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亨廷頓，哈佛大學的政治學教授,，還在卡特總統(tǒng)任期內做過白宮的國家安全顧問,，《文明的沖突與世界秩序的重建》堪稱是他漫長的學術生涯里的巔峰之作。
1989年,，蘇聯(lián)解體和冷戰(zhàn)結束,。當時西方眾多政治學者對這個事件感到歡欣鼓舞，認為社會主義蘇聯(lián)的倒臺意味著資本主義將會一統(tǒng)天下,。亨廷頓以前的學生,，日本裔的美國政治學家弗朗西斯·福山就是其中之一。他受到了黑格爾和馬克思那種歷史決定論的影響,，認為人類的歷史有一個明確的方向和最終的歸宿,。冷戰(zhàn)結束，大幕終于落下,。在福山看來,，這意味著資本主義民主體制終將成為全人類共同的政治體制，成為人類政治發(fā)展的最后歸宿,。于是他在1992年出版了一本影響巨大的著作《歷史的終結與最后的人》,。但是亨廷頓對這種看法表示懷疑，他先是在1993年發(fā)表了一篇題目是《文明的沖突,？》的文章,，隨后又把這篇文章發(fā)展成了《文明的沖突與世界秩序的重建》這本書。在文章和書里,，亨廷頓就是要反對福山那種大一統(tǒng)的美好前景,。亨廷頓指出，在冷戰(zhàn)結束以后,，國家和地區(qū)之間的沖突戰(zhàn)爭依然不會停止,。
冷戰(zhàn)以后，沖突的主體肯定不再是以意識形態(tài)劃分的“資本主義國家”和“共產主義國家”,。那么會是地緣政治劃分的不同大洲之間的沖突嗎,？還是對石油的渴望才是國際沖突的禍端？在亨廷頓看來,，這些都不是最重要的,，國際沖突的主體將會是不同的文明，而且這種沖突根深蒂固,，無法避免,。 亨廷頓在書中把文明理解成一個對于人類群體的劃分單位，在這個群體內部,，一般有著共同的語言,、歷史、政治制度,、生活方式,，尤其是宗教。一個文明系統(tǒng)當中的人們,，大體具有相似的知識,、信念、價值和身份認同,。
亨廷頓把世界上的國家和地區(qū)按照這個標準分出了八大文明板塊,。第一個板塊是由基督教主導的西方文明，包括北美,、中西歐,、澳大利亞等；第二個板塊是拉丁美洲,；第三大板塊是從前蘇聯(lián)分裂出來的以及周圍的東正教國家,，包括保加利亞、希臘等國,；第四個文明板塊是伊斯蘭文明國家,，包括中東、北非等等,。 在亞洲國家中,，亨廷頓區(qū)分出了三個主要的文明，有以中國和韓國為代表的儒教文明國家,；以印度和尼泊爾為代表的印度教文明國家,；以及自成一體的日本文明。除此之外,，非洲南部或許也可以算作一個單獨的文明板塊,。在這八個比較明確的文明板塊之外，亨廷頓認為還有一些難以被歸類,，自成一派的國家,，比如以色列,；同時還有一些處在裂縫中的國家，這些國家中的人具有不同的文明認同,，比如烏克蘭,。
在亨廷頓看來，不同文明之間的鴻溝是不可逾越的,。因為“文明”這個詞所涉及的是人類生活最深層的內容,。如何看待世界、如何理解人和神的關系,、如何理解個人和國家的關系,、如何看待兩性之間的差別，等等,。也就是說,，不同的文明對于我們說的最基本的“三觀”有著截然不同的看法。而且這些不同的看法來自于幾個,、十幾個甚至幾十個世紀的歷史積淀,，我們不能指望它們短時間內就會消失。
