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問題讓我想到另一個問題：“孩子成績不好,，高三給他每科都請了個特貴的家教，怎么成績還是沒提升,？”答案的核心是“孩子不是自己生命的主人”,，具體到細節(jié)就是(1)學生感覺不到學習的意義,，覺得就算是上清北甚至出國也一樣終生受父母管束，所以缺少動力,；（2）家長自己壓力太大照顧不到孩子學習的細節(jié),，但又怕孩子太“自由”而“造反”，結果自覺不自覺地排斥與學習有關的新工具,、新理論,；（3）家教不是孩子自己找的，父母與家教溝通太少,，只會從“是否短期讓孩子成績提升”一個維度對家教進行評價,，結果硬是將有能力與孩子討論三觀、學習法,、書本中的基本概念的好教師排除在外,，留下光講做題、毫不關心孩子感受的只擅長講面子工程的教師(各種擅長做未成年人生意的人可能都有這個領悟：與孩子有關的商品并不是賣給孩子而是賣給家長的,，所以孩子怎樣想,、事實效果如何不重要，是否讓家長舒服才最重要),，結果孩子情緒狀況越來越差,，也越來越無法深入思考自己痛苦的原因，無法與父母爭辯（這里又回到“孩子不是主人”,，沒有話語權的孩子就算有一肚子道理可講,，父母一個“你不能大逆不道”就可以將孩子理性思辨的火苗撲滅大半）。對應到晚清的狀況就是,，在“所有人都是皇帝的奴隸,、都不擁有對自己生命的掌控權”的大背景之下(1) 權力系統(tǒng)必然腐敗；(2)朝廷拒絕新技術新理論,，堅持大清特色改革,；(3)官員“帶著腳鐐跳舞”，能行動的空間太??；(4)商人不擁有對自己財富的支配權,才能無用武之地。(1)權力系統(tǒng)的腐敗經濟改革的早期嘗試是19世紀60年代的“官辦企業(yè)”,，但由于衙門式的管理導致資金難以維系,，不得不轉向“求富”，此時李鴻章提出了“官督商辦”的方案,，也就是由官方招股,，商人出資，政府派官員來經營的管理模式,，此類企業(yè)不再是僅僅生產武器,，也生產民用品并參與市場競爭。這一方案在施行初期確實創(chuàng)造了大量的財富,，但中國的政治傳統(tǒng)對商人是敵視和排斥的,，因此商人并不屬于體制的核心，而當官督商辦企業(yè)迅速發(fā)展并帶來了豐厚利潤后,，官方見有利可圖,，便以干預、調控,、管理之名分割經營利潤,，于是舊有的腐敗迅速蔓延。這種腐敗不僅體現(xiàn)在中低層漢族官員,，而是一種自上而下的“不把比我弱的人當人看”的系統(tǒng)性特征,。比如，在1906年的改官制中,，滿政府劃了一個將漢人排除在外的利益圈,，這使作為“基本國策”的“預備立憲”成為一紙空文，直接動搖了整個系統(tǒng)的合法性,。這就像那個父母傷害孩子的經典段子：“'你乖乖做個好孩子,，我就跟你商量零花錢的事情?！仡^孩子聽話了,，父母又說'好孩子不要零花錢！’”權力的消極作用不僅體現(xiàn)在對民眾利益的侵蝕,，同時也讓掌權者本身失去了許多借鑒他人的先進科技成果來改善自己的經濟狀況同時鞏固自身權力的機會,，比如：在關于“器物”的爭論中，“頑固派”很少從技術層面論證,、反對新事物,，而是從Politics、道德,、意識形態(tài)的“高度”來否定新器物的合法性,。這種對外來新事物首先要質問其性質的“泛政治化”、“泛道德化”“泛意識形態(tài)化”的深厚傳統(tǒng)和話語體系,，使主張架電線,、修鐵路者長期居于“不道德”的“道德劣勢”。