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的高考在大面積的雨水天氣中結(jié)束了,，這屆考生可真是不容易。在歷史語境中,，考試其實是兩個詞,，考者，考察,、考核,、檢查、策問,、策論,；試者，試用,、嘗試,、試驗,。無論是古代堯?qū)λ粗囉?、西周之試射,、秦之軍功爵制，還是漢魏的察舉制,、九品中正制,，其中都滲透了明顯的實踐理性精神。

這些考試以“試”為重,，結(jié)果都具有一定的效度,、信度，缺點在于受人為因素影響較大而且不宜大規(guī)模組織實施,。在知識大量積累之后,，由于社會需要的推動，服務于腦體分工的科舉的出世與完善,，導致開始推行大規(guī)模的筆試,，無論是帖經(jīng)、墨義,、詩賦還是策問都與實踐部分或完全脫鉤,。

對知識分子群體的考察、鑒別與任用,，考試是重要的一環(huán),。而對知識分子群體作為一個群像進行考察，理應采取更為全面客觀和較為長遠的目光,，回到西漢察舉制這一考試的源頭,，有利于清楚辨識知識分子身上存在的共性問題。歷史作為確定性極高的事件流,，也許能啟示我們找尋到一些別樣的智慧,。

一、外行決定內(nèi)行的荒謬與危害

《資治通鑒》卷三十·漢紀二十二,，記載了漢成帝建始元年（公元前32年）清河郡都尉馮逡的奏言：

清河郡位于黃河下游,，土壤松脆，容易崩塌,。暫時沒有發(fā)生大災害,，是由于屯氏河通暢，可以兩河分流,。如今屯氏河已經(jīng)淤塞,，靈鳴犢口也越來越不通暢，只有一條河，卻要兼容數(shù)條河流的水量,，雖然加高堤防,，最終卻無法使它順暢宣泄，若有大雨,，十日不停,，河水必然滿盈泛濫。夏禹時代的九河故道,，如今既已湮沒難尋,，而屯氏河剛剛淤塞不久，容易疏通,。再有,，黃河與屯氏河分流的叉口處地勢較高，實施分減水力的工程,，水道路程不遠,，施工起來也方便?？芍匦率柰ㄍ褪虾?，以幫助黃河宣泄洪水，防備非常情況的發(fā)生,。如果不預先修治,，黃河一旦在北岸決口，將危害四,、五郡,；在南岸決口，將危害十余郡,，如果黃河決口后再憂慮,，就晚了！

漢成帝劉驁將此奏轉(zhuǎn)給丞相,、御史,，后來商定派遣博士許商去行視。許商巡視后以為：“方用度不足,，可且勿浚,。”西漢的博士頒授人數(shù)比當今的院士還少,，但這些人多數(shù)不懂一些專業(yè)知識,。許商就因為財政的些小困難，否決了馮逡的奏言,，這次外行的決策貽害極大,，三年后國家付出的財政和人的代價特別嚴重,。

建始四年（公元前29年），夏四月,，雨雪,。秋，桃,、李實,。大雨水十余日,，黃河東郡金堤決口,，洪水泛濫兗州、豫州以及平原郡,、千乘郡,、濟南郡，共淹了四郡三十二縣,，十五萬余頃土地變?yōu)闈蓢?，水深的地方達三丈。洪水沖毀官署驛站及民間房舍近四萬所,。

冬季,，十一月，由于御史大夫尹忠的救災方案疏漏而不切實際,，成帝嚴厲斥責他不盡心職守,，尹忠自殺。成帝派大司農(nóng)非調(diào)調(diào)撥均平錢谷救濟受淹各郡,，又派兩名謁者向河南以東地區(qū)征調(diào)船舶五百艘,，從洪灌區(qū)中搶救災民九萬七千余人，把他們遷移到丘陵高地,?！?/p>

都尉馮逡可謂極具先見之明，如果當初聽取了他的意見,，這場洪水完全是可以避免的,。西漢都尉之職，除了武官之外,，還有有掌管人員出入京畿的關都尉,，掌管邊郡與田的農(nóng)都尉，管理歸附各族的屬國都尉,，掌管皇帝所乘車輛的奉車都尉,，掌副車之馬的駙馬都尉，掌樂府的協(xié)律都尉等,，都是一些身處專業(yè)領域的行業(yè)領導,，長期親臨一線經(jīng)驗豐富。可惜其意見被博士外行否決了,。

而在漢元帝時期,，朝堂以匡衡為首的軍事外行們就曾經(jīng)誤導劉奭，明智的漢元帝沒有被忽悠,。郅支單于被名將陳湯襲殺后,，竟寧元年（公元前33年）春正月，且懼且喜的匈奴呼韓邪單于來朝,，自言愿婿漢氏以自親,。這次自愿為婿，漢元帝以后宮良家子王嬙字昭君者賜單于,。呼韓邪單于歡喜之下,，上書“愿保塞上谷以西至敦煌，傳之無窮,。請罷邊備塞吏卒,，以休天子人民”。

