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兩百余年的紅學史上,，周春的《閱紅樓夢隨筆》無疑是一部重要的著作,。周春其人其書，《紅樓夢大辭典》中均列有詞條進行介紹：

《閱紅樓夢隨筆》 清·周春著,。本書是目前所知《紅樓夢》研究史上最早的一部專著,，有寫于乾隆五十九年（1794）的自序,，本書首先提出《紅樓夢》是“敘金陵張侯（勇）家事”說，開了索隱派的先河,；同時提出他已見到120回和80回兩種《紅樓夢》,，提供了重要的版本線索。（馮其庸,、李希凡主編《紅樓夢大辭典（增訂本）》,，文化藝術(shù)出版社2010年版，第481頁）

周春 （1728—1815）,，字松靄,，號芚兮，晚號黍谷居士,，浙江海寧人,。他是乾隆十九年進士，曾任廣西岑溪知縣,。博學好古,，著述甚多。有《杜詩雙聲疊韻譜概論》,、《十三經(jīng)音略》、《爾雅補注》,、《遼詩話》等多種,。他的紅學專著《閱紅樓夢隨筆》，于乾隆五十九年（1794）撰就,，是迄今為止人們所能見到的最早一部評紅著作，當時程甲本剛剛問世3年,。（《紅樓夢大辭典（增訂本）》,，第555頁）

《閱紅樓夢隨筆》之所以在紅學史上有著舉足輕重的位置,，我們可以從《紅樓夢大辭典》的這兩個詞條，看出三點原因：一,，它開了索隱派的先河,；二，它提供了重要的版本線索,；三,，它是目前所知的第一部紅學專著,。而這三點在紅學界是基本達成了共識的,；前兩點暫時不論,，姑引幾條資料，以見紅學家們對第三點的普遍承認,。

周汝昌《〈紅樓夢〉版本常談》一文中說：“個人所見到的，從乾隆末到嘉慶初,，最早的有代表性的《紅樓夢》題詠者,，大多數(shù)是杭州人,，而第一部‘紅學專著’則出于海寧人周春之手。周春是‘索隱派’的開山祖師,?！?/span>（見《紅樓夢版本論叢》,，南京師范學院中文系資料室1976年編印，第15頁）郭豫適《紅樓研究小史稿》一書中說：“在乾隆年間,，除抄本《石頭記》上的批注以外，把對于《紅樓夢》的評論寫成專冊并且得以流傳下來的,，據(jù)今所知,，周春的《閱紅樓夢隨筆》恐怕要算是最早的一本了,。”（郭豫適《紅樓研究小史稿》,，上海文藝出版社1980年版，第44—45頁）韓進廉《紅學史稿》一書也說：“舊紅學家除‘評點’發(fā)微外,，更多的是‘隨筆’志感,，留下不少隨筆類論著……據(jù)今所知，周春的《閱紅樓夢隨筆》為最早……乾隆五十九年（1794）撰就至今見諸筆墨的第一部紅學專著——《閱紅樓夢隨筆》,?！?/span>（韓進廉《紅學史稿》，河北教育出版社1989年版,，第152頁）

一粟的《紅樓夢資料匯編》中全文收錄了周春的這部著作,，近日我在讀這部資料匯編時,，聯(lián)系上前后的一些材料,，竟對紅學家們異口同聲的這個判斷——《閱紅樓夢隨筆》是目前所知的第一部紅學專著，產(chǎn)生了一些疑問,。這些疑問的產(chǎn)生，在《紅樓夢資料匯編》所收文獻的范圍內(nèi),，甚至在新世紀之前的學術(shù)環(huán)境下,，都是顯而易見又合情合理的,，而之前的紅學家們似乎并未有過這樣的疑問，頗為怪異,。所以,，雖然我的疑問最后通過查閱最新研究成果而得到解決,，但也不妨將疑思的整個過程記錄下來，作為一次學術(shù)探索的案例進行分享,，也不無裨益。

首先,，《紅樓夢大辭典》說周氏隨筆“有寫于乾隆五十九年（1794）的自序”，并據(jù)此認定該書“乾隆五十九年（1794）撰就”,，就是值得商榷的。所謂自序,，即是《閱紅樓夢隨筆》的第一部分,，《紅樓夢書錄》中轉(zhuǎn)抄時也標之為“自序”（一粟《紅樓夢書錄》,，古典文學出版社1958年版，第167頁）,。其實,，這一部分，在上海圖書館藏拜經(jīng)樓抄本（《紅樓夢資料匯編》據(jù)此本收錄）中題為《紅樓夢記》,，早期征引周氏隨筆的壽鵬飛也稱“海昌黍谷居士周春松靄甫《紅樓夢隨筆》第一章《紅樓夢記》”（壽鵬飛《紅樓夢本事辯證》，商務印書館1927年版,，第4頁,。壽氏征引的版本為浙江吳伯汙萬華庵藏本），可見其到底是不是自序的性質(zhì),，是很值得懷疑的。我們很容易發(fā)現(xiàn),，第一部分《紅樓夢記》署有兩個時間，一是“甲寅中元”,，二是“十月既望”,；第二部分《紅樓夢評例》署有“乙卯正月初四日”。由此可見,，第一部分的寫作時間早于第二部分,，因此，將第一部分當做“自序”,，以“自序”的署年來論定《閱紅樓夢隨筆》一書的成書時間，顯然是錯誤的,。

