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曹偉 提起工人新村，上海市民都不會陌生,。這種誕生于20世紀50年代的居住社區(qū)，在經(jīng)過近半個世紀的發(fā)展后,，已成為上海最具特色的住宅類型之一,。尤其在改革開放之前，工人新村是上海城市住房建設的主體,，它既是幾代上海人的集體記憶,，也承載著城市發(fā)展歷程中的眾多面向。 工人新村誕生,、發(fā)展,、停滯、衰敗以及更新的過程深深地嵌入上海的空間發(fā)展與社會變革之中,，同濟大學建筑與城市規(guī)劃學院副教授楊辰所著的《從模范社區(qū)到紀念地：一個工人新村的變遷史》即是對這一過程的研究與反思,。 一種截然不同的模式 “就近工業(yè)區(qū)、遠離市區(qū)”的選址原則顯然受到“先生產(chǎn)后生活”工業(yè)化政策的影響,，這也是上世紀50年代上海城市定位由“消費型城市”向“生產(chǎn)型城市”轉(zhuǎn)變的真實寫照與必然要求 自近代以來,，除了南京國民政府時期建造的少數(shù)幾個“平民村”，市場化運作模式始終是上海房地產(chǎn)業(yè)的主流,，從法租界豪華寬敞的花園洋房到三灣一弄暗無天日的棚戶區(qū),，個人的經(jīng)濟實力成為決定其住房條件的關鍵因素。然而上世紀50年代誕生的工人新村,，卻是一種截然不同的模式——主導住房分配的關鍵因素由市場變成了政府,。 工作單位是同國家戰(zhàn)略需求緊密相關的大型國企、自身具備優(yōu)異的政治思想與業(yè)務能力,，這成為入住工人新村工人們的共同特質(zhì),。通過這樣的篩選過程，政府在住房分配乃至價值評判方面的基本范式得到了清晰的表達,。 書中提到申新九廠在“分配計劃書”中明確表示要通過住房分配幫助職工樹立“三個觀念”：第一是生產(chǎn)觀念——搞好生產(chǎn)合同,，建設富強祖國的美好生活；第二是集體觀念——一人住新村,，全廠都光榮,；第三是感恩觀念——人民政府為人民，感謝毛主席,，感謝共產(chǎn)黨,。由此可見,，工人新村從誕生的那一刻起就被烙上了深深的時代烙印，成為這座城市全新生產(chǎn),、生活方式的試點與標桿,。 如書中所言，“就近工業(yè)區(qū),、遠離市區(qū)”的選址原則顯然受到“先生產(chǎn)后生活”工業(yè)化的政策影響,，這也是上世紀50年代上海城市定位由“消費型城市”向“生產(chǎn)型城市”轉(zhuǎn)變的真實寫照與必然要求。同樣是基于這樣一種非市場化方式形成的居民結構,，上世紀50年代居民委員會在工人新村中的建立與運作也更為順利,。 值得一提的是，通過對物理空間的分析,，作者指出,，工人住宅中一方面私人空間受到嚴格限制（人均居住面積低于4平方米），另一方面公共空間則相對充足,，擁有寬敞的前后院,、集會廣場、公園,、文化館等,。諸如洗衣服、曬被子,、縫紉,、做飯等大量如今我們習慣于在私人空間完成的家庭事務當時則多在室外公共空間進行。由此可見,，工人新村中狹小的私人空間與相對充足完善的公共空間與設施,，蘊含著對“日常生活集體化”的促進與推動。換言之,，我們也可將其視作對私人領域的壓縮,。 從分配方式（單位）到基層治理（居委會），生活在工人新村的人們被納入工人—單位—國家的體系中,。作者認為,，工人新村不僅是一種居住類型、一種空間實踐,，它還可以被理解為一種生產(chǎn)制度,、治理手段和生活方式。 一種“去特殊化”的過程 隨著1978年改革開放的到來,，尤其是1990年后市場經(jīng)濟體制的逐步確立,，帶有鮮明時代烙印的工人新村模式面臨著內(nèi)外部環(huán)境的同時變化 可以設想，假使計劃經(jīng)濟體制一直延續(xù),，工人新村很可能會成為上海城市居住社區(qū)發(fā)展的主要模式,。事實上統(tǒng)計數(shù)據(jù)也顯示,，從第一個工人新村（曹楊新村）的建設為起點至1978年間，工人新村始終都是上海城市住房建設的主體,，尤其是在1954—1958年期間,，除了在已有基地上的擴建，上海還另辟新村基地11處,，建造新村126個,，面積約有1308萬平方米，占1949年至1978年間新村建設總量的近2/3,。 