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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浙江蕭山長河鎮(zhèn)人,，生于1928年,。1937年我9歲時，抗戰(zhàn)爆發(fā),，杭州淪陷,，我們來家三房人加上我的堂房叔叔嬸嬸，共10口人,，輾轉逃難,，在1937年年底住進了麥特郝斯脫路上的張園。當時叫做張家花園,，1943年改為泰興路35弄41號,，80年代后期又改為威海路590弄35支弄41號。 1937年底剛從蕭山老家逃難到上海的來家人,，前排右一是來維新 當年的41號樓是一座空樓,，沒有人住。我家是住進去的第一家,，我又是我家第一個進樓的,。當時我才9歲,，男孩子好奇又好動，得知要住上海的大房子了,，在到上海的當天上午,，我就迫不及待地跟著賬房先生進去了，大人們和我的堂哥堂姐等是下午進樓的,。鄉(xiāng)下孩子初進大上海豪宅,，一切都感覺新奇，反正那時所有的房間都開著門,，前樓后樓都走得通,，我就滿樓躥，到處跑,。最后發(fā)現,，我家租住的房間在后樓的四樓，幾乎是全樓最差的房間,，在以前房主的傭人房樓上,，是用來晾衣服的“陰晾房間”。房主家的傭人,，把可以曬太陽的衣服晾在后樓四樓門外的大曬臺上,，不可以曬太陽的衣服或是在陰天下雨的時候，就把衣服晾在“陰晾房間”,。所以那間房間也很大,，有30多平方米,，有很多晾衣服竹竿,。我父親將之一隔為二，安置了我們逃難來的10口人（除了堂房叔叔嬸嬸,，還有我大伯的兩個孩子,、二伯的兩個孩子，我和姐姐,、弟弟以及后母）,，這就是“演繹”成后來的41號后樓的407室和408室。至于那個曬衣服的大曬臺,，你可別小看,，足足有100多平方米，那是我們孩子最喜歡的地方,，后來又成了我的孩子和整棟樓的孩子們的活動樂園,。當時我不明白，既然我們已經到了上海,，已經住進了大洋樓,，為什么要住人家最“蹩腳”的房子呢,？前樓不是有很多好房子嗎？我父親說：“我們是來逃難的,，是暫時租住的,，仗打完了還要回去的?！彪m說當時房價還未大漲,，但在這個地段、這樣高級的大洋房里,，即便30平方米的“陰晾房間”,，每月房租也要20元（當時大米5元錢一石，一石米156斤）,，這對我父親這樣一個綢緞莊的普通商人來說,，也是很吃力的。誰知我在此一住竟住了50年,，從讀書,、當學徒直到解放后考進稅務部門工作、娶妻生子,。1987年,，單位領導為了獎勵我工作業(yè)績突出，分給了我新工房,。我把張園41號407,、408的房子加上新工房，經過組織同意,，與靜安區(qū)副食品公司交換了鎮(zhèn)寧路的房子,，于1987年底搬了出來。想想真是非常感慨,，我是我家第一個走進這棟樓的,，又是我家10個人中最后一個從樓里搬出來的，也是這10人中唯一現在還在世者,。張園41號樓是一棟四層三開間的西式建筑,，資料上說是建于1932年。此樓造得非常堅固,、典雅,，分前樓、后樓,。前樓住房主一家,，后樓是附屬的，服務性的,，有許多傭人住的小房間,，也有寬大的儲藏室,。還有地下室，地下室里有個鍋爐間,，僅對前樓供熱,。前樓一進大門，有一個大約80平方米的大客廳,，左右是東西廂房,，往北有通道通到后樓。前后樓之間有兩個小天井,。前樓房間一樓到三樓都有熱水汀,。一樓到二樓的樓梯上，還鋪著大紅的羊毛地毯,，窗戶都鑲著彩色玻璃,，設施都非常考究,，那應該是張園里最大的洋房,。
