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全球大格局來看,,小國在第四次金融危機中“天然地”扮演著能量釋放口的角色。 “浪漫土耳其”如今正變成“動蕩土耳其”,。 去年8月份,,特朗普把從土耳其進口的鋁和鋼產(chǎn)品的關稅提高一倍,,分別達到20%和50%,,成為引發(fā)土耳其貨幣危機的導火索,土耳其貨幣里拉一度開啟自由落體式下跌,,貶值超過40%,近8000萬土耳其人“一夜暴窮”,。 所幸,2018年里拉大幅下跌的態(tài)勢“剎住了車”,。不過,這并沒完,。今年開年,里拉又處于下滑態(tài)勢,。而3月22日,土耳其匯率及利率再次大幅波動,,上演股匯雙殺。 3月27日,,土耳其伊斯坦布爾100指數(shù)(ISE National-100)日內(nèi)一度暴跌7%,,并抹平年內(nèi)所有漲幅,,今年從累漲轉為累跌,。 土耳其里拉更是劇烈波動,。3月22日當天,,里拉兌美元期間跌幅超過6%,創(chuàng)去年8月份該國貨幣危機爆發(fā)以來最大單日跌幅,。3月27日,土耳其里拉兌美元再跌超2%,。 2018年被認為是土耳其遭遇的近二十年來最糟糕的一年,目前來看,,或許“最糟糕”還言之過早,。 而隨著土耳其危機持續(xù)發(fā)酵,,新興市場貨幣又被“牽連”,,持續(xù)遭遇拋壓。 3月27日,,新興市場貨幣再度全線大跌,阿根廷比索兌美元跌1.9%,,創(chuàng)歷史新低,今年以來已累計跌超15%,;南非蘭特、巴西亞雷爾,、墨西哥比索兌美元均跌超1%,俄羅斯盧布兌美元跌0.6%,。 市場再度猜測,,土耳其將引爆新興市場危機。艾德證券期貨就發(fā)報告稱,,土耳其引發(fā)新的新興市場危機 。 為什么土耳其動輒處于危機邊緣,,難以消停? 要知道,,過去十多年來,,土耳其一直是新興經(jīng)濟體中的“模范生”,先后被高盛等國際投行列入“新鉆十一國”,、“薄荷四國”、“靈貓六國”,,備受國際資本追捧,;還被稱為“最接近發(fā)達國家的發(fā)展中國家”,。 土耳其統(tǒng)計局數(shù)據(jù)顯示,,2017年土耳其人均GDP約為10597美元,距離高收入國家的標準只有一步之遙(按世界銀行2015年標準,,人均GDP高于12736美元為高收入國家),。 但是,,2018年形勢陡然轉變,當年土耳其經(jīng)濟增長僅2.6%,,較2017年7.4%的增速大幅放緩,創(chuàng)2009年來的最差表現(xiàn),。 對此,,經(jīng)濟學家認為,土耳其經(jīng)濟自2009年來首次陷入衰退,。 昔日的“模范生”為何突遭敗績? 表面上看,,里拉暴跌的直接因素始于美土關系惡化,而今年的導火索則是3月以來土耳其的外匯儲備在兩周時間大幅下降6.7%,。然而,究其根本是此類小國在國際貨幣市場上的尷尬地位所致,,可以說,如同小國無外交,,小國也同樣無外匯。 除了內(nèi)部痼疾外,小國大多處于地殼斷裂帶上,,受國際政治左右。 從地緣上看,,如土耳其,地跨亞歐兩大洲,,不僅是連接亞洲和歐洲的戰(zhàn)略要地,,也是歐洲與中東的連接地帶,,而且控制著連接黑海和愛琴海的唯一通道——土耳其海峽。 向東可攻擊西亞,,控制世界島中心地區(qū)和中東與里海的油田,;向南可占領北非與蘇伊士運河區(qū),,控制世界海運戰(zhàn)略航線,;向西可直逼歐洲心臟,進駐世界經(jīng)濟與科技最為發(fā)達的區(qū)域,;向北可威脅烏克蘭和俄羅斯,直搗歐洲糧倉,,戰(zhàn)略地位之重可見一斑,。 然而交匯處也是沖撞點,,必然成為大國博弈的主戰(zhàn)場,。 土耳其雖一直懷揣大國夢,,但自身實力不濟,難以擺脫美國盟友,、北約成員國等身份的羈絆,更無全面挑戰(zhàn)西方的資本,,而土美在中東問題上的矛盾和利益分化使得雙方漸行漸遠,,但土耳其與俄羅斯,、伊朗靠近,,也只是一種戰(zhàn)術上的改變,很難形成一種戰(zhàn)略上的盟友關系,。 在這樣的左右拉扯中,土耳其一直難以擺脫受制于人的命運。 