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國幅員遼闊，也是災害頻發(fā)的國家之一,。從三皇五帝時期大禹治水的故事,，到今天“8·3”云南魯?shù)榈卣穑L期以來我們都在與自然災害抗爭,。

災荒的影響,，涉及生產生活的方方面面，如何防治災荒和救助災民,，一直是歷史上歷朝歷代統(tǒng)治者高度關注和常抓不懈的工作,。如果救荒工作做得及時、成效顯著,，它就能救災民于水火之中,、維護社會再生產正常進行、緩和統(tǒng)治階級與被統(tǒng)治階級之間的矛盾;反之,，如果救荒工作做得不夠細致,、不夠徹底，救荒過程中貪污腐敗,、百弊叢生,，會使災民居無定所，長此以往,，甚至會鋌而走險,、起義暴動，推翻統(tǒng)治階級的統(tǒng)治,，顛覆漠視民瘼的政權,。

雖然古人不了解地震、風災,、洪澇等災害的真相,，認識僅籠統(tǒng)地停留在陰陽五行、天人感應等學說中，也沒有有效的預測系統(tǒng),，但我國古代的救荒思想和措施漸趨豐富完善,，形成了賑濟、調粟,、養(yǎng)恤等救荒措施,，到了清代逐漸形成了上至政府、下至民間的完備救災體系和應急步驟,。

報告災情及勘察

古時救災可以大致分為報告災情,、統(tǒng)計受災范圍和受災人口、賑災幾大步驟,。

首先是報告災情,。以清朝為例，清朝按災害造成的損失和影響,，把受災分為十個等級,。一級最輕，十級最嚴重,。一旦某地出現(xiàn)了災情,，地方長官要迅速將受災程度和日期向上級匯報，如果災情還有后續(xù)發(fā)展,，也要及時向上級更新信息,，但時限上可以有所放寬,。

以地震來說,，一旦某地發(fā)生地震，當?shù)厝罕姂⒖虉蟾婵h官,，縣官要及時把消息匯報給府臺道臺,，由他們報告督撫，再由督撫上報戶部,。

政府要對災民進行賑濟,，涉及到一個關鍵問題：對什么樣的災民施以什么程度的賑濟，即第一步必須明確賑濟對象及其所享受的賑濟等級,。這一基礎性工作必須通過“履勘分數(shù)及查報饑口”來實現(xiàn),。唯有如此，才能使政府掌握田畝的受災程度和災民的艱窘狀況,，使“有地之家與無田之戶,，均在分別等級、酌量周恤之內”,。

清朝規(guī)定,，災害發(fā)生地的督撫一面向戶部報告情況，一面要組織一個勘災小組?？睘男〗M的成員主要是當?shù)氐闹?、同知、通判和受災地縣令,，任務是親自趕赴受災地視察災情,，并且為災情造冊。法律法規(guī)要求他們在核實受災人戶時,，必須親自上門落實情況,，區(qū)分應當賑濟的受災戶和受影響較小的災民，特別要注明那些極度窘困的受災戶,，以便為日后賑濟時能夠區(qū)別對待,。

勘災對災民來說顯然是至關重要的，因為災等高低與將來所得賑濟多少成正比;對于踏勘官員來說,，它也確是一項非常棘手的工作：在規(guī)定期限內,，不但要“查勘獲實”，還“必須周詳迅速”;乾隆皇帝更定下一條“寧寬勿刻”的原則,，但具體實施起來又不能有過寬過濫的現(xiàn)象,。

賑災：官方與民間的合作

賑災的方式多種多樣，有糧食賑濟,、錢幣賑濟,、土地賑濟、醫(yī)療賑濟,、房屋賑濟,、減免徭役賦稅、以工代賑等等,，這其中有政府主導自上而下的,，也有民間鄉(xiāng)紳志士自下而上的義賑。據對《清史稿》中本紀的統(tǒng)計得知,，清代對災民的賑濟比以往任何朝代都多,，僅乾隆年間賑災的記載就達643處，賑濟涉及7657個縣,。

糧食賑濟是賑濟災民的最重要方式,，在西周時期已經出現(xiàn)，歷代有之,。以糧食賑濟為例,，政府與民間的通力合作可見一斑。賑濟所用的糧食,，主要來源于常平倉,、義倉,、社倉三類倉儲。

常平倉是設立最早的倉儲系統(tǒng),，可以追溯到西漢宣帝時期,。這種“以谷賤時增其價而糴以利農，谷貴時減其價而糶以利民”倉儲,，作用是在平衡糧價,，也就是當豐收年歲谷賤的時候，政府用較高的價錢買入,，廣為儲存;等到災荒年歲谷物昂貴的時候,，便用較低的價格，供民間購買,，并在一出一入之間稍微獲利,，用以充常平的基金。常平倉的缺陷也是顯而易見的：利益不普及,，常平倉是由政府管理,，政府為了管理上的便利，倉廒都設置在通都大邑并且為數(shù)不多,，能享受常平實惠的多為大都市的平民,。在交通不便的條件下，這種地域上的限制,，勢必減低常平倉的效能,，使一般鄉(xiāng)村貧苦人民無從享受到它的好處。