所謂主人一家，其實只住進來三口人——房主王憲臣夫婦和他們的寶貝女兒,。前樓一層的西廂房中間有一道移門,，可開可關。據推測,，西廂房過去是個餐廳,，客人多的時候，推開移門,，就變成一個大宴會廳或舞廳了,。大客廳里，有住戶來此跳舞和溜冰,。一層的東廂房兩間,，應該是會客室和賬房間,。一層西廂房的北邊是廚房間,，廚房間與西廂房之間有準備間，準備間墻上有個小窗,，那是向餐廳里傳遞飯菜用的,。前樓二層是整棟樓最好的房間。朝東南是此樓的建造者,、蘇州人王憲臣夫婦的臥室,。二層朝東的一間房間，也就是此樓僅有的,、帶朝東開的小陽臺的房間,，是王憲臣女兒住的房間,，也是全樓最高級的房間，全是柚木護墻板,，多處有精美雕花,。可是,，也是時運不濟,，他們一家在此樓大約只住了三年。我沒有見過他們,，我們家1937年搬進來的時候,，他們已經搬走了，而且房子已經抵押掉了,。原來,，這個王憲臣曾是上海灘頗能呼風喚雨的人物，在英商麥加利銀行當了30年買辦（1907—1937）,。他家大業(yè)大,，還投資錢莊業(yè)，比較大的是榮康錢莊,，他占45%的股份,。發(fā)了財，在張園建豪宅是順理成章的事情,。他之所以這么牛,，關鍵是因為他有“蘇州洞庭幫”這個強大的金融家族背景——匯豐銀行總買辦席正甫的二兒媳，就是王憲臣的姐姐,；王憲臣本人又是沈吉成（即席素恒,，因過繼給舅舅家改姓沈）的女婿，所以他由席家引薦,，進入新沙遜洋行,，又從新沙遜洋行的副買辦，進入外灘外商銀行的買辦圈,。他的弟弟王俊臣也是外商銀行的買辦,，見哥哥在張園建了豪宅，自己也建造了一棟,，比41號門面還要大,，有五開間，就是現在的張園77號,。然而,，投機生意一旦做大了就容易栽跟頭。1935年，王憲臣投資占45%的榮康錢莊破產,，為清理債務,，只好將張園41號大洋房賣掉。我從小就知道“謙祥益”這個著名的綢緞莊（上海的分號開在天津路上）,，因為我父親年輕時去杭州的綢緞莊當學徒,，學成后經熟人介紹來到上海，在一家綢緞莊與石君玉一起當客師（綢緞莊的業(yè)務經理）,。約在1935年左右,，石君玉聽說，山西路上一家叫“豫盛祥”的綢緞莊要關門了,，就與我父親等四個人商量,，想合伙把這家“豫盛祥”盤下來。大家認為這個主意很好,，但又認為最好不要與原先的店名完全一樣,，以說明前后有別。于是定店名為“豫盛祥記”,。這樣,，石君玉、來鶴鳴（我父親）,、程益三,，還有一個是石君玉的朋友（不知其名），都成了“豫盛祥記”的股東,。經營了一年,，石君玉的那個朋友看看沒有什么盈利，退股了,，剩下石,、來、程“三劍客”,。石君玉是股東經理兼跑街,，我父親是股東兼賬務及日常事務，程益三沒有具體的分工,，但有時來店里看看,。那時，我們姐弟和母親都還在蕭山鄉(xiāng)下,。
兩年后抗戰(zhàn)全面爆發(fā),。1937年底杭州淪陷后，我們家因為父親在上海辦綢緞莊而逃難到上海,，又因為與石君玉的關系，“發(fā)現”并落腳到張園。石君玉是蘇州人,，非常聰明靈活,，外面的朋友聯系很廣。他早就知道了王家因錢莊破產而賣房子的事情,，也知道房子后來被山東孟子的后裔,、開設“謙祥益”綢緞莊的孟家買了去?！爸t祥益”在全國各地有二十幾個分號,，在北京的門店舊址，就是現在位于前門的北京市絲綢商店,，該店的店牌上面,，現在仍舊懸掛著“謙祥益”的舊匾，可知其影響深遠,，據說當年是北京“八大祥”之首,。孟家買了張園41號樓后并沒有來住，雖然“謙祥益”在上海也有分號,，但是主力在北方,，因此這樓空關了一段時間。到了1937年抗戰(zhàn)爆發(fā),，人慌馬亂,，包括石君玉在內，大家都想把鄉(xiāng)下的家眷接來上海避難,，因上海有租界作為屏障,，起碼在當時日本人還不敢打進來。而在這時,，孟家也有出租此樓的想法,，因為長期空關也不是辦法。于是就由石君玉牽頭,，聯絡了七八個好朋友,，大家拼湊了幾千元錢，成立了一個有五位股東的五昌公司,，專門來做張園41號這棟豪宅的經租生意,。這就是“41號成了抗戰(zhàn)來滬避難人家的住所”之說的來由。從1937年開始,，五昌公司成了二房東,，石君玉是五昌公司的經理，由他與山東的孟家直接聯系,。我父親是股東之一,。股東自然有優(yōu)先住進來的方便,，于是包括石君玉在內，股東們都把鄉(xiāng)下的家眷陸續(xù)接來住進樓中,，當時的住戶約有20家,。