漢元帝把這個提議下發(fā)有司討論,，丞相匡衡等一批文官為小利所吸引,，都立刻表示贊同，認為此議便宜行事,，而熟悉邊關事務的郎中侯應認為不能答應,。

漢元帝細問，這就引出了西漢史上著名的奏對《論罷邊塞十不可》,。內(nèi)行侯應一眼就看出了呼韓邪的戰(zhàn)略算盤,，其中有一句很關鍵：“……臣聞北邊塞至遼東，外有陰山,，東西千余里,，草木茂盛，多禽獸,，本冒頓單于依阻其中,，治作弓矢，來出為寇,，是其苑囿也……”

在自己不熟悉的領域,，很多如匡衡一樣的歷史名人，其實往往也是無知分子,，而許商大概算是磚家的始祖,。

二,、閱歷不足的短淺與難以企及的實事求是

漢宣帝元康元年（公元前65年），去世的前莎車王的弟弟呼屠征,，聯(lián)合旁國自立為王,，殺掉了當時漢朝任命的莎車王萬年（烏孫公主的兒子）和漢使者奚充國。當時匈奴又發(fā)兵攻車師城,，不能下而去,。莎車國當時遣使揚言：“北道諸國已屬匈奴矣！”于是攻劫西域南道,，與各國一起歃盟畔漢,，從鄯善以西道路都斷絕不通。都護鄭吉,、校尉司馬憙帶領南北道集合的一萬五千人,，進擊莎車,，攻拔其城,。于是諸國悉平，漢朝威振西域,，恢復了漢朝對西域的控制,。

而在匈奴單于廷，朝臣皆以為車師地肥美,，靠近匈奴,，漢朝得車師后擴充屯田多積米谷，必妨害匈奴,，要想恢復對西域的控制,，不可不爭這塊戰(zhàn)略要地。于是多次遣兵擊車師屯田吏士,。元康二年（丁巳,，公元前64年），鄭吉率渠犁屯田士卒七千馀人救之,，為匈奴所圍,。鄭吉上言：“車師去渠犁千馀里，漢兵在渠犁者少,，勢不能相救,，愿益田卒?！睗h宣帝劉詢與后將軍趙充國等議,，想趁著匈奴衰弱，出兵擊匈奴靠近漢的右地,，使其不得復擾西域,。

結(jié)果丞相魏相反對,，他的理由是，兵有義兵,、應兵,、忿兵、貪兵,、驕兵的區(qū)別,，另外他還談道：

“間者匈奴嘗有善意，所得漢民輒奉歸之,，未有犯於邊境,，雖爭屯田車師，不足致意中,。今聞諸將軍欲興兵入其地,，臣愚不知此兵何名者也。今邊郡困乏,，父子共犬羊之裘,，食草萊之實，?？植荒茏源?，難於動兵?！娐弥?，必有兇年’，言民以其愁苦之氣,，傷陰陽之和也,。出兵雖勝，猶有后憂,，恐災害之變因此以生,。今郡國守相多不實選，風俗尤薄,，水旱不時,。案今年計，子弟殺父兄,、妻殺夫者,，凡二百二十二人，臣愚以為此非小變也,。今左右不憂此,，乃欲發(fā)兵報纖介之忿於遠夷，殆孔子所謂‘吾恐季孫之憂不在顓臾而在蕭墻之內(nèi)’也,?！?/p>

一代名相魏相沒有戍邊的經(jīng)歷,，不懂軍事也不了解西域一線，腦袋里首先想到的只有虛名等空問題,，為了支持自己的觀點,，信手就找到了邊郡困乏等理由，但他絕不會想到車師被占,，屯田官吏士卒財產(chǎn)搬不走,，還有性命之憂，那就不是邊郡困乏的小問題了,。

另外漢武帝時期派趙破奴等人攻下車師其地,，就是為了壓縮匈奴的控制范圍，隔絕匈奴與西域烏孫,、康居等幾十個小國,，瓦解匈奴對諸小國的羈屬。不懂軍事,，沒到過一線,，不能深切體會漢武帝控車師的戰(zhàn)略深意，做不到實事求是地考慮匈奴虛弱的戰(zhàn)役時機,，魏相滿腦子就是圣人經(jīng)典和內(nèi)政,，然后拿這些恐嚇漢宣帝,。

結(jié)果漢宣帝聽從了魏相的話,，停止了這次軍事行動，只是派遣長羅侯?；萋暑I張掖,、酒泉騎兵往車師，迎鄭吉及其吏士還渠犁,。結(jié)果匈奴占領車師不到一年,，就開始支持和串聯(lián)諸小國叛漢。元康三年（公元前63年）,，先零遂與諸羌種豪二百余人解除仇怨,，交換人質(zhì)盟誓締約。漢宣帝聽說后,，咨詢后將軍趙充國,，趙充國認為“臣恐羌變未止此，且復結(jié)聯(lián)他種,，宜及未然為之備,。”后月余,，羌侯狼何果然遣使者至匈奴借兵,，欲擊鄯善,、敦煌以隔絕漢道。其后不久,，諸降羌及歸義羌侯楊玉等劫略小種,，背畔犯塞，攻城邑,，殺長吏,，先零諸羌族徹底反叛。

