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古籍出版社1989年版曹永東《孟浩然詩集箋注》,，是建國以來大陸出版的六種同類之作中惟一附有《孟浩然年譜》的一種“箋注本孟集?！钡摗睹虾迫荒曜V》（以下簡稱“《年譜》”）無論是就孟浩然的行蹤,、交游的勾勒，抑或于有關(guān)作品的系年等而言，都存在著諸多問題,，有的還甚為嚴重,，因此，很有必要對其進行一些史實方面的考證與辨析,。有鑒于此,，本節(jié)特從三個方面對其略作考辨。

一,、張子容尉樂城與孟浩然游越剡的時間

《年譜》在“孟浩然二十歲”的“玄宗先天元年”內(nèi)說：“在襄陽送張子容赴舉”,。繼于“玄宗開元元年”內(nèi)又說：“孟浩然二十五歲。在襄陽,，晚春,，臥病寄詩樂城尉張子容；年底,，抵樂城訪張子容,。”并于“開元三年”內(nèi)寫道：“孟浩然二十七歲,。在越中,，歲暮返襄陽?！敝?，又在“開元十六年”內(nèi)認為：“在襄陽。旋至洛陽,，后自洛之越,。冬在永嘉逢張子容，年底至樂城,?！辈⒄J為孟浩然“由樂城返鄉(xiāng)”在“開元十七年”。據(jù)此,，知《年譜》在唐玄宗先天元年,、先天二年（即開元元年）、開元三年,、開元十六年,、開元十七年這五年內(nèi)，認為孟浩然的鄉(xiāng)友張子容,，任樂城尉的時間乃始于開元元年,、止于開元十六年（《年譜》在開元二十年內(nèi)，有“孟浩然開元十六年游吳越時經(jīng)‘江淮’,，張始為奉先令”云云,，故知其認為張子容在樂城縣尉任上的最后一年為是年）,，前后時間凡十七年。并認為孟浩然一生兩游吳越,，第一次始程于開元元年年底的襄陽,，返襄陽在開元三年的歲暮；第二次始程于開元十六年夏天的洛陽,，返襄陽在翌年的仲夏,。

按：《年譜》所系張子容尉樂城與孟浩然兩游越剡的時間，均為錯誤,。先看張子容尉樂城時間的錯誤,。《年譜》此系之所以錯誤,，關(guān)鍵就在于作者誤信了李嘉言《孟浩然年譜略稿》對張子容《樂城歲日贈孟浩然》一詩的箋釋,。是詩有云：“土地窮甌越，風光肇建寅,?！薄睹虾迫荒曜V略稿》箋釋后一句中的“建寅”說：“明年（指開元二年——引者注）甲寅，是本年冬浩然已至樂城,?！盵1]實則張子容是詩中的“建寅”，并非是指開元二年為甲寅年,，而是指他寫此詩之年的農(nóng)歷正月,，對此，《國語》韋昭注“土蟄發(fā)”有“謂孟春建寅之月”云云,，即可獲得證實,。正因為《孟浩然年譜略稿》的作者誤解了“建寅”一詞，故而才作出了張子容尉樂城在開元元年的錯誤結(jié)論,，《年譜》從之,，亦誤可知。而事實上,，張子容尉樂城,，并非如《年譜》認為是在其“進士第”后即授職，而是由晉陵尉貶謫所致,，張子容《貶樂城尉作》一詩,，即為明證。是詩有云：“竄謫邊窮海,，川原近惡溪,。”又其《永嘉作》一詩亦有云：“拙宦從江左,，投荒更海上,?！盵2]所謂“拙宦從江左”，所指即為張子容前此曾任職“江左”,，而所謂“江左”者，實為“江東”的另一種說法,。張子容為晉陵尉,，除芮挺章《國秀集》卷中目錄有載外，《四部叢刊》本《孟浩然集》中之《峴山寄晉陵張少府》詩,，亦可為之證,。所以，張子容任樂城尉的時間,，非始于其進士及第后的先天二年即開元元年,。又，《年譜》從《孟浩然年譜略稿》認為張子容離樂城入京的時間在開元十六年云云,，亦屬錯誤,。這是因為，《年譜》所系孟浩然與張子容在襄陽分別為先天元年（實際應為景云二年,，具體詳見徐松《登科記考》卷七）,，若二人再會于樂城為開元十六年，其間凡整十七年,，乃與孟浩然《除夜樂城逢張少府作》詩中的“平生復能幾,，一別十馀春”相背，蓋因“一別十馀春”,，所指只能是十三年,、十四年、十五年這幾年,，若為整十七年,，則就應為“一別二十春”了。張子容不說“一別二十春”,，而說“一別十馀春”,，所表明的是其自樂城北上入京的時間，是非在開元十六年的,。