然而,，隨著1978年改革開放的到來，尤其是當1990年后市場經(jīng)濟體制的逐步確立,，帶有鮮明時代烙印的工人新村模式面臨著內(nèi)外部環(huán)境的同時變化，商品房取代工人新村成為城市住宅建設的主流,，而對于后者來說,，巨大的挑戰(zhàn)也很快到來。挑戰(zhàn)的源頭,，正是昔日帶來榮耀的“工人”身份,。 上世紀90年代國企改革，上海百萬工人下崗,，其中尤以紡織,、五金等勞動密集型企業(yè)為甚，不期而至的下崗大潮令工人新村被置于尷尬的境地,。 當工人失去了“工人”身份,，工人新村背后的運作模式也隨之變化。對“工人新村”來說,，這是一種“去特殊化”的過程,，它開始越來越像很多非工人新村的城市社區(qū)，但對于生活在其中的人們而言,，則意味著生活方式的一次巨大轉(zhuǎn)變,。他們主動或被動地學會去接受“后單位時期”自身與單位、與國家的全新關系,。 與此同時,，進入上世紀90年代之后，很多早期的工人新村無論在戶型設計還是房租建造標準上都已不復使用,，曾經(jīng)受人羨慕的新村住戶,，變?yōu)槌鞘兄械淖》坷щy戶，他們又回到了他們父輩,、祖輩的原點,。 失去了光環(huán)的工人新村在城市更新中陸續(xù)被拆遷改造,。當然，正如書名“從模范社區(qū)到紀念地”描述的那樣,，新村工人認同新村的歷史價值,，也不希望承載著父輩榮耀和兒時記憶的模范村就這樣被一拆了之，然而對于簡單地將工人新村“博物館化”,，顯然也是他們無法接受的?，F(xiàn)實生活中的眾多需求使他們更渴望在記憶留存與居住空間改善之間獲得平衡點，在筆者看來,，這也正是本書最重要的現(xiàn)實關懷之一,。 一塊無法回避的拼圖 對于一個發(fā)展歷程長達近半個世紀，且如今依舊延續(xù)著的事物,，關于工人新村的研究遠沒有結束 工人新村,，一個帶有明顯時代烙印的產(chǎn)物，一個蘊含著眾多歷史記憶的載體,，如今正隨著舊時模式被瓦解而在這座城市中逐漸失去存在感,。就這一點來說，本書無論是對上海工人新村歷史發(fā)展變遷的全景描繪,，還是圍繞這一社區(qū)模式現(xiàn)實發(fā)展中所遭遇挑戰(zhàn)的分析,，抑或是田野調(diào)查過程中積累下的大量口述訪談史料，都足以增進后來者對于上海工人新村發(fā)展變遷的認識,。 難能可貴的是,，為了能夠深入理解工人新村這一研究對象，作者從2008年10月到2010年7月間開展了三次田野調(diào)查,，其間有半年左右的時間,，他租住在曹楊一村，結識了包括街道干部,、居委干部,、第一代勞模在內(nèi)的大量工人新村新、老居民,，完成了對54戶家庭,、56位居民和6位辦公人員的深度訪談。毫無疑問,，這種嚴肅的學術研究正是讓工人新村未來變得更好的過程中不可缺少的一環(huán),。 當然，對于一個發(fā)展歷程長達近半個世紀,，如今依舊延續(xù)著的事物,，關于工人新村的研究遠沒有結束，更多具體的問題還在等待被探究,。比如,，工人新村在諸如動員回鄉(xiāng),、三年困難時期、改革開放等特定歷史時期同其他類型的城市居住社區(qū)是否存在某種差異,？這種“非常態(tài)”的社區(qū)生活經(jīng)歷對于工人新村居民的集體記憶建構到底扮演了什么樣的角色,？ 工人新村是近70年上海城市變遷中無法回避的一塊拼圖。這一實踐的演變路徑與現(xiàn)實狀況或許已不同于設計者最初的愿景,，但作為一段真實的歷史,，無疑是值得被紀念的。然而同時我們也應該清晰地認識到,，這種紀念本身不能也不應該同那些仍然居住在其中的人群脫節(jié),，他們是這段歷史的傳承者，但他們更是這座城市的一員,，理應分享這座城市前進發(fā)展的紅利,。 令人感到欣慰的是，就在前不久,，一則關于曹楊一村綜合修繕改造啟動簽約的新聞見諸媒體,。顯然，這說明社會各界依舊在關注著工人新村的未來,。今后,，工人新村無論以什么樣的形式存在,，我想有一點一定不該被忘卻：任何的變化都應該讓人們能夠獲得更美好的生活,，而這種樸素的愿望，其實也正是半個多世紀前建造工人新村時的初心之一吧,。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