然而戰(zhàn)亂年代，各家有各家的難處,，尤其太平洋戰(zhàn)爭爆發(fā)之后,，日本人進入租界，生意更難做了,，我父親所在的綢緞莊倒閉,，父親失業(yè)后回鄉(xiāng)下了。這期間后母去世了,，后母生的小弟弟兩歲就夭折了,，我和我姐姐在讀書，仍留在張園,。因為五昌公司的股東們都是一般的商人和職員,，只能算是殷實人家，最有實力的石君玉,，也不過是個“跑街”出身的商人,。所以，把家眷安排住下之后,，股東們一個個都退出了五昌公司,，石君玉就把股資歸還給原股東。到最后,，公司里只剩下石君玉一個光桿司令,，領導著兩個“兵”，一個是賬房先生,，管收房租,，還有一個看大門的阿四，負責日常的打理,。石君玉從1937年一直堅持到上世紀五十年代公私合營,。解放后，由于眾所周知的原因,，山東孟家也不敢來人過問上海這邊的事情,。石君玉在公私合營后進入房產管理部門工作，由經租商變成了職員,。
作為五昌公司的經理,，石君玉最初對這棟大洋房的管理是很嚴格的。比如,，為了避免各家做飯煙熏火燎弄臟房子,，他規(guī)定不許各家自己生火做飯,，由公司請來“包飯作”，大家出錢吃包飯,。好在后樓一層西北有間大廚房,，60多平方米,，有兩個中國傳統(tǒng)的大灶和兩個小灶,，請“包飯作”前來做飯，理應沒問題,?！鞍堊鳌焙芮诳欤辉缇桶阎酂?，裝在竹桶里,，還配上油炸花生米或黃豆，送到每戶人家的門口,，服務還是不錯的,。可是后來,，人家越住越多,，甚至在小天井里也搭建了房子，眾口難調,，無奈何,，石君玉只得允許各家自行生火做飯。整棟樓內最多時有四十幾個煤球爐,，其“煙火”之盛可以想見,。說來也尷尬，這棟大洋房原本是一戶人家居住的,，樓內設施如廚房,、自來水龍頭和衛(wèi)生間，都是按照一戶人家的需要設計的,。住戶多了,，吃飯、洗衣,、上衛(wèi)生間就都成了問題,。尤其是衛(wèi)生間，只有前樓的二樓和三樓房間里有大衛(wèi)生,，一樓只有兩個安在樓梯下面的抽水馬桶,，而四樓連一個馬桶也沒有。后樓三樓,、四樓也沒有衛(wèi)生間,。住戶一多,，幾戶人家合用一個抽水馬桶，公益心又不夠,，衛(wèi)生狀況就一塌糊涂,。石經理一怒之下，干脆關閉一樓樓梯下的公用抽水馬桶,，讓你們刷馬桶去,！（上圖）上世紀60年代末，來建偉（后）,、來建平（前右）與表弟在張園
（左圖）上世紀60年代,，來維新、王麗梅夫婦在張園41號四樓大曬臺上我們這棟樓最多的時候住過約42戶人家,，成分很雜,，像個小社會。有資本家,、房地產業(yè)主,、技術專家、高級職員,、科學家,、假肢專家、名中醫(yī),，也有普通職員,。“文革”中還住進了四戶原先在閘北區(qū)的住房貧困戶,。因為資本家和高級專家“文革”中受到沖擊,，被掃地出門，貧困戶就被安排了進來,。
我國著名小麥專家余松烈院士（1921-2016）,，當年就住在前樓東廂房的101室。在我十四五歲的時候,，他大學剛畢業(yè),。我聽說他是學農業(yè)的，就對他非常欽佩,，因為學農業(yè)是要到鄉(xiāng)下去吃苦的,，因此認為他精神很偉大。果然,，他后來去山東農業(yè)大學任教,，成為我國現代小麥精播高產栽培學的奠基人。余松烈是余家的二兒子,，他的父親叫余昌霖,，他的哥哥是銀行界人士,，都住在樓里。余家當年晚于我家搬進來,，大概在1940年左右,。余家后代一直住到2019年3月的張園“更新”，他家大約四代人在此樓住了80年,。前樓一層的西廂房住著一位名中醫(yī)叫余天石,，號稱“金山名醫(yī)”。他有正式行醫(yī)執(zhí)照的,，在后門掛有堂號牌子,。行醫(yī)坐堂要有場所,。一樓大廳里擺放著一些紅木椅子,，供鄰里休憩聊天。他就與石君玉商量,，讓他在大廳里擺放一張桌子,，供門診用。石君玉同意了,。余天石果真有名,，慕名而來的病人還真不少，有的是從鄉(xiāng)下跑了很多路來找他治病的,。多年之后,，他年紀大了，回鄉(xiāng)下去了,，這里由他兒子（上海某大學的文學教授）居住,。