同時,,國際資本套息交易與新興市場高杠桿操作,制造了土耳其的債務危機,,使得曾經(jīng)的經(jīng)濟奇跡也不過是“沙灘上的城堡”。 對于投機的國際資本來說,,新興市場國家普遍處于經(jīng)濟起飛期,不僅投資機會多,,其與發(fā)達經(jīng)濟體之間的利率差更使其成為國際資本套息交易的最佳對象。 對于新興市場國家來說,,大舉借債,、加杠桿是拉動本國經(jīng)濟實現(xiàn)高增長的最大力量,,雙方一拍即合,。 近十年來,新興市場國家將自身的增長水平維持在5%左右,,主要靠的是杠桿率的不斷增加,。 在過去的十年里,新興市場的企業(yè)部門杠桿率明顯上漲了近一倍,,自2016年以來其杠桿率水平甚至超過了100%。在不斷加杠桿造就的表面繁榮之下,,是債務危機的暗流洶涌,。 2017年,,新興市場借款總額已從2007年的21萬億美元(合GDP的145%)增至630萬億美元(合GDP的210%),,且至今仍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借債。 土耳其更是其中的“佼佼者”,,2018年3季度末土耳其外債總額接近4500億美元,,是該國外匯儲備的6倍以上,,外匯儲備遠遠不足以償付大量的外債,。 天下沒有免費的午餐,土耳其等國通過借債推動了經(jīng)濟增長,,但同時也服下了一劑“毒藥”。 隨著外資紛紛從新興市場國家撤出,,開啟美元收割期。而資金流的水龍頭被關上后,,新興市場國家不但償還外債的壓力日漸沉重,還要面對資本外流,、股市暴跌,、貨幣崩潰等棘手問題,貨幣貶值壓力自然不斷增高,。 從更大的格局來看,,小國在第四次金融危機中扮演著能量釋放口的角色。 從2008全球金融危機以來,,全球大多數(shù)國家都走上了量化寬松的道路,,開動印鈔機大印鈔票。這種做法及時填補了上一輪金融危機造成的信用窟窿,,但同時使全球處于空前的資本過剩環(huán)境中,。 天量的過剩金融泡沫越撐越大,無異于一顆定時炸彈,為世界經(jīng)濟埋下了危機的“種子”,。
如此一來,急于尋求出口的金融泡沫一旦與脆弱的“地殼斷裂帶”相遇,,勢必將噴涌而出,釋放過剩能量,,這些小國便成為世界危機能量的發(fā)泄口。 事實上,從去年下半年開始,,危機的多米諾骨牌就已開啟,不僅越南,、印度尼西亞、菲律賓等國家可能將中招,,俄羅斯、南非,、印度等金磚國家也可能被波及。 無怪乎新興市場國家動輒一片風聲鶴唳,,土耳其危機“拔出蘿卜帶出泥”,,不僅暴露了土耳其自身的問題,,更揭示了諸多新興市場國家共同的脆弱性,。 且不說這些國家多數(shù)政局動蕩,例如,,去年,阿根廷領導層更迭頻繁,,政策變動不居;南非因為激進的土地改革導致國內(nèi)政局不穩(wěn),;巴西政壇斗爭日趨激烈,,更有多名領導人陷入腐敗案中。 貨幣超發(fā),、通脹高企更是其匯率貶值的根由,。就屢遭匯率狂貶侵襲的國家(委內(nèi)瑞拉,、阿根廷和土耳其)來看,,無一不狂奔在“撒錢”的道路上,。 例如,,委內(nèi)瑞拉2018年7月20日的貨幣總量為2.72萬億玻幣,,同比增長9987.5%,IMF預測其年底的通脹率將高達1000000%,;阿根廷2018年6月的廣義貨幣M3增速高達46%,,其過去10年的貨幣增速平均為30%;大量發(fā)行貨幣,,再通過房地產(chǎn)和基建拉動經(jīng)濟增長更是土耳其的“拿手好戲”,,從2003年至2018年8月,土耳其的M2整整增加了24倍! 而且,,危機是諸多新興市場國家普遍推行新自由主義的苦果,,大規(guī)模的私有化以及急速的市場化,使這些國家的產(chǎn)業(yè)快速向私人資本特別是外國資本集中,,使得外債激增,、引發(fā)社會動蕩,更進一步導致“資本流向世界,、利潤流向西方”,加劇國家間的馬太效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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