（雷頤,，《帝國的覆沒：近代中國社會的轉型困局》愛讀歷史的朋友會明白通訊與交通運輸系統(tǒng)對于與鞏固權力有關的Propagation的重大作用,，如果彼時的當權者也像今天這番轟轟烈烈搞某些領域的基建，或許歷史會變成另一番模樣,?！?/span>從高考的角度來說,，如果孩子在提出“多自習少上學”、“更多地使用互聯(lián)網來學習”或是“找一個特別有個性的家庭教師”等建議時父母更多地從技術層面與孩子進行討論,，或許因為學業(yè)壓力或其他各式學校問題而抑郁甚至commit suicide的青少年會少許多,，親子沖突也會少許多，家長們的“孩子成年后喜歡與父母交流,、在為父母養(yǎng)老的事情上盡心盡力”的期待也會更容易實現(xiàn)一些,。(2)朝廷對新事物的拒絕首位駐外使臣郭嵩燾曾于1877年出版了介紹（以英國為代表的）西方文化的書《使西紀程》，因為其內容對現(xiàn)代化頗有贊賞之意,，便被認為是“辱清”,、“崇洋媚外”、“有二心于英國”,，最后慈禧在1877年6月下旨將該書毀版,；十年后曾任大清駐日參贊的黃遵憲寫了全面介紹日本的巨著《日本國志》，相關部門因為此書與郭氏之書的巨大相似之處而拒絕出版,，直到甲午戰(zhàn)爭失敗,、丟了大片土地與兩億兩白銀之后，才有人過來指責黃氏“謙讓不流通”,。（寫到這兒突然想到一些家長在孩子小的時候禁止孩子使用電腦,，因為“不相信孩子會用電腦學習，給他們電腦肯定會打游戲”,，若干年后看到一些年輕人打游戲掙大錢了,，又來指責自己的孩子“你不也玩游戲嗎？你咋沒玩兒出錢來呢,？”唉,，兩頭不是人。）(3)權力系統(tǒng)對官員的束縛很多人都知道清末的改革是從軍事領域開始的,，這個認識也很好理解,，畢竟“槍炮不如人”是最好懂也最直觀的總結，但即使是這樣膚淺的道理要在當時的社會推廣也面臨著重重阻力,。在19世紀40年代林則徐就提出了要用西方武器來武裝軍隊,，遭到了“潰夷夏之防”的嚴厲的斥責，這個斥責的意思大概類似于“堅決抵制西方勢力滲透”,。直到鴉片戰(zhàn)爭的14年后,，曾國藩在面臨太平天國的威脅時才開始購買了洋炮裝備部隊，而曾國藩之所以能這么做,，一是因為當時的清政府面臨著被推翻的重大危機,，顧不得平時的很多規(guī)矩；二是因為湘軍并不屬于國家軍隊不拿國家的錢，而是邊緣化的部隊,，因此曾國藩是靠自己籌集的錢來購買武器的,。（滿清在入關之前，對于新式武器尚且能做到來者不拒,，沒有因為“紅夷大炮”里面帶了個敏感詞就認為“辱清”而抵制不用,，但在成功入關并學會了外儒內法這一套文化后就迅速退化，可見法家的愚民政策造成的傷害是雙向的）,。 如果對比其他落后國家的反應，就更能看出清政府從上到下的反應是多么遲鈍,。1842年清朝在鴉片戰(zhàn)爭的慘敗引起了日本的極大反應,，薩摩藩藩主島津齊彬興建了“集成館事業(yè)”，開始引進西方武器,，采取西方軍事技術,，興建西式工廠。也就是說在1853年黑船事件之前,，日本人就已經開始了“改革”,。而薩摩藩也正是倒幕運動和明治維新的主力。(4)權力系統(tǒng)對商人的束縛古有地中海商業(yè)文明,，現(xiàn)有×寶,，回想曾經收到過的無數快遞包裹，我們能切身體驗到發(fā)達的商業(yè)對于社會資源優(yōu)化配置的重要作用(這作用大到,，當許多人說起燈塔國是“商業(yè)帝國”時,，經常會忘了它同時也是一個農業(yè)大國)。因為“全世界都鬧天災”這樣的事情發(fā)生的概率微乎其微,，伴隨發(fā)達商業(yè)的物流網絡及人口流動可以極大地降低局部天災對當地人的傷害,。