眾所周知,，我國傳統(tǒng)社會以“三百千”或“四書”等典籍作為開蒙讀物,，我國小學使用“教科書”，最早始于晚清,。當時,，隨著中國各地新式學堂如雨后春筍般的次第興辦，社會上涌動著一股編纂教科書的熱潮,。晚清關心教育的人士都曾發(fā)表看法,，清政府官員對教科書的編審管理更是討論尤多，其間發(fā)生了一場關于“國定制”和“審定制”的爭論,。

末出版的不少教科書,，內頁往往標明“總理學務大臣審定”字樣（1903年）

　　以孫家鼐為代表的“國定制”和以張之洞為代表的“審定制”：百年前教科書編審的兩種意見

　　所謂“國定制”，就是官方權威機構管理教科書的編纂和發(fā)行,，統(tǒng)一全國教科書的使用,。“國定制”以孫家鼐、張百熙等官員為代表,。管理官書局大臣孫家鼐在光緒二十四年(1898年)批判中國學堂教科書管理的混亂狀況,，希望趁京師大學堂之建立來統(tǒng)一教科書的編纂使用，辦法是在各地開設譯局,，由局中通才專司纂譯,。其后管學大臣張百熙指出，“現(xiàn)在各處學堂,，皆急待國家編定,，方有教法”，建議由博學純正之人編輯成書,，中央頒發(fā)各省學堂使用,。貴州巡撫鄧華熙也建議：“凡中西普通之學，分小,、中學,、大學各級，編為定本,，請旨頒行,。各省學堂悉遵教授，庶可一道德而端趨向,?！?/p>

張之洞

　　“審定制”以張之洞為代表。他的辦法是,，教員按照現(xiàn)定的學制學時編成教材,，交由學務大臣審定頒行；各省若有文士編成的精善教材,，也可呈請學務大臣鑒定,，予以版權準其自行印售。1902年,，他上書清政府提出15條學堂辦法,，其中“教科書宜慎”條中,，他建議學習日本文部省檢定教科書的方法,，允許民間纂譯課本。1906年,，嚴復在《中外日報》上發(fā)表《論編審小學教科書》,，指出國家頒定教科書有種種缺陷，應取多種教科書而審定之,；審定標準不必要求太高,，聽用者自擇，采取自然淘汰的辦法。這類意見認為,，在一定程度上允許民間編用教科書,，既可以減輕中央機構的負擔，也能夠改善單一審定制下責任過重,、權力過大帶來的弊病,，保證教育與文化的進步。

　　越來越多的人士強調給民間編寫,、出版教科書以更大空間,。梁啟超在1902年建議“教科書無論為官纂為民間私纂，但能一依國家所定課目者,，皆可行用”,。1907年任學部咨議官湯壽潛主張放低教科書審查權限，由各省縣視學等組成圖書審查會,，審查全省教科用圖書,。

學部審定汪榮寶編纂的《中國歷史教科書》（1909年）

　　更多的批評將國定制的缺陷與中國文化教育的進步聯(lián)系起來，認為國定制下教科書內容不完善,、印刷質量差,、供給又不足，市場不暢通,，宜生賄托等腐敗現(xiàn)象,。1910年《申報》呼吁：“凡事以比較而有競爭，以競爭而有進步”,，如果一律遵用部編教科書,，那將造成“民編教科書之比較競爭之機已絕，在民間固永無良好之教科書出現(xiàn)于世,?！?/p>

　　教科書編審制度的形成先后經(jīng)過京師大學堂和學部兩個機構

　　不同意見在近代教科書編審制度確立過程中始終存在，編審制度的形成則先后經(jīng)過京師大學堂和學部兩個機構,。戊戌之后,，京師大學堂成為行使教育行政職能的最高機構。20世紀初“壬寅癸卯”學制頒布,，標志中國近代教育制度建立,。其中《奏定學務綱要》對教科書的編纂使用作出詳細規(guī)定：

