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臺遺址是發(fā)現(xiàn)的一處仰韶文化時期大型環(huán)壕聚落,，已發(fā)現(xiàn)有三重環(huán)壕,，總面積約31萬平方米。近年遺址內(nèi)發(fā)現(xiàn)了由九個陶罐擺放而成的“北斗九星”圖案,，斗柄向北,，九星罐東部有黃土圜丘，周邊分布有同時期甕棺以及不同時期的墓葬,、臼類遺存及祭祀坑等相關(guān)遺跡,。

經(jīng)過國內(nèi)權(quán)威科研單位30多位天文學(xué)家、天文史學(xué)家和考古學(xué)家論證,，確認(rèn)鄭州青臺遺址“北斗九星”為5000多年前天文遺跡,；“北斗九星”與周圍祭祀遺跡構(gòu)成的整體，與中國古代文獻中記載的“斗建”和“冬至祭天”相符,，對研究中國早期天文學(xué)和中華文明起源具有重要意義,。

歷史上關(guān)于北斗九星的組成有兩種說法，青臺遺址仰韶時代北斗九星的排列方式將為祭祀儀式提供新的極為重要的討論素材,。

歷史上的“北斗九星”記載

北斗九星,，由北斗七星和輔弼二星構(gòu)成，其來源是早期先民對星辰的自然崇拜,。在中國道教文化和古代中國天文書中,，分別為天樞（貪狼）、天璇（巨門）,、天璣（祿存）,、天權(quán)（文曲）、玉衡（廉貞）,、開陽（武曲）,、搖光（破軍）等七星與左輔（洞明）、右弼（隱元）兩顆隱星,。

北斗在上古可能為九顆星,，位置、形狀與現(xiàn)在不同,。后世由于歲差或觀察的原因,，有兩星或隱，故有“七顯二隱”之說,；在先秦的文獻中,，保留有北斗九星的說法,，后世則多言北斗七星。

《史記·天官書》與《漢書·天文志》載：

北斗七星,，所謂“旋,、璣、玉衡以齊七政”,。杓攜龍角,，衡殷南斗，魁枕參首,。用昏建者杓,；杓，自華以西南,。夜半建者衡,；衡，殷中州河,、濟之間。平旦建者魁,；魁,，海岱以東北也。斗為帝車,，運于中央,，臨制四鄉(xiāng)。分陰陽,，建四時,，均五行，移節(jié)度,，定諸紀(jì),，皆系於斗。……輔星明近,，輔臣親強,；斥小，疏弱,。杓端有兩星：一內(nèi)為矛,，招搖；一外為盾,，天鋒,。有句圜十五星，屬杓,，曰賤人之牢,。其牢中星實則囚多,，虛則開出。

所謂的“斗”,，指的是北斗七星,。此七星連起來的形狀似一把勺子，一般都把“勺斗”部分視為北斗七星的起始端,，把“勺柄”視為尾端,，同時“勺斗”又被稱為“魁”，“勺柄”被稱為“杓”,。

有一些書中只言“北斗九星,，七見二隱”，卻未說隱去的“輔弼二星”位置在何處,。如《天文考異》：陶宏景《冥通記》日：“北斗有九星,，今星七見，二隱不出,。”李約瑟在《中國科學(xué)技術(shù)史·天文卷》,，曾經(jīng)指出中國上古有北斗九星之說，由于歲差的原因,，使得八九這二星（輔星,、弼星）退出恒顯圈，這是“北斗九星”改為“七星”的原因,，但同樣未指出輔弼二星的位置,。

記載“北斗九星”和“輔弼二星”比較完備的是《宋史·天文二》：

北斗七星在太微北，杓攜龍角,，衡殷南斗,，魁枕參首，是為帝車,，運于中央,，臨制四海，以建四時,、均五行,、移節(jié)度、定諸紀(jì),，乃七政之樞機,，陰陽之元本也?！衷灰恢了臑榭?，魁為璇璣；五至七為杓，杓為玉衡：是為七政,，星明其國昌,。第八曰弼星，在第七星右,，不見,；第九曰輔星，在第六星左,，常見,。《晉志》,，輔星傅乎闿（開）陽,，所以佐斗成功，丞相之象也,。

這里提到了第八,、九兩顆星就是“輔弼二星”，后世我們看到的北斗九星圖就是根據(jù)此類說法繪制而成,。

按：北斗與輔星為八,，而《漢志》云九星，武密及楊維德皆采用之,。《史記索隱》云：'北斗星間相去各九千里,。其二陰星不見者，相去八千里,。'而丹元子《步天歌》亦云九星，《漢書》必有所本矣,。

天文星象中“輔弼二星”的位置

“輔星”最早見于《史記·天官書》：“輔星明近,，輔臣親彊；斥小,，疏弱,。”《漢書·天文志》沿襲了《天官書》說法，《晉書·天文志》與《隋書·律歷志》則細(xì)化了對“輔星”的“星占學(xué)”層面的功能表述：“輔星傅乎開陽,，所以佐斗成功,，丞相之象也。七政星明,，其國昌,；輔星明，則臣強”,。

