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生意的行業(yè)叫做“商業(yè)”,，市場上用來交換的物品叫做“商品”,，做生意的叫做“商人”。為什么凡是與生意有關的事和人，都要冠以“商”字呢,？原來,，這與我國的商朝有著直接關系，“商人”就是從“商族人”這個詞演變而來,。

4000多年前,，黃河流域居住著一個古老的部落，他們的首領叫契,，契協(xié)助大禹治水有功,，他的部落被稱為商部落，契之孫相土首先發(fā)明了馬車,，六世孫王亥又發(fā)明了牛車,。農牧業(yè)的迅速發(fā)展，他們生產的東西有了過剩,，契的六世孫王亥很會做生意,，就變賣了這些馬車跟牛車。

所以,，之后大家就把這些做生意的人稱之為“商人”,。

多年后，有一首詩里這樣描寫古代的商人：“商人河下最奢華,，窗子都糊細廣紗,。急限餉銀三十萬，西商猶自少離家,?！?/p>

這首詩出自《揚州竹枝詞》，在明清時期流傳極廣,，描述的是西商,，也就是當時來自陜西、山西的商人在揚州地區(qū)行商的盛景,。揚州下關緊挨著京杭大運河,，這群來自外地的商人憑借出眾的商業(yè)頭腦迅速致富，成了一個又一個雄踞一方的商業(yè)巨子,。

時隔數百年,，我們仍能在揚州城看到歷史悠久的“山陜會館”的風貌。然而,，隨著事過境遷,，鹽商會館的繁榮盛景已不在，僅剩一些破敗的門樓和搖搖欲墜的舊屋。這些遺址深藏在東關小巷中,，逐漸被世人淡忘,。

明太祖率領的義軍擊敗了蒙古人后，殘存的元軍仍覬覦著中原大地,，隨時準備卷土重來,。由于，時局動蕩,，西北地區(qū)的少數民族也逐漸有了離心傾向,。朱元璋崛起后，將大量財政投入到西北地區(qū)的防務上,，耗費大量人力物力鞏固關中,。

然而，西北地區(qū)環(huán)境惡劣,，人口不多,，龐大的邊防軍們駐扎在貧瘠的土地上，很難從當地獲取給養(yǎng),，每年朝廷都要撥付大量軍餉糧草供養(yǎng)當地邊防軍隊,。由于，物資數目龐大,，從內陸調往西北的過程中頗為費事費力,，國庫逐漸難以負擔這項開支。

所以,，為了解決這一問題,，朱元璋特批民間商人，可以通過幫助運輸邊防補給,，來換取販賣食鹽的許可證,。

朱元璋的這項政策是開明的，淮鹽的利潤豐厚,，無數商人趨之若鶩,，大量商人的涌入使邊防補給問題迎刃而解。作為地理條件最優(yōu)的陜西商人,，從這一政策中賺的盆滿缽滿,，從全國商人中脫穎而出。關中地區(qū)的農民們發(fā)現了商機,，紛紛進城販糧賣鹽。

與陜西相比，山西的糧食產量不多,，山西商人若想享受換取販鹽許可的國家政策,，必須大費周章地前往山東購買糧食，然后,，轉道抵達邊關,，換取販鹽許可。而后來,，崛起的徽商,，由于，徽州地形復雜且遠離邊關,，所以,，在這場販鹽熱潮中吃了大虧。

自然,，這也是徽商并未在這一時間起步的原因,。

明朝中葉時期，陜商一家獨大的格局發(fā)生變動,。1492年,，負責全國稅務的戶部尚書葉淇走馬上任，將原本的輸糧換取鹽引的“開中法”改成用銀錢換鹽引的“折色法”,。這項改革使商人們不必大費周章地將補給送到邊關,，而可以直接用銀錢兌換鹽引。

