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在各種“血拼”中紅了眼的東西方,,都忽視了一個基本問題,,即國家稅收的核心是承擔二次分配功能,增或減只是手段,。 盡管特朗普的美國減稅政策在中國輿論中一度掀起波瀾,,引發(fā)爭議,但不可否認的是,,企業(yè)稅負問題在中國已是一個無法回避的話題,。 今年上半年,國內就接二連三地出臺了一系列減稅政策: 3月28日,,國務院常務會議確定深化增值稅改革,,推出三項減稅措施,全年將減輕市場主體稅負超過4000億元,; 4月25日,,國務院常務會議再推七項減稅措施,預計全年將再為企業(yè)減輕稅負600多億元,,市場主體稅負進一步減輕,; 5月16日,國務院常務會議確定物流行業(yè)減半征收稅收政策,,進一步降低實體經濟物流成本,。 不過,根據媒體,,今年定下了超萬億元的減稅降費目標,,但前4個月全國稅收收入同比增長16.5%,遠超經濟增速,。這引發(fā)質疑,,即,為何政府大力減稅降費下,,稅收卻仍保持高速增長,?這樣下去,中國在全球的減稅競爭中如何保持自己的優(yōu)勢,? 不得不說,,特朗普減稅把中國成功逼到了“墻角”,,中國應迎頭趕上,與美國一決“競稅”,。且不說中國稅收負擔壓力過重的輿論早已甚囂塵上,,被稱為“死亡稅率”,中國作為僅次于美國的第二大經濟體,,減稅茲事體大,,事關國家(全球)競爭。 特朗普減稅超越國界,,成為全球性事件,,一方面在于全球化讓若干個開放的經濟體緊密相連,資本全球流動,,企業(yè)面向全球,,政策效應不會局限于一國之內;另一方面則在于,,全球化退潮時期,,國家競爭崛起,國家市場經濟走向前臺,,參與全球競爭,。 理雖如此,但在各種競爭中拼紅了眼的東西方,,都忽視了一個基本問題,,即國家稅收的核心是承擔二次分配功能,增或減只是手段,。 所謂二次分配,,是政府將一部分財政收入(稅收),通過轉移支付等方式進行再分配,,以保證社會穩(wěn)定,、維護社會公正的基本機制,那么,,稅收就是調節(jié)收入分配差距的一種重要手段,。 當下,全球貧富差距愈發(fā)巨大,,全球財富正不斷向最富階層聚集,全球最富的1%人群坐擁全球50.1%的財富,,而這一數字在2001年是45.5%,;全球貧困人口多達35億,占全球勞動年齡人口的70%,,但僅擁有全球財富的2.7%,;而且年輕人的收入普遍低于他們的父母,,千禧一代(于1980年至2000年出生的年輕人)未來遭遇的財富不平等狀況將比前幾代人更嚴重。這也是“我們是99%”運動抗議1%頂層精英攫取太多社會財富的原因,。 事實上,,特朗普當選美國總統(tǒng)與美國社會貧富差距懸殊有很大關系。從而也證偽了所謂里根經濟學所遵循的“涓滴理論”,,即富人消費投資,,刺激經濟發(fā)展,最終惠及窮人,,如水之向下“涓滴”,,其并沒有使美國經濟持續(xù)繁榮,反而影響了經濟增長,,加劇了收入不平等,。 因此,忘記了稅收征收的“初心”,,只為滿足經濟增長或者國家競爭的“私心”,,自然也將受其懲戒,只是這一因果的展開并不會那么早的“現(xiàn)世現(xiàn)報”,。
不僅如此,,未來20年經濟結構的變化也沒有反映到稅收結構中。其中一個最大特征就是,,科技力量前所未有的爆發(fā),,以越來越快的速度改變人及人周圍的環(huán)境,改變人與人之間的交往范圍,、內涵和方式,,改變整個國際經濟、政治,、社會的原有秩序,,科技浪潮成為真正的革命者、領導者,。與此同時,,科技巨頭前所未有的奇峰突起,無邊界的發(fā)展,,集結了巨大的權力,,形成新的寡頭壟斷。 從數據上看,,全球前五大科技公司——蘋果,、Alphabet、微軟,、亞馬遜和Facebook——去年市值就達到3萬億美元,,超過英國GDP,;全球前100位科技富豪資產總額超1萬億美元,接近2017年俄羅斯GDP,。