再看《年譜》認為孟浩然兩游越剡之時間的錯誤,。由于《年譜》錯誤地從李嘉言《孟浩然年譜略稿》之說，即將張子容任樂城尉的時間系于開元元年,，因而也就自然導致了孟浩然首游越剡時間的錯誤,。至于《年譜》認為孟浩然“自洛之越”始于開元十六年的說法，亦屬錯誤,。這是因為：（1）《年譜》是說不僅無任何材料上的依據(jù),，而且誤系了《宿永嘉江寄山陰崔少府國輔》等詩的作年,。是詩有云：“我行窮水國，君使入京華,?！睋?jù)徐松《登科記考》卷八，知崔國輔開元二十三年春因應“牧宰舉”而由山陰入京,，旋授許昌令,，孟詩所謂“君使入京華”者，所指即此,。所以,，是詩的作年非在開元十六年，而是此后七年的開元二十三年春,。（2）孟浩然集中有詩證實孟浩然開元十六年秋乃在襄陽,。《四部叢刊》本《孟浩然集》有《都下送辛大》,、《夏日南亭杯辛大》,、《西山尋西諤》等詩，其中的“辛大”,、“辛諤”,，皆乃為孟浩然鄉(xiāng)友辛之諤之訛。辛之諤其人,，《新唐書·藝文志》有載,，徐松《登科記考》卷七考訂其開元十七年因上《敘訓》二卷而授長社尉[3]。又據(jù)胡震亨《唐音癸簽》卷十八《箋詁》三“進士科故實”所載,，唐代士子每年動身入京參加考試的時間為秋七月中旬,。二者合勘，知辛之諤此行自襄陽入京乃在開元十六年秋,，而孟浩然集中有《送辛大不及》一詩,，表明斯時孟浩然在襄陽送之不及。是詩為：“送君不相見,，日暮獨愁緒,。江上久徘徊，天邊迷處所,?？ひ亟?jīng)樊鄧，山河入嵩汝,。蒲輪去漸遙,，石徑徒延佇?！睋?jù)此可知,，辛之諤此行自襄陽入京,，孟浩然則因事未及送，乃于事后賦是詩以寄,。此則表明,，孟浩然開元十六年并不在“自洛之越”的旅途中，而是在其故里襄陽,。

而實際上,，孟浩然一生曾三游越剡，其具體情況為：第一次在開元十三年春至開元十五年夏,；第二次在開元二十一年秋至開元二十二年末，第三次在開元二十三年春至是年秋,。對于孟浩然這三次越剡之游的具體時間與路線,，本書第一章第五節(jié)《越剡之旅》有詳考，可參看此不具述,。