《宋史·天文志》,、《新儀象法要》、《通志·步天歌》、《崇禎歷書》,、《清會典》中也有提及,，但是這些書中都只提及單一形態(tài)的“輔星”，并沒指出究竟哪一顆,，后《清會典》中又增加了3顆,，分別為輔增一（4.60）、輔增二（5.65）,、輔增三（5.70）,。

“輔星”在現(xiàn)實中是存在的，但到底是哪顆星卻有爭議,。

“輔星”,，一般指的是大熊座80 UMa（又稱開陽增一），即大熊座ζ（開陽）的伴星,。

然而,，根據(jù)實際中的天文星象，大熊座80 UMa（又稱開陽增一）緊鄰開陽星,，并不在我們通常認(rèn)為的“北斗九星”圖中位置,。因此，后世常說的“輔星”應(yīng)該是開陽周邊相對最亮的輔增一（83 UMa）,，而不是大熊座80 UMa（又稱開陽增一）,。

與現(xiàn)實中存在的“輔星”相比，“弼星”就顯得飄忽必定,、難以琢磨了,。雖然我們平常所說的“北斗九星圖”有“弼星”的存在，但是在現(xiàn)實中的天文星象里,，“弼星”沒有具體對應(yīng)的星宿,，只有一個虛空的概念（天文中“三公二”非常接近弼星所在的位置，但是沒有“三公二”為弼星的說法）,。

不過,，關(guān)于“輔弼二星”也有另一種說辭。

根據(jù)《 云笈七簽·日月星辰部》載：

“北斗九星七見二隱,，其第八,、第九是帝皇太尊精神也。漢相國霍光家有典衣奴子,，名還車,，忽見二星在斗中，光明非常,，乃拜而還,，遂得增年六百。內(nèi)弼一星在北斗第三星，不可得見,，見之長生,，成神圣也。外輔一屬星在北斗第六星下,，相去一寸許,，若驚恐厭魅，起視之吉,?！?/p>

這段話中提到了“內(nèi)弼一星在北斗第三星（即天璣附近）”，顯然這里說的弼星,，并不在我們通常認(rèn)為的瑤光周邊,，而在天璣附近。至于“弼星”對應(yīng)什么星宿,？參考天璣所在的位置,，以及可視星等的亮度，這里最有可能的是相星,。

相（5 CVn）是中國古代星官名,，屬三垣之中的紫微垣，意為“宰相”,。《甘石星經(jīng)》載：“相星在北極斗南,，總領(lǐng)百司，掌邦教以佐帝王,，安撫國家集眾事,，冢宰之佐。”《開元占經(jīng)》引《黃帝占》云：“相星,，天丞相也,；大臣象也。”這里的“相星”顯然具有“左輔右弼”所代表的“輔佐”含義,。

清《儀象考成》星表中，相增加了3顆肉眼可見的星宿,，分別為相增一（6.15）和相增二（5.25）,、相增三（6.25），這里相星的星等值最?。?.75）,，也最符合《 云笈七簽》中所描述的弼星位置。

后面提到“外輔一屬星在北斗第六星下,，相去一寸許”,，說明“輔星（外輔一屬星）”在“開陽（北斗第六星）”附近，天文中的“一寸許”非緊鄰之意，這里說的“輔星”應(yīng)該不是指開陽的伴星大熊座80 UMa（又稱開陽增一）,，而是輔增一（83 UMa）,。

由上，可以總結(jié)出“北斗九星”可能的兩種說法,，其一,，輔星為輔增一（83 UMa），弼星為搖光旁邊不可見的星宿,；其二,，輔星為輔增一（83 UMa），弼星為天璣旁邊的星宿（最有可能是相星）,。

青臺遺址“北斗九星”遺跡第8,、9顆星的論證

青臺遺址發(fā)現(xiàn)的“北斗九星”遺跡中，9個陶罐代表的應(yīng)該是北斗九星,。編號1-7的陶罐代表的星宿比較容易識別,，分別指“北斗七星”中的：⑴天樞、⑵天璇,、⑶天璣,、⑷天權(quán)、⑸玉衡,、⑹開陽,、⑺搖光。關(guān)于北斗七星,，歷史記載和天文引用中有很多,，它們之間有很高的關(guān)聯(lián)度，至于第8,、9兩顆星代表的是什么星宿,，就需要我們論證了。

在青臺遺址出土的“北斗九星”遺跡中,，8號陶罐位于勺柄的7號陶罐（搖光）和6號陶罐（開陽）之間的下側(cè),，如果對比天文星象中的星宿位置，可以肯定它代表的就是輔星（洞明星）,；“輔星”,，一般指開陽的伴星大熊座80 UMa，又稱開陽增一,。80 UMa（又稱開陽增一）所在的位置和開陽緊鄰,，與青臺遺址中8號陶罐所代表的星宿并不相同，如果對比8號陶罐的實際位置,，比較契合的應(yīng)是輔增一（83 UMa）,。