義倉的設立,，就試圖提供一個糧食儲備的主要網絡,。義倉歸州或縣管理。勸募的形式為按戶等定額征稅：上戶不過一石,，中戶不過七斗,，下戶不過四斗，“以豐歲之有余,，備荒年之不足”。建立義倉的目的,，是“在歉收之年為地方提供救濟糧,，以補充政府用來儲藏以后使用的稅糧的五大糧倉之不足”。最初設置義倉,，有“富貧相恤”的民間互助的意義,，漸漸地義倉在實施中歸地方政府管理，弱點也暴露出來,，救濟面太小,，地方官吏權利過大,，導致真正的窮鄉(xiāng)僻壤、亟待賑濟的人反而是沒有份的,。

與常平倉和義倉屬于官倉不同,，社倉屬于鄉(xiāng)倉，是由民間自營,，谷本也多是由地方富豪或一般民家自動輸送,，地方官若挪用社倉中的糧食，就以擾撓國政,、貽誤民生治罪,。與之類似的，民間富甲志士會在大災之年將自己的倉儲開放,，以施粥保一方平安,，也是最接地氣、最簡單有效的方式,，之前“尋找慈善傳統(tǒng)”就專門介紹過溫州一帶以及晉商的施粥義舉,。

而義賑也是晚清非官方社會保障系統(tǒng)的重要組成部分，由民間自設機構自行向災民敞放救災物資,，在中國救荒史上具有極其重耍的地位與作用,。到了光緒二年(1876年)，義賑已經發(fā)展到有組織有規(guī)模,。這一年,，蘇北大旱，“官賑勿給,，而民氣剛勁,，饑則掠人食，旅行者往往失蹤,，相戒裹足,。”江蘇常州紳士李金鏞在上海著名紳商胡光墉,、徐潤,、唐廷樞、江云泉等捐助下,，“集十萬余金”,，邀請金福曾、袁子鵬等數(shù)十人“慨然筏撫視,，至則圖饑民流離狀,，馳書江浙閩粵募義賑”，開東南義賑的先聲,。

次年三月,，李金鏞等會合自揚州而來的由紳商嚴作霖領導的助賑隊伍,，在山東青州設立江廣助賑局，并在《申報》上發(fā)表“勸捐山東賑荒啟”,，號召“紳商善信”,、“踴躍輸資”，大規(guī)模的義賑便開展了起來,。義賑組織主要是由當時具有愛國情懷與民族責任感的商界名流主持,。每次發(fā)生重大災荒時，就以這些紳商的名義發(fā)表勸捐書,，號召社會各階層人民關注災區(qū),，為災區(qū)人民募捐災款，并利用新聞報刊發(fā)布災況,，擴大和加深人們對災區(qū)的了解,。例如，江蘇省對道光十一年的災賑,，賑濟共用帑金13萬兩,，而通省捐款卻達142萬余兩。

官方賑災的滋腐弊端

盡管中國古代的賑濟源遠流長,，早在先秦就有了“以荒政十二收聚萬民”這一奠定了后世救災制度基本格局的救荒措施,，但是，由于后來興廢無常,，直至明朝,，仍未盡完善。唯有清代,，才以措施全面,、立法完備、執(zhí)行嚴格,、效果顯著而迥異于歷代,，形成流暢的賑濟程序，即報災,、勘災,、審戶、發(fā)賑,。

形形色色的救災舉措從一個方面體現(xiàn)了古人對災害的重視,，與救災相對應的是嚴厲處罰耽誤、妨礙救災的官員,，這從另一個方面體現(xiàn)了救災工作的重要性。以清朝為例,，可以說救災過程的每一個步驟都有相應的處罰：在報災階段,，凡是出現(xiàn)隱瞞災情不報的情況,，該省督撫罰俸一年。不及時報告災情的,，晚半個月以內要罰一個月工資,，晚一至三個月的要降一級，延誤上報超過三個月的就要被革職,。

但是制度并不能杜絕腐敗的滋生,，尤其到了晚清。

“治國之道,，莫大于革弊政而恤民瘼”,，一些地方官吏在賑濟過程中往往對人民淡漠于心，比如道光三年的水災中,，松江府婁縣知縣李傳簪對鄉(xiāng)保報災置之不理,，遲不勘災，致使鄉(xiāng)民會集府城哄鬧府署,。

道光十四年,，有人在給昆山知縣的一封信中說：“往年胥吏每舞弊，有以熟作荒而規(guī)其利者,，故有災之歲,，吏胥亦樂于辦荒?！敝詷酚谵k荒,，是因為他們能從救荒中謀利。比如勘災時官吏與地方富豪相互勾結,，收受賄賂;在少數(shù)散放米谷之處,，放賑人員摻和糠秕，缺斤短兩;在一些施粥廠,，甚至摻入石灰,，坑害災民。

另外由于古代運輸條件落后,，經常只能用馬匹馱運或者水路運輸,，運輸周期長，運輸物資數(shù)量少,，等到用于賑濟災民的物資運抵災區(qū),，廣大災民很大可能由于過度饑餓早已死亡。

相比之下,，民間義賑源于自發(fā)并且自下而上,，能在一定程度上彌補官方賑災的不足。這也正是晚清時期民間義賑到達鼎盛的原因之一,。

公益時報記者 閆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