1958年前后，不知是什么原因,，民辦的威海路第五小學辦到了我們樓里,，余天石原先住的房間連同他門口的一樓大廳，都變成了小學教室,。我的小兒子就在這所學校讀小學,，他的班主任也是我們這棟樓里的住戶。余天石的兒子只好搬到一樓西北的“準備間”里去了,。后樓二樓朝南的房間,，住進了一個房地產商，叫蔣亞成,，他原先在淮海中路一帶也有房子,。他的女兒學醫(yī)的，是醫(yī)生,。女婿叫蓬永江,，山東人,，是位專做假肢的專家，很有技術,，后來膠州路上的假肢廠就是他負責的,。他們夫婦在樓里結婚，也住在二樓,。蔣亞成的兒子高挑個子,，很精神，頭發(fā)整天梳得一絲不亂,。既然成分是資本家,，“文革”中就倒了霉，被掃地出門,，房子分給了四家閘北區(qū)的貧困戶,，公共區(qū)域成了大家搶占的地方，房子管理就亂了套了,。前樓二樓的東廂房,，還有一家姓曹，是在十六鋪碼頭開地貨行的,。老太太跟我后母是牌桌上的牌友,，我們兩家常有走動。前樓三樓的東廂房里,，還住過一個國民黨“縣團級”的人物,。原先我們都從未見過他，只見過他的家屬,，后來知道是接受改造去了,。改造回來后，他被安排到了小菜場工作,。1977年1月,，張園里還發(fā)生過一場嚴重的火災。就在現在張園弄堂口海港賓館所在的地方,，原先是一棟居民樓（市冶金局的家屬宿舍）,，三樓以上住了9戶人家。一樓二樓原先也是居民住,，但是不知何時變成了半導體器件四廠,。一天深更半夜，我睡夢里被呼叫聲驚醒,，原來弄口的那棟樓失火了,。原因是下班時電烙鐵的電源忘記拔了，加上設備老化便引起了火災。我即刻翻身下樓,，跑去救火,，我的太太和兩個兒子也趕來了。我?guī)兔Π岬獨馄?，大兒子投入救火,，太太和小兒子幫助搬其他物資。老房子都是磚木結構,，火勢很難控制,，等消防隊趕來才平息火災。
痛心的是,，這場火災不僅燒掉了一棟樓,，還燒死了兩個人。一個是年紀大的老太太,，還有一個年僅三十來歲的年輕人,。他發(fā)現火情后，在樓里挨家挨戶敲門敲窗,，叫大家趕緊下樓逃命,。大家都出來后，他發(fā)現那位老太太沒有出來,，再返回樓中去叫老太太，發(fā)現老太太已經沒氣了,。等他再往樓下跑,，樓梯已經被烈火封住了，他不幸遇難,。火被撲滅后,，我們找不到大兒子來建偉，心里很著急,，到火災現場去找,。領導說，里面要么是消防隊的人,，要么送醫(yī)院了,。于是，我的小兒子來建平跑到有傷員的三家醫(yī)院,，還是沒找到,，但在第六人民醫(yī)院的搶救室里，見到了那位因救人而遇難的英雄,，他在高溫中因缺氧窒息而犧牲,。過了不久，大兒子自己回來了，原來他進去救火時,，遇見一個中學同學是消防隊的,，對他說：“你這樣不行！”就給了他一套救火“行頭”,。他跟救火隊在一起,，又是深更半夜，我們自然認不出來了,。第二天,，街道里表彰我們家，說是“全家救火”,。最后還要說一說我的個人經歷,。1945年抗戰(zhàn)勝利那年，我因家境困難終止了學業(yè),，到一家兒童服裝商店當了學徒,。在上海解放前的幾年里，我參加中共地下黨領導的紅色工會的進步活動,，上街游行,、貼標語。上海解放后,，1950年3月,，我考取了上海市稅務局，并先后在靜安區(qū)財貿辦等好幾個單位工作過,。我姐姐也考入了國家保密工廠,，前往南昌，后又遷往四川宜賓,。我于1954年加入中國共產黨,，1951年結婚成家，在黨的教育下努力工作,，曾立過功,，被評為先進工作者，一直工作到1989年退休（后又在原單位發(fā)揮余熱,，到1998年第二次退休）,。今年我已91歲，有三個兒女,、三個孫輩,、兩個曾孫，與老伴王麗梅在鎮(zhèn)寧路共享歡樂的晚年,。本文由宋路霞整理,，選自2019年第12期《上海灘》雜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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