隨著全球化進程的加快,，世界確實變得越來越小了,，不同文明之間原本獨立和分離的生存空間不見了。 全球化帶來了兩個方向完全相反的趨勢,。一方面,，全球化確實帶來了趨同的傾向，不同國籍,、人種,、文化之間的差異被不斷地抹平，趨向一致,。很多人會認為這樣一種趨同是國家壁壘的淡化,，是人類在朝著更加平等的方向邁進。但是,，另一方面,，這種表面上的趨同，也可能會帶來個性身份的喪失,，有時候反而加劇了人們的焦慮,，人們禁不住會問：我到底是誰呢？我只是千人一面中的一個分子嗎,？我的獨特性在哪里呢,？這樣的問題可能會讓人們更想要回歸到屬于自己的傳統(tǒng)文明當中，產生更強的文明意識和獨特的身份認同,。
如果我們把形形色色,，內心深處有著根本不同“三觀”的人群放在一起,，讓他們產生密集的互動和接觸，更有可能出現(xiàn)的是沖突和紛爭,，而不是理解和共存,。 這就是亨廷頓認為的文明沖突必然發(fā)生的深層邏輯和機制，這種文明之間的沖突,，必然會影響地區(qū)間的政治關系和經濟關系，阻止政治全球化和經濟一體化的進程,，就像不同的大陸漂移板塊的交界處會形成地震帶,，這些地震帶的能量積累到一定程度就會爆發(fā)地震。在文明的板塊之間也會形成亨廷頓所說的“斷層線”,，在這些斷層線的周邊,，如果矛盾積累到一定程度，或者一些偶然事件的刺激,，就有可能引發(fā)不同文明之間的正面沖突,。
伴隨著現(xiàn)代化和全球化進程的，是文明的變化消長,。在觀念上,，以美國為代表的西方文明認為，現(xiàn)代化的出現(xiàn)是西方文明的貢獻,，而這就意味著,，如果要實現(xiàn)現(xiàn)代化，非西方文明必須要全面采納西方文明,。然而亨廷頓提出,，雖然現(xiàn)代化會給原本不同的社會帶來更多的相似性，但是我們不能認為所有完成了現(xiàn)代化的國家都是同質的,。換句話說,，“現(xiàn)代化”和“西方化”之間是可以分離開來的，是兩個不同的過程,，只不過在西方,，這兩個進程是一致的。而對于那些尚未完成現(xiàn)代化的非西方社會,，它們的未來選擇并不是單一的,。
從邏輯的可能性上說，可以有三種選擇,。第一個是既不現(xiàn)代化也不西方化,，比如中國曾經的閉關鎖國政策；第二種選擇是既現(xiàn)代化也西方化,，比如墨西哥力圖從一個拉美國家向北美國家的轉型,；然而,，大多數(shù)國家選擇的是第三種所謂改良型的道路，就是在現(xiàn)代化的過程中改良自己的文明,，對西方文明保持一定的疏離和拒斥態(tài)度,，比如日本就在保留自己文明的同時完成了現(xiàn)代化。而土耳其更是“一心二用”,，通過政治精英的西方化改革,，和民間大眾對伊斯蘭文明的支持，共同推進現(xiàn)代化進程,。
西方文明自以為是人類歷史發(fā)展的最終去向,，不顧全球政治中不可逾越的文明鴻溝，強制推行西方社會的自由價值和民主政治,，這樣也就難免會引起其他文明的反彈,，產生對西方文明的進一步拒斥，對自己文明的加倍捍衛(wèi),。這樣一來,，不同文明之間的沖突就會更加升級。 基于上面說到的種種觀察和預測,，亨廷頓認為冷戰(zhàn)結束后,，各國通過文明的沖突會重新建立起一個新的國際政治秩序。各個文明板塊里會出現(xiàn)核心國家,，其他小國會出于身份認同和自我保護的需要,，團結在這些核心文明國家身邊。這樣就會形成以核心國家為首的“同心圓”格局,。