而縱觀我們的歷史，高頻率出現(xiàn)的饑荒一般是戶籍制度所帶來的人身依附及“輕商”的后果（來自《管子》的“士農工商”的思維不僅影響了兩千多年的古人,，即使在現(xiàn)在,，許多受過高等教育的“學霸”們在想到“做生意”這個選項時還是會覺得埋沒了自己，還是會覺得做“士”(公務員)更“體面”）,。權力對商人的束縛至今存在,，百多年前尤甚。清末改革初期甚至不打算讓有經驗的商人做企業(yè)而是嘗試“官辦企業(yè)”,，失敗后才考慮“官督商辦”,，這一模式只在開始時發(fā)展迅速，甚至吸引了很多資本從外資企業(yè)撤資并入股官督商辦企業(yè),，但當權力看見了這些新鮮資本以及商辦企業(yè)的利潤,，立即又像蒼蠅一樣涌上來，不僅指手畫腳地想要接管企業(yè)，還將利潤分割干凈,，導致企業(yè)再生產難以進行,，甚至面臨存亡危機。以曾國藩,、左宗棠,、李鴻章的權勢之強，且興辦生產新式武器的換代軍工企業(yè)對鎮(zhèn)壓農民起義,、抵御外侮至為重要,，可以說關乎清王朝的生死存亡，但遇到的阻力之大仍超乎想象,，如果用機器生產民用品,，更無可能。無權無勢的普通商人在這種環(huán)境中,，更不可能舉辦近代企業(yè),。如19世紀70年代初曾有華僑商人在廣東南海設立以蒸汽為動力的繅絲廠，結果卻被官方以沿海各省制辦機器,，均系由官設局,，奏明辦理，平民不得私擅購置為由,，將其封閉,、拆除。（《帝國的覆沒》,，第三章）與之相反的是日本的經濟改革,，日本改革與清末改革一個關鍵的不同就在于日本將官營企業(yè)以低價出售給私人，再由政府對私人企業(yè)提供資助,。1870年,，明治政府就引進了歐美銀行制度，1879年國立銀行有153家,，于是政府決定停止發(fā)展國立銀行,，扶植私立銀行，到1884年,，日本的私立銀行與金融機構達955家,，這些機構提高了政府的融資以及應對危機的能力。[1]總結貫穿經濟改革的線索是產權問題（《詩經》曰“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這個問題往大了說也就是“國家到底是誰的國家”,，而這已經超出了經濟的范疇,。回看晚清的歷史可以發(fā)現(xiàn)這樣一個規(guī)律：改革的進步性力量往往來自于體制的邊緣地帶,，而不是體制的中心,，那么改革失敗的原因也可以歸結為體制對邊緣地帶壓制的太死，使得進步性力量在尚未生長發(fā)育起來的時候就夭折了,，而當體制的中心終于認識到改變的重要性時,，卻發(fā)現(xiàn)自己已經錯過了機遇。就像許多十六,、七歲的高中生,，好容易某天突然有了靈感想要創(chuàng)造自己獨特的學習方式，嘗試去花個三,、五小時認真思考時卻一次次被父母的“你數學作業(yè)完成了沒,？”、“這么晚該睡覺啦,！”、“你竟然想請假,？想什么呢,？”打斷，甚至被嘲諷“你懂的多還是那個40歲的名師懂的多,？聽話就對了,，別瞎想！”結果創(chuàng)造自己獨特性的力量才剛萌芽就被扼殺,，多年以后終于大家都發(fā)現(xiàn)當年的思路不對時,，孩子的孩子都已經很大了，已經中年的曾經的孩子們就算還有可能用新的學習方法學一些東西以自娛,，但本該屬于青春期的陽光,、草地、戀愛卻永遠地錯過了,。1. 雷頤. (2021). 帝國的覆沒：近代中國社會的轉型困局. 北京：東方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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