明的中間派政黨，其次支持社會民主黨,，而不支持革命的左翼政黨,，因為它們暴力的激進主義讓多數處于中產階層的猶太人既震驚又膽寒。

反猶主義總是在發(fā)生經濟危機的時候大行其道,，而魏瑪共和國的經濟危機又是德國有史以來最嚴重的,。俄國境內那些躲避反猶主義暴力和內戰(zhàn)的猶太貧困難民加快步伐移民德國，成了沖突的一個新來源,。盡管移民人數不多,，但他們很容易成為民眾泄憤的對象。結果是發(fā)生了一波針對猶太人及其財產的個人暴力,、對猶太會堂的攻擊,、褻瀆猶太墓地的行為。

1918年后的反猶主義與戰(zhàn)前的反猶主義的明顯不同,，不僅僅表現在它前所未有地致力于把強烈的偏見轉化為暴力行動,。盡管魏瑪共和國時期絕大多數德國人依然反對使用武力對付猶太人，但反猶主義的語言卻前所未有地嵌入了主流政治話語之中,，損害德國的“背后一刀”,、“十一月賣國賊”、“猶太共和國”和“猶太—布爾什維克陰謀”,。這些以及類似的許多煽動性口號,，不僅經常可以在報紙上讀到,，而且日復一日地回響在立法會議上,，共和國中期國會里的第二大黨民族黨的言論中充斥著這類反猶主義的言辭。

在這股反猶主義的言論浪潮的洗禮下,，許多德國人的感情變得非常麻木,，以至于當一個把反猶主義置于其狂熱信仰核心的新政黨——納粹黨——在戰(zhàn)后出現時，人們并沒有意識到其中有什么特別之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