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嘉慶戊辰年（1808）重修《余杭縣志》（以下簡稱嘉慶志）卷2《建置》寫道：

“司馬彪《郡國志》”六個字是嘉慶余杭縣志的注文，說明這是大禹說的原始依據(jù),。原文“禹杭者”云云,，則是直截了當(dāng)將“禹杭”與“余杭”等同起來，“禹”和“余”在這里變成了想當(dāng)然的諧音通假字,，而“舍舟航”的“航”字也隱含著“航”與“杭”字通假,，就是說，光從字面上就可將“禹航”理解為“余杭”,，從而加深人們對于余杭地名來自大禹舍航登陸的印象,。

司馬彪是西晉人（,？-306）,，《郡國志》是他《續(xù)漢書》里的八種志書之一。因范曄所撰《后漢書》無志,，南朝蕭梁時劉昭給《后漢書》作注便將司馬彪各志析為30卷補(bǔ)入,，雖為附驥，卻彌補(bǔ)了《后漢書》無志的缺憾,。司馬彪《郡國志》在《后漢書》30卷志書中的次第是第19卷至第23卷,，占有5卷篇幅，《嘉慶志》引述“禹杭”之說,，又注明出自“司馬彪《郡國志》”,，當(dāng)即指此。但今考清王先謙（1842-1917）《后漢書集解》本30卷志書部分的第22卷,，即《郡國志》揚(yáng)州卷中的吳郡“余杭”條下,，卻并無此句。錢林書先生《續(xù)漢書郡國志匯釋》所依據(jù)的是中華書局廿四史標(biāo)點(diǎn)本,，在同一條目下,，也沒有征引到此說。這就表明,，今傳本《后漢書》所補(bǔ)入的司馬彪《郡國志》和學(xué)者們所能搜集到的異說里,，其實(shí)都沒有《嘉慶志》所提到的這一條記載,。那么《嘉慶志》的原始依據(jù)究竟從何而來呢,？

這里選錄幾種極具權(quán)威的稱余杭之名成因于大禹的志書一種類書：

這幾種兩宋文獻(xiàn)雖然字句略異,，但大意相同，都認(rèn)為“杭因禹得名”,。1,、2、3三種又都把樂史撰著的《太平寰宇記》（1,、2簡稱為《寰宇記》）當(dāng)作大禹說的主要來源,，而樂史本人則和《太平御覽》的編者李昉等人一致，將《郡國志》作為此說之源,。

于是可知,，《郡國志》是大禹說的終極源頭。

因此,，余杭嘉慶志的引述也應(yīng)該和上列諸書一樣,，是有其源流依據(jù)的。需要說明一下的是,，余杭之有縣志,，據(jù)嘉慶志張吉安《序》，開始于北宋祥符年間（1008-1016）,，比太平興國稍晚二十多年,，也就是說，樂史、李昉他們當(dāng)初能夠看到的文獻(xiàn)資料,，第一部《余杭縣志》的編者也基本都能看到,，而余杭修志，遠(yuǎn)紹近繼,，代有編纂,。嘉慶志正是在繼承前代縣志的基礎(chǔ)上重修的，故其所稱《郡國志》此條屬于歷代縣志移錄而來,，應(yīng)在情理之中,。

然而，由于今傳本司馬彪《郡國志》根本就沒有“禹杭者,，夏禹東去,，舍舟航登陸，因以為名”這一記錄,，則所有溯及至西晉的大禹說來源就完全是一場竹籃打水,，正所謂皮之不存毛將焉附。況且,，司馬彪《郡國志》的體例,，對于郡國縣邑等名稱基本都不溯源，例如對吳郡各縣僅作如下記述：

由這個例子可見此書之簡要,，這一條除了吳、毘陵,、陽羨,、無錫稍有解說外（但均不涉及名稱起因）,，其他都只是排列其名而已,，它甚至還不如班固的《漢書·地理志》詳細(xì)。所以,，我們無法想象作者在此會對余杭作一個特別的地名起源說明,。