又,，《年譜》在“玄宗先天元年”內(nèi)系“孟浩然二十歲”者，乃誤,，蓋因是年孟浩然為二十四歲而非二十歲,，即“孟浩然二十歲”乃奪一個“四”字。

二,、孟浩然入長安的時次問題

《年譜》在“開元七年”內(nèi)說：“孟浩然三十一歲,。在襄陽。冬赴長安,?！庇钟凇伴_元八年”內(nèi)寫道：“在長安，結(jié)識張九齡,；游秘省賦詩,，舉座嘆服。送辛諤歸鄉(xiāng),?！庇郑伴_元十四年”內(nèi)有云：“在長安結(jié)識王維,。浩然落第后歸襄陽,。”而于“開元十四年”內(nèi)還認為：“在洛陽,，與儲光羲,、崔國輔、綦毋潛相識,；落第后赴長安,?！辈⒃凇伴_元十五年”內(nèi)說：“滯留長安；秋至洛陽,；歲暮歸襄陽,。”《年譜》又于“開元二十三年”（原作三十二,，誤）內(nèi)認為：“春,，李白贈浩然詩，浩然隨韓朝宗赴長安,。秋,，在襄陽……”綜此，可知《年譜》認為孟浩然一生凡三入長安,，第一次在開元七年至開元九年,，第二次在開元十四年至十五年，第二次在開元二十三年春至秋之間,。

按《年譜》所系孟浩然三入長安的行蹤與時間,，均為錯誤?！赌曜V》認為孟浩然第一次入京在開元七年的理由,，主要有兩點，一是孟詩《書懷貽京邑同好》中的“三十既成立,，嗟吁命不通”與“秦楚邈離異,，翻飛何日同”，故其作箋釋說：“此首為浩然赴京后,，歸鄉(xiāng)所作,，言‘命不通’知浩然三十歲左右曾入京，前已證浩然三十在家園,，知浩然當于本年赴長安,。”二是孟詩《赴京途中遇雪》之詩題與是詩中的“迢遞秦京道,，蒼茫歲暮天”兩句,。其實，《年譜》所舉孟浩然的這兩首詩,，是均不能證實孟浩然在開元七年曾入京一次的,。第一首詩即《書懷貽京邑同好》固然系“孟浩然赴京后，歸鄉(xiāng)所作”,，但這“赴京”的時間并非為開元七年,，因為詩中的“命不通”三字根本不能作證“浩然三十左右曾入京”一次。此詩作年究為何年，《年譜》自始至終均未言及,，又焉可知“浩然赴京后,，歸鄉(xiāng)所作”之“赴京”必在開元七年呢？第二首詩即《赴京途中遇雪》固然可證孟浩然在某年冬天曾入京一次,，但其卻絕不是開元七年,，這是因為，據(jù)兩《唐書·玄宗紀》,、《五行志》可知,，開元七年“歲暮天”的“秦京道”根本無下雪之載。所以,，孟浩然在開元七年不曾一入長安,，因之，《年譜》認為孟浩然分別在開元八年,、九年與張九齡,、王維相識的說法，未可據(jù)信也就甚為清楚（另可詳后）,。又，《年譜》認為孟浩然在開元十四年二入長安的依據(jù),，主要為顧況《監(jiān)察御史儲公集序》一文與孟浩然集中的四首詩,，即：《同儲十二洛陽道中作》、《李氏園臥疾》,、《題李十四莊兼贈綦毋校書》,、《答秦中苦雨思歸贈袁左丞賀侍郎》。然則此一文四詩,，亦均不能證實孟浩然在開元十四年曾由洛陽到長安一次,。據(jù)顧況《監(jiān)察御史儲公集序》一文，可知儲光羲,、崔國輔,、綦毋潛三人均及第于開元十四年，且孟浩然與此三人均具交往關(guān)系,，但此并不能證實孟浩然是年乃在洛陽,。這是因為，據(jù)上引詹锳《李白詩文系年》可知,，開元十四年李白與孟浩然正在維揚一線漫游,，李白集中的《游溧陽北湖亭望瓦屋山懷古贈同旅》（一年贈孟浩然）一詩，即寫于是時,?！锻瑑κ尻柕乐凶鳌芬辉姷淖髂辏藶殚_元二十年春，對此,，本書第一章第二節(jié)《三人長安》乃有詳考,，此不贅述?！独钍蠄@臥疾》一詩中的“年年白社客,、空滯洛陽城”兩句，雖然可證孟浩然在洛陽曾寓居過至少兩個年頭的時間,，但其亦不能證實孟浩然在開元十四年曾到過洛陽,，蓋因是詩根本不能系年，《年譜》所言,，純?yōu)楹翢o根據(jù)之推測,。據(jù)辛文房《唐才子傳》卷二，綦毋潛開元十四年進士及第后即授校書郎,，但孟浩然《題李十四莊兼贈綦毋校書》詩的作年卻并非是在開元十四年,，而是寫于開元二十一年前后。其原因在于,，此詩之題稱“綦毋校書”者,，所指為綦毋潛之“復授校書”。關(guān)于綦毋潛之“復授校書”,，本書第一章第六節(jié)已考之甚詳,，可參看，此不具述,。至于《年譜》據(jù)嚴耕望《唐仆尚丞郎表》卷七,，認為《答秦中苦雨思歸贈袁左丞賀侍郎》中的“袁左丞”與“賀侍郎”為袁仁敬與賀知章，而以之證實孟浩然在開元十四年曾到過一次長安的舉措,，則更是不的,。這是因為：（1）是詩題既云“苦雨”，表明孟浩然在寫這詩時的“秦中”即長安地區(qū)曾下過一場成災久雨,，但據(jù)兩《唐書·玄宗紀》,、《五行志》、《食貨志》等材料,，可知開元十四年秋天的長安地區(qū)根本無雨,。（2）嚴耕望《唐仆尚丞郎表》據(jù)《舊唐書·張九齡傳》、林寶《元和姓纂》,、王溥《唐會要》,，認為袁仁敬開元十四年“在左丞任”云云，純屬推測,，未可據(jù)信,，蓋因這三起材料僅記載了袁仁敬曾任尚書丞而已,，即其并無確鑿材料可以證實袁仁敬的尚書左丞之任乃在是年。（3）《文苑英華》著錄是詩“袁左丞”作“袁中丞”,，但綜袁仁敬一生并不曾在御史臺任御史中丞之職,。又，宋蜀刻本《孟浩然詩》,、元刻劉須溪評注本《孟浩然集》著錄是詩題末無“賀侍郎”三字,，則賀知章即使在開元十四年曾任工部侍郎，也是難以證實此詩的作年即在是年的,。綜此三者,，可知《答秦中苦雨思歸贈袁左丞賀侍郎》一詩，同樣是不能作證孟浩然在開元十四年曾到過一次長安的,。