漢宣帝與魏相等文臣聽聞反叛,，都擔心而且憤怒,，馬上派出大軍要求迅速解決，前面魏相等人信奉的“忿兵必敗”等虛理論,，都被拋得無影無蹤,。這次平叛，年屆76歲的老將軍趙充國主動擔任主帥,，根據(jù)一線情況運用政治手段瓦解叛軍,，分化被先零裹挾的罕羌、開羌等諸小羌種,，平叛過程中被漢宣帝以敕書責備,，被大多數(shù)朝臣誤解而不改赤膽忠心，連續(xù)五次上奏引導五次朝議,，趙充國以極高的政治智慧和不斷潰敵的實績說服了絕大多數(shù)人,，最終達成了不戰(zhàn)潰敵的赫赫武功。（具體經(jīng)過見《夜讀西漢四：不戰(zhàn)潰敵的趙充國與牢獄天子漢宣帝的民主政風》一文中古文史料）

趙充國罷騎兵短期駐屯邊地的做法,，也成為了歷史上的經(jīng)典戰(zhàn)例,，他的《不出兵留田便宜十二事》堪稱西漢安邊名策。趙充國的奏書每次上呈,，漢宣帝輒下公卿議臣,。剛開始肯定趙充國計謀者占朝臣比例為十分之三，中期達到十分之五,，最后十分之八,。而丞相魏相曰：“臣愚不習兵事利害，后將軍數(shù)畫軍冊,，其言常是,，臣任其計可必用也?！蔽合喑姓J自己不熟悉兵事,，做不到實事求是認識其中利害關系，這種勇于承認錯誤的胸懷值得肯定,，比起后世特別是宋代以后,，某些位高權重的知識分子強,。

三、真理到底掌握在少數(shù)人還是多數(shù)人腦中

社會上很多人信奉一個說法：“真理總是掌握在少數(shù)人手中,?！蓖趺骱筒┕耪莆崭锩I導權時的歷史時期，經(jīng)常被人拿來支撐這個論點,，但這是一個很“眼中無人”的結(jié)論,。

在中國革命史上，王明確實是一個繞不過去的人物,。在第二次國內(nèi)革命戰(zhàn)爭時期和抗日戰(zhàn)爭時期,，自1931年6月成為代理書記以后，王明領導中國革命時,，犯的“左”傾冒險主義和右傾投降主義錯誤,，對中國革命危害嚴重，讓多少革命志士枉死疆場或者自己同志的手下,。而潤之先生,，就是這一時期掌握真理的著名的“少數(shù)人”，是反對當時錯誤路線的典型代表,。

但這里有個問題需要質(zhì)證,？

其一，如果不是因為權力格局的影響和黨紀的約束,，當時的常委中有多少人真正認同王明,、博古的觀點。

其二,，在當時戰(zhàn)爭是生活常態(tài)的形勢下，軍隊系統(tǒng)中有幾人真正認同王明,、博古,、李德的做法，在經(jīng)常戰(zhàn)敗的事實教育下,，軍隊有多少中高層軍官痛恨錯誤路線,，不滿決策層的瞎指揮。

其三,，一線的基層干部,、士兵等人也是人，這些人清楚地知道王明等人執(zhí)政的效果,，內(nèi)心不會贊同當時的大政方針,。這些人沒有渠道反映心聲,，沒有辦法改變權力格局，但他們肯定是站在潤之先生代表的真理一邊的,。

綜上,，邏輯上很簡單就能推斷出“真理掌握在多數(shù)人腦中”，只是多數(shù)人缺乏權力,、資源和辦法來改變格局,，只有這種正確認識積累了足夠的能量，才能由部分領頭人帶領大家一起糾正錯誤,，換掉錯誤的人和政策,。

王明原名陳紹禹，這位志在“紹述大禹”的人物,，其真正的成就在婦女和法律工作領域,。他在主持婦女工作期間有三點建樹：創(chuàng)辦了了中國女子大學，創(chuàng)辦了《中國婦女》雜志,，負責新中國第一部《婚姻法》的修訂工作,。

從許商、匡衡,、魏相到王明,，位高權重的知識分子，總是在非專業(yè),、脫離實際,、路線錯誤、違背良知的情況下,，給社會帶來無可估量的危害,，而采取怎樣的機制才能解決這幾個難解死結(jié)，是一個社會必須要考慮的大命題,，也是知識分子成為社會良心必須邁過的坎,。

一切問題的解決，都需要我們有實事求是面對問題的勇氣和良知,。而實事求是不僅是一種態(tài)度,，更需要能力和切實地實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