葉淇出身江蘇淮安,，這一舉動明顯是為故鄉(xiāng)商人謀福,，打破了邊商一家獨大的格局，給內陸商人提供了絕佳良機,。

有了這一改革,，原本，留在寒苦邊境種糧食的商人們失去了得天獨厚的優(yōu)勢,，山西,、陜西的商人們離開故鄉(xiāng)，憑借早年積累的資金躋身兩淮市場,，成為專業(yè)的鹽商,。據統(tǒng)計，在“折色法”頒布后,，有五百余名陜西商人來到揚州經商,。

而正是在揚州,，陜西商人與厚積薄發(fā)的徽商們展開了激烈的商戰(zhàn)。

為了保護陜西商人的權益,，陜西商人們集資修建了陜西會館,。隨著雙方商戰(zhàn)的規(guī)模越來越大，陜西商人聯合山西商人共同建立山陜會館,。山陜商人憑借早年積累的資金雄踞一方,，徽商根本無法與之抗衡，最終,，徽商不得不從山陜商人們的手中購買鹽引,。

而陜西商人逐漸胃口大開，不僅涉足鹽業(yè),，還逐漸將市場擴展到皮具,、布料、典當等產業(yè)中,。

那么,，徽商與山陜商人相比，又有什么優(yōu)勢呢,？

答案就是地利與人和,。

徽商的文化水平普遍較高，他們喜歡通過法律的手段制衡山陜商人,，經常對山陜商人發(fā)起訴訟,。根據史籍記載，當時徽商與山陜商人之間的訴訟案里,，徽商經常大占上風,，而山陜商人往往只能得到不利的判決。晚明時期爆發(fā)的一場“商籍之爭”,，就是雙方商人積怨已久的體現,。

那么，何為商籍,？

其實,，這就是朝廷特批給外來經商的山陜商人的“戶口”。并且,，憑借這一戶口,，山陜商人的子弟可以就讀于淮安、揚州地區(qū)的學校,，每年還享有七個當地科舉的名額,。相比之下,，徽商就沒有這么優(yōu)厚的待遇了，徽商的家鄉(xiāng)因為與淮揚同屬南直隸省,，不享受“商籍”,，按規(guī)定：徽商的子弟無法就讀于淮揚兩地的學堂,。

崇禎時期,，徽商們聯名請奏，希望能讓徽商子弟就近讀書,，獲得了朝廷的批準,。然而，獲批“商籍”的徽商在無形間損害了原有商籍的山陜商人的權益,。前文我們提到每年山陜商人子弟享受七個科舉名額,，在徽商獲取商籍后山陜商人子弟與徽商子弟共享該名額，所以,，這就引起了山陜商人的不滿,。

當時恰巧揚州知府出身山西，為同鄉(xiāng)鳴不平,，徽商獲得商籍的政策便遲遲沒有落實,。1643年，徽商們再次聯名上書,，雙方再次就商籍一事吵得不可開交,，最終，也沒爭出個結果,，不了了之了,。直到康熙時期，經徽商不懈努力,，朝廷才特批在揚州另增七個外地商人子弟科舉的名額,。

最終，這場由“子女入學問題”引發(fā)的糾紛跨越兩個朝代,，持續(xù)了幾十年,，山陜商人逐漸落敗，徽商則趁勢崛起,。

實際上,，這場商籍之戰(zhàn)的態(tài)勢恰恰反映了陜,、晉、徽三地商人在淮揚的實力變化,。

似乎命運在冥冥之中已做出安排,，攻入京城的李自成是山西人，將祖籍安徽的朱由檢逼得自盡,，而鎮(zhèn)守邊關推翻李自成的吳三桂又是揚州人,。這一場朝代更迭，最終,，給淮揚帶來難以平復的災禍,，1645年多爾袞圍困揚州，大開殺戒,，釀成“揚州十日”的人倫慘禍,，八十萬民眾死在這場災難中。