再看《年譜》的開元二十三年三入長安說,。《年譜》認為孟浩然在是年曾入長安者,，主要是據(jù)王士源《孟浩然詩集序》之載而為,。其有云：“山南采訪使本郡守昌黎韓朝宗，謂浩然間代清律,，寘諸周行,，必詠穆如之頌。因入秦,，與偕行,，先揚于朝，與期約日引謁,。及期，浩然會寮友文酒講好甚適,?；蛟唬优c韓公預約而怠之,，無乃不可乎,？浩然叱曰，‘業(yè)已飲矣,，身行樂耳,，遑恤其他！’遂畢席不赴,?！盵4]但王士源《孟浩然詩集序》的這一記載，核之有關(guān)史籍,，知乃未可據(jù)信,。首先，據(jù)兩《唐書·韓朝宗傳》（皆《韓思復傳》附）、王維《韓朝宗墓志銘》可知,，韓朝宗在任“山南采訪使”兼襄州刺史時,，并不曾因事入朝，則王《序》所謂“先入朝與偕行”云云,，顯然有誤,。其次，《新唐書·孟浩然傳》對此事亦有記載,，但孟浩然“遂畢席不赴”的地點在襄陽而非長安,。對此，另可參見拙作《孟浩然入京新考》一文[5],。其三,，孟浩然集中的《宿永嘉江寄山陰崔少府國輔》、《江上寄山陰崔少府國輔》二詩,，可證開元二十三年的春天,，孟浩然乃在越州山陰即今浙江紹興（詳前）。綜此三者,，是知孟浩然開元二十三年并無入長安之舉,。