司馬彪這篇《郡國志》要到南梁劉昭將其補(bǔ)入《后漢書》并為其作注時，才開始點(diǎn)明那些郡國縣邑的由來出處,?！坝嗪肌睏l下的劉昭注是：

劉昭這條注釋非但無一字提及大禹，并且連余杭出自秦始皇的說法盡管有顧夷,、徐廣之證在前,，也是保留疑義的。這就可以確定,，如果《郡國志》原文有大禹說,，劉昭沒有必要舍近求遠(yuǎn)去引證一種他自己都深表狐疑的秦皇說。這一證據(jù)有力地說明,，所謂司馬彪的那一條大禹說,，不但傳本原文沒有，連佚文的可能性也不存在,，根本就是子虛烏有,。

宋初樂史（930-1007）《太平寰字記序》云：

此序果然提到“元和有《郡國志》”。元和（806-820）是唐憲宗年號,，期間涉及全國范圍并且傳到今天的地志只有李吉甫（758-814）編成于元和八年上（813）的《元和郡縣圖志》（以下或簡稱《元和志》）一書,。李氏此書是一部配圖的地理總志，內(nèi)容和形式都超越了唐初魏王李泰編纂的《括地志》,，是唐代地理名著,。那么樂史序中所指稱的“元和《郡國志》”是否就是這部《元和郡縣圖志》呢？這是一個迄今還沒有完全弄清楚的問題,。樂史撰《寰宇記》,，從體例到內(nèi)容，《元和志》都是他主要的參考書,，因而經(jīng)常被大段抄錄,。問題是，樂史引用書目往往不嚴(yán)謹(jǐn),，有時全稱,，有時簡稱，有時還采用變稱,。由于引用的書目涉及多種地志,，變稱一多，就難免引發(fā)混亂以致張冠李戴,。如《太平寰宇記》卷3《河南府》之引書,，有《郡國縣道記》，有賈耽《郡國志》,，有《漢書·郡國志》,，還有為解說“萇弘祠、白君祠,、石虎”等遺跡而引的《郡國志》等等,。賈耽（730-805）是比李吉甫年長28歲的唐代地理名家，著有《古今郡國縣道四夷述》,，《貞元十道錄》等,，樂史這里引用的《郡國縣道記》、賈耽《郡國志》,，應(yīng)該就是被他一書兩稱而實(shí)際上是同部著作的《古今郡國縣道四夷述》（《太平御覽》常引作《四夷郡國縣道記》）,?！稘h書》只有《地理志》而無《郡國志》，之所以被引作《漢書·郡國志》,，今人王楚文《太平寰宇記》點(diǎn)校本認(rèn)為脫一“后”字,，當(dāng)作《后漢書·郡國志》。至于“萇弘祠,、白君祠,、石虎”下所引的無冠名《郡國志》，依照樂史序言,，似乎是指李吉甫的《元和郡縣圖志》了,，但該書傳至今日即如賀次君先生點(diǎn)校本,，因闕文重重,，無法校對到這三條引文，造成后人甄別困難,。賈耽之書雖也間或被稱為《郡國志》,，但其人已早于元和年去世，因而不能設(shè)想無冠名之元和《郡國志》可能是賈耽著作,。

問題集中到李吉甫《元和郡縣圖志》有無可能被樂史變稱為《郡國志》,，或者說本來就有過《元和郡國志》的別稱。有近代方志學(xué)家,、?？睂W(xué)家之稱的繆荃孫（1844-1919），就把見于《太平寰宇記》的無冠名《郡國志》引文一概視作《元和郡縣圖志》佚文,。