亨廷頓認為我們已經看到的,、初具雛形的同心圓結構有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陣營、以俄羅斯為首的東正教陣營,，和以中國為首的大中華圈,。而伊斯蘭文明中還沒有產生體量足夠大、地位足夠高的核心國家,，這也就使得伊斯蘭文明與西方文明的對峙問題格外棘手,。總而言之,，重建之后形成的世界政治秩序,，一定是以文明大國為核心，以文明板塊為分界的同心圓國家群之間的持續(xù)對峙和沖突,。 亨廷頓這本書的著力點在于“文明的沖突”,，而不是“秩序的重建”，他最后說到這種“秩序”,，是基于對峙和沖突的秩序,，一種相互制衡的穩(wěn)定局面,，而不是任何一種文明一統(tǒng)天下的秩序。 在書中,，亨廷頓提出過一個駭人聽聞的說法：“伊斯蘭的邊界滿是血腥”,。在他看來，伊斯蘭文明經歷了人口的大爆發(fā),，但是和亞洲文明不同,，伊斯蘭國家沒有實現(xiàn)相應的經濟發(fā)展。更麻煩的是,，伊斯蘭文明提供的不僅僅是一種宗教,，而是一個整體的生活方式。
伊斯蘭文明里幾乎沒有世俗生活,，因而也就沒有現(xiàn)代公民社會的生長空間，所有的社會機構和制度,，包括教育,、醫(yī)療、法律和政治都從宗教里面獲取自己存在的合法性,。而這個文明所信奉的傳統(tǒng)教義與現(xiàn)代化和全球化幾乎格格不入,，因此，在面臨現(xiàn)代化和西方化的雙重壓力時,，伊斯蘭文明極有可能回歸到“原教旨主義”的道路上去,。此外，伊斯蘭教和基督教在教義層面上還具有某些的共性,，比如它們都有一種傳播拓展的訴求,，它們都尋求讓異教徒或者不信自己宗教的人改信自己的宗教。
對于其他宗教和文明它們都有極強的劃分敵我,，非黑即白的態(tài)度,，凡是不接受這一套體系的人，要么是愚蠢的,，要么就是邪惡的,。所有的這些要素加在一起，就讓亨廷頓預言了伊斯蘭文明和西方文明的邊界,，到處都可能發(fā)生沖突和戰(zhàn)爭,。從歷史上看，這兩個文明就很多次因為爭奪權力,、土地和思想上的控制,，而陷入長期的爭斗之中，前后持續(xù)了兩百年的十字軍東征就是這種沖突歷史最集中的寫照,。 911 事件發(fā)生之后,，人們回看亨廷頓的這些論斷,，不禁驚呼，原來在這個災難性的事件發(fā)生前,，就已經有一位頗有遠見的政治學者預見到了它的發(fā)生,。其后，為了報復911襲擊,，打擊伊斯蘭極端勢力,，美國發(fā)動了對阿富汗的戰(zhàn)爭，結果經過長達十四年的戰(zhàn)爭,，一方不惜血本投入,，另一方則變得滿目瘡痍。這場戰(zhàn)爭似乎就是亨廷頓的文明沖突理論在現(xiàn)實世界政治中最活生生的體現(xiàn),！
在20世紀末的時候,，亨廷頓出于類似的敏銳觀察和清醒認識，繼續(xù)提醒世人,，文明有著自己的生長軌跡和發(fā)展極限,，我們不能盲目地抱著樂觀態(tài)度，認為這個時代的某一種文明已經找到了人類發(fā)展的正確答案,，必將長盛不衰,。 我們當然不希望世界充滿戰(zhàn)爭，到處都是敵人,，但是這種用敵我對立的方式看待世界的方式并不是亨廷頓的發(fā)明,，也不會因為對他潮水般的批評就從此停止。我們在冷靜地看待亨廷頓這本著作的得失的同時,，更需要反思的或許是我們看待不同文明,、不同政治體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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