　　應令京外各學堂擇各科學教員之學望素著者……查照現(xiàn)定各學堂年限鐘點，此書共應若干日講畢,，卷葉應須若干,，所講之事孰詳孰略，編成目錄一冊,，限三月內編成,；由學務大臣審定，頒發(fā)各省，令京外編譯局分認何門何種,，按照目錄迅速編輯,。書成后，咨送學務大臣審定,，頒行各省……

　　這份綱要說明,，清政府希望結合國定制和審定制，管理學堂教科書的編纂出版諸務,。具體職能由學務大臣執(zhí)行,。故而這一時期出版的教科書，往往在扉頁上標明“學務大臣審定”字樣,。1907年,，宋恕受山東巡撫委托籌辦山東編譯局，任該局代理坐辦兼編審,。山東編譯局的主要工作就是“編譯中小學堂教科各書”,。這說明“學務綱要”得以落實。

京師大學堂

　　京師大學堂的教育管理職能未持續(xù)多久,，就被更具行政職能的學部取代,。學部1905年成立后，對審定圖書作出不少規(guī)定,，大量審定了各地呈交的教科書并做出評語,。學部駁斥不許出版的教科書也不在少數(shù)，理由有不合教科書體例,、內容質量不過關和意識形態(tài)有偏差等原因,。學部對最后一類問題最為敏感，典型的一例是：1908年何琪編《初等女子小學國文教科書》一冊在浙江出版,，因“書中取材有平等字樣,，學部認為不合，下令查禁”,。

　　學部對教科書的編譯,、審定和翻印諸事項都有較詳細的規(guī)章。學部編纂教科書是為實現(xiàn)“國定教科書”的目標,，試圖借助政府力量成為教科書這一新生事業(yè)的龍頭,，加強利益與意識形態(tài)控制。學部不放過任何一個利用公權力的機會,，例如私塾改良,，學部要求“課本須遵用部定之本”,。部編教科書也往往“書未脫稿,，已訂入法令，通行全國”。

　　晚清教科書編纂在多大程度上實現(xiàn)了清政府所期望的“國定制”與“審定制”的結合

　　從京師大學堂到學部,，逐漸形成教科書編纂出版的諸多規(guī)章制度,，這兩大機構也編纂出版教科書——是為“國定本”教科書。那么晚清全國教科書編纂出版狀況如何,，在多大程度上實現(xiàn)了清政府所希望的“國定制”與“審定制”的結合,？

　　根據(jù)筆者所查，最早的“國定本”教科書,，是京師大學堂主持編纂,、出版的《東亞普通讀本》。該讀本初版于光緒三十一年(1905年),。書分六卷,，每卷一至四章不等。每卷前飾以龍云花邊的“圣諭”,，說明該卷主旨,。十六章題目為孝行、友愛,、婦道,、勤學、立志,、交通,、勤勉、節(jié)儉,、廉潔,、誠實、仁慈,、忍耐,、謙讓、忠節(jié),、智識和剛勇等,。每章包括敘論、嘉言和懿行三部分,，依次詮釋該章主題,、選輯有關語錄名言，選錄古今圣賢行為,。

　　著作以日本著名學者伊澤修二所著為基礎,。伊澤修二是日本近代教育的奠基者，時任日本文部省編譯官,，與中國訪日學者多有交流,。中方閱稿者著名教育家嚴修,，時任直隸學務處督辦。校補者江紹銓,，就是年少氣盛,、胸懷不羈之才，幾年后因創(chuàng)辦“中國社會黨”而留名于史的江亢虎,。著作同時在日清兩國發(fā)售,，涵蓋兩國12處“發(fā)賣所”。