具體而言: 在經濟領域方面,,科技巨頭實現(xiàn)高度壟斷。 如Alphabet旗下的谷歌占據美國搜索廣告市場約77%的營收,;谷歌和Facebook共同控制了移動廣告市場約56%的份額,;亞馬遜大約占據美國電子書銷量的70%和美國電子商務市場的30%。彭博社數據顯示,,上述美國五大科技公司在過去10年共進行436筆收購,,總價值高達1310億美元。在中國,,以“BATJ”為代表的科技巨頭壟斷格局也日益顯著,,截至2016年,在國內最大的71家互聯(lián)網公司中,,有65%的公司與BAT有直接或間接股權關系,,總體估值接近3000億美元。 在社會領域方面,,科技巨頭充分滲透到人們的生活場景中,,幾近覆蓋和顛覆了廣告、社交,、出行,、支付等多個行業(yè)。 “無現(xiàn)金運動”幾乎要動搖法幣的地位,,大數據掌握了人們的一舉一動,,更不用說,以科技巨頭領銜研究的人工智能,,在未來將吞噬人類的工作崗位,。 科技巨頭們堅信自己在“拯救世界”,,豈不知技術正導致大多數人將陷入“悲慘的貧困之中”,。 其原因一方面在于,科技創(chuàng)新本身就是少數人的游戲,,技術一旦突破后出現(xiàn)井噴效應,,進而財富進入爆炸階段。2017年福布斯富豪榜單顯示,,排名前四的美國富豪中,,科技界占了3席;排名前十的美國富豪中,有六人都來自科技圈,。 另一原因在于,伴隨自動化,、智能化,、機器人化大發(fā)展,將有更多的勞動力被替代,,很大一部分人被市場經濟和科技革命兩次邊緣化,。 相比資源型壟斷、金融壟斷,,科技型壟斷將變本加厲,,甚至有人極端地稱硅谷已經開始“充斥血的氣息”。然而,,對此情形,,稅務部門竟然沒有預設,甚至特朗普減稅計劃還將惠及諸如蘋果公司等科技巨頭,,如蘋果搬回在海外擁有的利潤,,將少繳470億美元,有望成為美國稅改最大受益者,。 至于降低企業(yè)稅率能夠提高科技企業(yè)的投資的想法也并不太現(xiàn)實,。截至2017年9月30日,蘋果的總資產為3750億美元,,其中固定資產僅為340億美元,,在過去一年中,蘋果的利潤比總固定資產高40%,,顯然,,蘋果并沒有把巨額利潤投入到自身業(yè)務上??梢哉f,,減稅即便“水漫金山”,也不能解決綜合性問題,,換言之,,即是征稅失去方向。 就中國而言,,中國稅改有更多的調整空間,,具體表現(xiàn)在以下方面: 央地分稅運行20多年后,早已不復往日,,尤其是隨著“營改增”實施,,地方政府稅收相對減少,央地失衡加劇,,而這也是央地關系調整的切入口,。 從間接稅轉向直接稅,。我國稅收是以流轉稅(如增值稅、消費稅,、營業(yè)稅)為主體,,流轉稅作為間接稅,納稅人是生產,、銷售,、進口貨物和提供勞務的企業(yè)或其他生產經營者,而實際稅收負擔人卻是商品或勞務的購買者,,納稅人與稅收負擔人呈現(xiàn)分離狀態(tài),。 從稅收優(yōu)惠轉向公平稅賦。稅收優(yōu)惠是舊時代強調發(fā)展的“競稅”產物,,新時代強調的“社會,、公正、協(xié)調”,,稅收觀念也將有所調整,。 從生產轉向財富,從勞動到資本,,如房地產稅,。很明顯,普通人的勞動已經不能致富,,而資本邊際效應遞增,,正在以空前的速度積累財富。 未來投機型的虛擬行業(yè)將成為新稅的重鎮(zhèn),,首當其沖的就是金融業(yè)與電商,。對一些暴利行業(yè)而言,設置累進征稅制度實為必要,。 從個人為主體核算的個稅,,調整為以家庭為核算范圍的綜合稅,同時起征點調整,,這是中國度過中等收入陷阱,、中產階級陷阱的必由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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