輔增一（83 UMa）位于搖光和開陽約三分之二距離處,，與青臺遺址出土的“北斗九星”8號陶罐所在位置大致相當(dāng)，也是周邊最亮的星宿（星等為4.60）,。

至于9號陶罐,，其位于4號陶罐（天權(quán)）和5號陶罐（玉衡）的上方中間位置，對比現(xiàn)實中的天文星宿,，比較契合的應(yīng)該是相星（5 CVn）,，也就是《 云笈七簽》中所描述的弼星。

相星（5 CVn）,，屬三垣之中的紫微垣,，意為“宰相”，“相星”也有“左輔右弼”所代表的“輔佐”含義,。相星大致位于天權(quán)和玉衡連線的中間位置,，遺址出土的9號陶罐與《云笈七簽》中所描述 的“弼星”位置非常吻合。

因此,，8號陶罐代表的應(yīng)是“輔星”,，也就是輔增一（83 UMa）；9號陶罐代表的星宿應(yīng)是“相星（5 CVn）”,，也就是后世常說的“弼星”,。青臺遺址出土的九個陶罐，正是5000多年前“北斗九星”天文星象在古人祭祀遺址中的重現(xiàn),。

補充：北斗九星中“輔弼二星”的歷史記載與錯誤糾正

后世流傳的北斗九星“輔弼二星”位置記載,，只是一個大概的位置描述，與實際中的天文星象并不對應(yīng),。

一般輔星指開陽星的伴星,，也就是大熊座80 UMa（又稱開陽增一），而我們通常認(rèn)為的“輔星”,，卻是指開陽周邊相對最亮的輔增一（83 UMa）,，而不是與開陽緊鄰的80 UMa（又稱開陽增一）。

至于“弼星”有兩種說法,，一種說法是“（弼星）在第七星（搖光）右,，不見（《宋史·天文二》）”，另一種說法是“（弼星）在北斗第三星（天璣）,，不可得見（《云笈七簽》）”,；由于“弼星”不可得見的特性，后世我們所說“弼星”,，很可能沒有具體星宿對應(yīng)，只有一個虛空的位置概念,。

然而《云笈七簽》中關(guān)于“弼星在北斗第三星（天璣）附近”的描述,，與青臺遺址出土的9號陶罐位置非常契合,，這就為我們尋找“弼星”所在提供了一個非常重要的依據(jù)，即“弼星”很可能指的是現(xiàn)實中存在的相星（5 CVn）,，亦或者是相星周邊曾經(jīng)存在過的超新星（也可能是景星）,。雖然這里需要小心論證，但是青臺遺址這一新石器時代“北斗九星”天文遺跡的發(fā)現(xiàn),，年代之早的確令人非常驚異,！

從《云笈七簽》和宋代之前的典籍記載來看，雖然古人很想將“北斗七星”改造為“九星”,，即對“輔弼二星”進行了天文屬性的改造（通過將其解釋為對“北斗”的“佐斗成功”,、乃至對“北極”的“佐相北極”的作用強調(diào)，以圖將其塞到“北斗”的功能結(jié)構(gòu)中）,，但“北斗七星”的影響實在太大,，很難撼動其歷史文化地位；因此,，只能一邊承認(rèn)“北斗七星”的功能與性質(zhì),，一邊將“輔弼二星”硬塞入“北斗”體系中，以求對這一難以消解的矛盾達到平衡,。

因此,，無論是唯一完整記載“北斗九星”的正史《宋史·天文志》，還是“北斗九星”的倡導(dǎo)者《云笈七簽》,，又或是5000多年前的青臺,、雙槐樹“北斗九星”遺跡，它們雖然都將“輔星”與“弼星”完美地對應(yīng)到“北斗七星”體系中,，但實質(zhì)上只是將“輔弼二星”作為對“北斗”體系的輔助和補充,，并沒有損害《史記·天官書》只談“北斗七星和輔星”、未及“弼星”的天文結(jié)構(gòu),，也沒真正影響到“北斗七星”的既有功能和體系,。

青臺遺址，以及周邊的雙槐樹遺址,、西山遺址類似“北斗九星”遺跡的發(fā)現(xiàn),，不僅表明5000多年前的“北斗崇拜”是嵩山周邊早期先民的最高信仰之一，還證實了自古流傳的“北斗九星”說法的存在和以往“輔弼二星”可能存在的錯誤位置描述（即：弼星非常有可能是北斗第三星天璣附近的相星,，而不在第七星搖光周邊）,。

同時也說明：早在5000多年前，中原先民對“北斗”天象已經(jīng)有相對準(zhǔn)確的認(rèn)知,，并且已經(jīng)存在天文,、人文、地文合一的初步文化觀念,。參照濮陽西水坡仰韶文化早期6500年前的北斗和東西方星象擬物的考古學(xué)發(fā)現(xiàn),，專家推測,，這一思想在5000多年前已經(jīng)不只是雛形，而是相對成熟的,。

參考資料

《史記·天官書》

《漢書·天文志》

《晉書·天文志》

《隋書·律歷志》

《宋史·天文二》

《甘石星經(jīng)》

《開元占經(jīng)》

《清會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