至此,，不論山陜商人還是徽商均未能幸免,，各地商人運營百年的興盛景象破滅于一旦。

當三地商人重回揚州后,，揚州商業(yè)的格局已經歷了一場大洗牌,。原本，緊密合作的山陜商人逐漸產生芥蒂,，陜西商人逐漸被排擠出揚州,，只剩下十幾家商號苦苦支撐，已無法組建成商幫,，徽商趁勢崛起,，逐漸取代了山陜商人成為揚州商業(yè)的領頭羊。

那么,，陜西商人為何會在商戰(zhàn)中落敗呢,？原因有很多個。

首先,，明朝中期葉淇改革鹽商法時,，從邊境發(fā)跡的陜商失去了賴以為生的地理優(yōu)勢，只能前往揚州與其他地區(qū)的商人爭鋒,。滿人入主中原后,，清朝不再將邊防視作頭等大事，陜商進一步失去了客觀環(huán)境優(yōu)勢,。

從陜商本身來看,，當他們背井離鄉(xiāng)來到揚州后,，雖憑借早年積累的財富優(yōu)勢打壓了徽商，但是,，他們畢竟遠離了自己的故鄉(xiāng),，失去了地利。加上,，陜西人與淮揚人之間的民俗,、商俗迥異，很難與當地人建立穩(wěn)固的關系,，進而失去了人和,。

而相比之下，距離淮揚較近的徽商根本不需要考慮這些障礙,，人和與地利也成了他們戰(zhàn)勝陜商的優(yōu)勢。

并且,，用徽商的話來說,，陜商就是“農民進城”。

陜西民風質樸,，陜商雖在早年的販鹽中積累了大量財富,，在揚州出手也頗為闊綽，時常出入酒樓柳巷,，但他們根深蒂固的質樸性格是很難有所改變的,。徽商用一句順口溜諷刺陜商：“高底馕鞋踩爛泥,，平頭袍子腳跟齊,。沖人一身蔥椒氣，不待聞聲是老西,?！?/p>

相比于陜商，徽商普遍受過一定教育,，言談舉止張弛有度,，且附庸風雅?；丈痰乃季S比較靈活,，能夠較快地融入當地，徽商們懂得“官商”關系網的重要性,，所以,，會花大力氣攀附達官顯貴,。販鹽本來就是一種官方色彩濃厚的生意，鹽商要時刻關注朝廷對于鹽務的政策變動以及各地鹽官的態(tài)度,，而老實巴交的陜商們則并未在這方面下功夫,。

久而久之，徽商們憑借與官員們搭建的友誼橋梁,，逐漸戰(zhàn)勝陜商,，更是將后者排擠出淮揚。

根據史學家們總結,，從明中葉至清初的二百年時間里,，三地鹽商在淮揚進行了一場沒有硝煙的戰(zhàn)爭。陜西,、山西兩地的商人聯手與徽商作戰(zhàn),，最終，徽商摘取勝利果實,，陜西人被排擠出淮揚,，而山西人則轉行，不再經營鹽業(yè),。

但是,，遭受打擊的陜商們離開揚州，卻并未銷聲匿跡,，他們來到飽受戰(zhàn)火摧殘的四川,，以此為根據地重新崛起。陜商先是在四川開辦錢莊,，積累了一定量的資本,，后來，又以“借地入股”的形勢在當地干起了老本行——鹽業(yè),，逐漸一掃頹勢重回商界巔峰,。

現今，聞名全國的自貢鹽業(yè),，可以說,，就是陜西人翻盤的最佳例證。

這時的陜商雖重新經營鹽業(yè),，但卻不局限于鹽業(yè),，聰明的陜商逐漸意識到銀錢業(yè)才是最有賺頭的買賣：他們將錢莊、典當行開遍四川、甘肅,。陜西人嚴謹,、認真的態(tài)度使他們在銀錢業(yè)的生意上如魚得水，加上甘,、川兩地民風質樸,，陜西商人迅速積累了大量財富，逐漸掌控了蘭州,、西寧,、四川等地的金融命脈。

可以說,，清朝時期,，西南、西北市場幾乎都是陜西商人或山陜商人的天下了,。

參考資料：

【《明清時期的“西商”》,、《揚州竹枝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