所以，《年譜》所持之孟浩然在開元七年,、開元十四年,、開元二十三年曾三次到長安的說法，乃是與孟浩然生平的歷史真實迥不相及的,。但孟浩然一生又確曾三入長安,，其具體事況則為：第一次在開元十一年歲底，第二次在開元十六年秋梢,，第三次在開元二十年秋冬之際。對于孟浩然的這三次長安之行,，上引拙作《孟浩然入京新考》一文,，以及本書第一章第二節(jié)《三入長安》，均有較詳細之考察,，可參看,，此不贅述。

三,、孟浩然與張九齡等人的交游實況

浩然一生交游頗多,。《年譜》對孟浩然與部分交游人物的交往時間進行了系年,，但錯誤亦甚多,，茲擇其要者考辨如次,。

張九齡《年譜》在“開元八年”內(nèi)寫道：“孟浩然在長安，結(jié)識張九齡,；游秘省賦詩,，舉座嘆服?！卑矗簱?jù)兩《唐書·張九齡傳》及《全唐詩·張九齡集》可知,，張九齡“從玄宗即位至開元十年”（《年譜》原文，下同）這段時間中,，雖然“一直在京任職”,，但孟浩然斯時如本書第一章第二節(jié)《三入長安》之所言，根本不曾到過長安,，所以,，《年譜》認為孟浩然與張九齡相識于開元八年的認識，顯然是一種錯誤,。其實,，孟浩然與張九齡相識并結(jié)“忘形之交”，乃在開元二十五年至開元二十七年的荊州長史府,，對此,，本書第二章第五節(jié)《忘形之交》已考之甚詳，可參看,，此不具述。

王維《年譜》在“開元九年”內(nèi)說：“在長安結(jié)識王維,。浩然落第后歸襄陽,。”按：《年譜》認為孟浩然與王維相識于開元九年長安的說法,，主要是據(jù)《舊唐書·王維傳》載“王維本年進士擢第”而為，實則乃誤,。其原因在于,，王維雖然是在開元九年進士及第，但此與《年譜》認為王維是年和孟浩然長安相識并無必然聯(lián)系,，更何況,，孟浩然開元九年根本不在長安，而是在作第二次的湖湘之游,，對此,，本書第一章第四節(jié)《三游湖湘》乃有詳考，可參看,。其實,，孟浩然與王維相識于開元十六年至十八年期間之長安，對此,，本書第二章第五節(jié)《忘形之交》亦有詳考,，此茲罷論。

盧僎《年譜》在“開元十三年”內(nèi)說：“韓思復卒,，孟浩然與盧僎在峴山與韓思復立碑,。”按《年譜》此之所系,，主要是據(jù)《舊唐書·韓思復傳》而立論,，然則實屬不的,。據(jù)兩《唐書·韓思復傳》所載,，固然可知韓思復開元十三年病卒長安，且其此前曾兩任襄州刺史,，但無任何材料可證盧僎何時供職襄陽,，又何時獲知韓思復卒于開元十三年，《年譜》對此均無只字言及,，又焉可令人置信,？因此，我們只能說,，孟浩然與盧僎為韓思復“立石峴山”,，乃在開元十三年后。對于盧僎與孟浩然交洲的具體概況,，拙作《孟浩然集中之“盧明府”探考》一文[6],，均有詳考，可參看,，此不具引,。

儲光羲 崔國輔 綦毋潛 《年譜》在“開元十四年”內(nèi)說：“孟浩然在洛陽，與儲光羲,、崔國輔,、綦毋潛相識?！卑础端牟繀部繁尽睹虾迫患肪硭挠小锻瑑κ尻柕乐凶鳌芬辉?，表明孟浩然與儲光羲（排行十二）確曾交往一時，但孟浩然此詩之作年,，乃在開元二十年春之洛陽[7],，則孟浩然與儲光羲結(jié)交于是年,，當可論斷之。據(jù)詹锳《李白詩文系年》之所考,，孟浩然開元十四年在廣陵一帶與李白相識,，并于是年秋天同溧陽，所以,，《年譜》認為孟浩然開元十四年與儲光羲,、崔國輔、綦毋潛相識于洛陽的認識,，顯然為錯誤,。