但問題遠(yuǎn)非如此簡單,，依據(jù)后人引書看，南宋王象之《輿地紀(jì)勝》用《元和郡縣志》全名引述,，祝穆《方輿勝覽》用《元和志》簡稱,，宋初的《太平御覽》引《郡國志》條目偶有合于《元和志》，又引作《元和郡縣圖志》,，而樂史本人抄錄李書根本就不稱引書名,。由此論之，李吉甫親筆所著的《元和郡縣圖志》是不太可能被簡稱或變稱為《郡國志》的,。還有一個現(xiàn)象是,，《元和志》一般只列主條目，而《寰宇記》引《郡國志》共有354條,，基本都是一些次條目,。清代嚴(yán)觀作《元和郡縣補(bǔ)志》輯補(bǔ)今本《元和郡縣圖志》時，將《寰宇記》引《郡國志》文,，只部分地看作是《元和志》佚文,，收入了其中34條,，其余條目則以盡是“稗官小說，多與正史不合,，未敢濫入”,，可見《元和志》與《郡國志》兩書在體例與內(nèi)容上有重大差別。

《中國歷史地理論叢》1988年第1輯刊登過由葛蓬天編譯的日本學(xué)者高橋稔《元和郡國志研究》一文,。據(jù)介紹,，高橋稔檢出《寰宇記》引用《郡國志》佚文，只有36條在今本《元和志》里找到相同條目,，但內(nèi)容卻有明顯差異,，因此樂史所引《郡國志》和今本《元和志》絕非一事。高氏還根據(jù)《唐會要》等文獻(xiàn),。認(rèn)為《元和郡縣圖志》曾出現(xiàn)過30卷,、40卷（今本）、54卷三種說法,，40卷本是在元和八年已編成的30卷本基礎(chǔ)上擴(kuò)衍,，乃作者手定本，而54卷本是李吉甫于元和九年卒后由他人將其《六代略》及這本所謂《郡國志》羼入后的卷次,，至南宋時又遵循李吉甫進(jìn)書表基本精神,，刊落后增的內(nèi)容，恢復(fù)了40卷本舊觀,。從高橋稔的論證看,，宋人引述的元和《郡國志》，很可能就是54卷本《元和志》的部分內(nèi)容,?；蛘咭部梢哉f，元和《郡國志》雖然不能貿(mào)然認(rèn)定其為《元和郡縣圖志》的增訂本,，它也是一部元和時期與李吉甫有密切關(guān)系的地理志,。

應(yīng)該說,，元和《郡國志》與《元和郡縣圖志》非一人所作甚明,，證據(jù)很多,，因無關(guān)本文主題,，不予羅列,。一個基本理由是余杭一名的來源,，兩者意見不一,?！对椭尽肪?5《江南道一》云:“余杭縣,，本吳地,。《吳興記》云：'秦始皇三十七年,，將上會稽,，途出此地,，因立為縣，舍舟航于此,，仍以為名,。’”可知李吉甫未錄大禹舍舟航之事,，甚至,，他當(dāng)時都可能還不知道有大禹說。且李書體例但主一說,，不征異辭,，因此，如果兩說不能并立,，則元和《郡國志》與《元和郡縣圖志》必非同一作者,。

余杭《嘉慶志》所引司馬彪《郡國志》的大禹說，從上述情況看,，當(dāng)與《太平寰宇記》,、《太平御覽》等文獻(xiàn)一樣,，實(shí)際上只是引證了一個中唐時期才出現(xiàn)的說法,。在早期的余杭縣志里，原注只可能是“《郡國志》”三字,，比較靠后的或明代或清代的縣志編者,，因兩宋地志專著已不易看到，而常識中的《郡國志》正式傳本只有《后漢書》所附的司馬彪30卷志書中才有,，從而被誤導(dǎo),，從而便想當(dāng)然地加上“司馬彪”三字，而這一妄加,，便虛構(gòu)了一個讓許多人信以為真的大禹說源自西晉的假象,。

由此可以得出的結(jié)論是,，大禹說的始作俑者是唐人,。

資料｜吳義全

排版｜周   佳

編校｜劉萬偉  張雪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