　　這部讀本無序文,、無編輯大意,、無凡例、無章節(jié),、無目次,，內容編排上不具有近代分科意識，各章主題之間缺乏邏輯,，體例上處處體現(xiàn)尊崇“圣諭”,，所持仍是帝制下的教育理念，強調等級尊卑,，看不出近代新知識和新觀念的痕跡,。盡管清政府選派優(yōu)秀學者、規(guī)劃有力的銷售渠道,，但由于教育理念落后,，這部讀本很快在教科書市場上銷聲匿跡了，“國定教科書”寫下一個失敗的開頭,。

　　再來看其后學部編纂出版的教科書,。從1905年底學部成立到宣統(tǒng)二年(1910年)間，學部編譯圖書局共編纂出版了修身,、國文,、算學等教科書近百冊，編譯圖書局總攬編纂,、印刷和發(fā)行,。這是清政府第一次組織較有規(guī)模的教科書編纂發(fā)行。今天近代教育史研究者可見的“國定本教科書”,，一般即指學部所編教本,。

　　不過學部教科書所受批評從始至終不絕于史。學部在成立次年所編兩種教科書受到《南方報》等報紙的“糾彈”,，批評部編教科書分配荒謬,，程度參差，“國文,、修身,、史地等,，經(jīng)改竄后，笑話百出”,，部編教科書當時已大為教育界詬病,。其發(fā)行更受指責,，主要體現(xiàn)在部編教科書的翻印及印花稅方面,。就印花來說，當時日本文部省編教科書的印花稅僅為每冊二厘,，而學部定為每冊五厘之多,。為籌備憲政，學部將圖書局所編教科書悉數(shù)出版,，任人翻印,，并招商承印，印刷質量難以保證,。學部此舉等于間接征收教育稅,，將教科書作為牟利工具和政治籌款的途徑，遭人不齒是理所當然,。出版家陸費逵在其1906年寫文建議,，學部應將教科書的審定職能和編纂職能分開，著重審定職能,、放開編纂職能,，這樣有利于教科書市場的健康發(fā)展，而學部則不肯輕易放棄任何一項權力,。

　　“國定本”無法與民間編纂出版的教科書競爭

　　“國定本”教科書顯然不成功,，而同時期的民間教科書則如雨后春筍日漸興旺，二者形成強烈對比,。

　　1903年后文明書局陸續(xù)發(fā)行一套“蒙學教科書”,，包括修身、中國歷史,、西洋歷史,、東洋歷史、中國地理,、外國地理,、筆算、衛(wèi)生,、生理,、天文、地質,、格致,、化學,、動物、植物,、礦物,、體操等23種。此前沒有任何一家出版機構具有如此敏銳的市場觀念和良好的知識儲備,。1904年后,，商務印書館推出的“最新教科書”，更為符合近代分科和學制規(guī)范,。這些教科書的共同特點和優(yōu)點是：

　　其一,，遵循分科設學標準，學科較為健全,。

　　其二,，嚴格按照學期制度成書，內容進度和難易程度適當,，符合兒童受教育心理,。

　　其三，引入較為領先的人文科學知識,，例如介紹民主國家的政體,、解釋自然科學的“觀察”、“實驗”方法和進化知識等,，為兒童展示了真實豐富的外部世界圖景,，有助于兒童價值觀念和知識體系的更新，培養(yǎng)近代人文和科學常識,。

　　這兩套教科書標志著近代教科書誕生,，開啟了中國的“教科書時代”。從銷售影響來看,，據(jù)學者研究,，最受學堂歡迎的是商務推出的“最新教科書”，“從1904年一直發(fā)行到1911年底,，發(fā)行量占全國課本份額的80%”,，晚清教科書市場無人能望其項背。國定本無法與民間編纂出版的教科書競爭,，由此可見一斑,。

　　近代教科書的編纂發(fā)行情況說明，承載新知識和新觀念的民間所編教科書,，其所秉持的教育理念和教育方法標示了新舊教育轉型的方向,；把持文教權力的清政府最終只能以落后的文化教育產(chǎn)品作為陪襯。(畢苑作者單位：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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