顧況《監(jiān)察御史儲公（光羲）集序》有云：“開元十四年，嚴黃門知考功,，以魯國儲公進士高第,，與崔國輔員外、綦毋潛著作同時,?！盵8]據(jù)此《序》，知儲光羲,、崔國輔,、綦毋潛三人皆于開元十四年進士及第。據(jù)徐松《登科記考》卷七,，開元十四年之應試在長安而非洛陽,，儲光羲等三人及第后是否于當年同游洛陽，則不得而知,。退一步說,，即使三人于是年曾同游洛陽，孟浩然也是不能與之相識的,，蓋因如上所述,，孟浩然是年在江東一帶與李白同游故也（參見詹锳《李白詩文系年》開元十四年）。又,，據(jù)傅璇琮主編《唐才子傳校箋》卷一《儲光羲》可知,，儲光羲開元十四年進士及第后至開元二十年春止，其所任職之地,，分別為馮翊（今陜西大荔）,、安宜（今江蘇寶應）、下卦（今陜西渭南）,、汜水（今河南滎陽）等地,，而孟浩然在此期間從不曾到過這些地方,。所以,，《年譜》認為孟浩然開元十四年在洛陽與儲光羲相識為誤者,，即可遽斷。

孟浩然與崔國輔之識,，時間當在開元二十一秋其自洛之越期間,。開元二十三年，孟浩然應崔國輔邀約之游再越剡,，但當孟浩然如“期”而至時,，崔國輔已應牧宰舉入京，此后二人無復再見[9],。孟浩然與綦毋潛初識的時間雖不可確考,，但其絕非在開元十四年，則是可以肯定的,。這是因為,，據(jù)辛文房《唐才子傳》卷一《綦毋潛》可知，綦毋潛開元十四年進士及第后即授職秘省校書郎,，而孟浩然開元十四年的行蹤誠如詹锳《李白詩文系年》之所言,，乃在維揚一線與李白漫游，二人是年既一在南一在北,，又何可相識于洛陽,？

李白《年譜》在“開元二十二年內(nèi)說：“在襄陽……與李白相識?！薄赌曜V》此之所系,，所據(jù)者為黃錫珪《李太白年譜》。是《譜》認為,，李白在開元二十二年“由安陸游襄陽,，始識韓朝宗及孟浩然”，并認為“白有贈孟浩然詩,，是白游襄陽與浩然相識之作也”,。按李白游襄陽并寫《與韓荊州書》一文，并以之上韓朝宗者,，主要是因唐玄宗在開元二十三年春正月下詔令天下州守薦舉人才事所致,，故李白之《與韓荊州書》，即寫于是時,，對此,，拙著《李白史跡考索·李白與孟浩然交游考異》一文，已有詳考,，此不具述,。所以，黃錫珪《李太白年譜》載其于開元二十二年者,，實則為誤,，《年譜》據(jù)而系之,，亦誤。

注釋：

[1]李嘉言《孟浩然年譜略稿》,，《李嘉言古典文學論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

[2]張子容《貶樂城尉作》,，《全唐詩》卷一一六,，中華書局1966年版。

[3]徐松《登科記考》卷七,，中華書局1984年版,。

[4]王士源《孟浩然詩集序》，明銅活字本《孟浩然集》卷首附,。

[5]王輝斌《孟浩然入京新考》,，載《長沙水電師院學報》1988年1期。

[6]王輝斌《孟浩然集中之“盧明府”探考》,，載《湖北師范學院學報》1986年3期,。

[7]具體參見本書第一章第二節(jié)《三入長安》。

[8]顧況《監(jiān)察御史儲公（光羲）集序》,，《全唐文》卷五二八,，中華書局1983年影印本。

[9]關(guān)于孟浩然與崔國輔之初識與再會,，具體參見本書第一章第五節(jié)《越剡之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