那么，綜合甲寅,、乙卯兩個署年,，而認為“《閱紅樓夢隨筆》的寫作時間大約在乾隆甲寅,、乙卯年間”（李虹《周春及其〈紅樓夢〉研究》，中國藝術(shù)研究院碩士論文,，2001年），是不是就比較合理了呢？我覺得不盡然,，因為還有一個疑點，有待我們解決,。這個疑點就是，周氏隨筆的第三部分《紅樓夢約評》中,，兩次引用到了《隨園詩話》的內(nèi)容，而據(jù)《紅樓夢資料匯編》上節(jié)錄的兩種《隨園詩話》版本,，周氏隨筆似應產(chǎn)生于道光四年（1824）之后,。下面分別指出,，并略加分析。

《閱紅樓夢隨筆·紅樓夢約評》：“偷雞戲狗爬灰養(yǎng)小叔,，借焦大口中痛罵，又借寶玉口中一問,，不待明言而知矣。故曹雪芹贈紅樓女校書詩有‘威儀棣棣若山河’之句,。初怪美人詞料甚多,，何以引用不類,，今觀此，方知其用如山如河之為有意也,?！?/span>（《紅樓夢資料匯編》，中華書局1964年版,，第70頁）按周氏隨筆的第一部分中闡述其“張侯家事說”時,，即“證以《曝書亭集》,、《池北偶談》、《江南通志》、《隨園詩話》,、《張侯行述》諸書”（《紅樓夢資料匯編》,，第66頁）,，《隨園詩話》赫然在目，我們便可充分斷定,，周氏此處說的“曹雪芹贈回紅樓女校書詩”云云，乃采自袁枚之說,。我們看《隨園詩話》乾隆五十七年（1792）刊本中說的是“當時紅樓中有某校書尤艷,，我齋題云：……”（《紅樓夢資料匯編》,，第12—13頁），我齋是指富察·明義,；周春引用的本子，顯然不是這個,。而《隨園詩話》道光四年（1824）刊本則是：“當時紅樓中有女校書某尤艷,，雪芹贈云：……”（《紅樓夢資料匯編》,，第13頁）很明顯，周春引用的版本,，與道光四年刊本一致。

《閱紅樓夢隨筆·紅樓夢約評》：“袁簡齋云：‘大觀園即余之隨園,?！死仙朴谄廴?，愚未深信?！卑础峨S園詩話》乾隆五十七年（1792）刊本中并沒有周春說的這句話，而在道光四年（1824）刊本中才有：“中有所謂大觀園者,，即余之隨園也,。”（《紅樓夢資料匯編》,，第13頁）很明顯,，周春此處的引用,，也與《隨園詩話》道光四年（1824）刊本一致。

那么,，根據(jù)以上兩段的分析，我們似乎可以得出結(jié)論：周春的《閱紅樓夢隨筆》引用到了道光四年（1824）刊印的書籍,，它的成書也當在道光四年（1824）之后,；而二知道人的《紅樓夢說夢》刊行于嘉慶年間,，所以，周春的《閱紅樓夢隨筆》絕不是第一部紅學專著,！

但矛盾也就隨之而來：周春“卒于嘉慶二十年（1815）”（《紅樓夢書錄》,，第168頁）,，他如何能夠在死了近十年之后的道光四年（1824）還繼續(xù)著書，并引用當年（1824）刊印的《隨園詩話》呢,？這個矛盾要解決，大致可以考慮如下兩個方面：一是周春的卒年不是嘉慶二十年（1815）,，而是道光四年（1824）或之后的某一年,；二是除了《紅樓夢資料匯編》上提到的兩個版本,，《隨園詩話》還有沒有其他的版本,。

讀了包云志《〈隨園詩話〉中有關(guān)〈紅樓夢〉一段話的前后變化——兼談〈隨園詩話〉的版本》（《紅樓夢學刊》2005年第4輯）一文,，這個疑點,，這個矛盾，也就隨之而解了,。據(jù)包先生的文章介紹,，《隨園詩話》乾隆五十七年（1792）刊本之前，還有一種乾隆五十四年（1789）刊本,，而在這種刊本里，有關(guān)《紅樓夢》的那段話是這樣的：

康熙間，曹練亭為江寧織造……其子雪芹撰《紅樓夢》一部,，備記風月繁華之盛,。中有所謂文觀園者，即余之隨園也,。當時紅樓中有女校書某尤艷，雪芹贈云：“病容憔悴勝桃花,，午汙潮回熱轉(zhuǎn)加,。猶恐意中人看出，強言今日較差些,。”“威儀棣棣若山河,，應把風流奪綺羅,。不似小家拘東態(tài),，笑時偏少默時多?！?/span>

其中有幾個錯別字，均是當時（1789）的排印錯誤,。

而乾隆五十七年（1792）刊本，又分為三個版本,，《紅樓夢資料匯編》中收錄的乾隆五十七年（1792）刊本,，與第二版和第三版的內(nèi)容相同,，沒有“中有所謂文（大）觀園者”一句，“雪芹贈云”改作“我齋題云”,。而第一版的文字,，則與乾隆五十四年（1789）版基本一致，有“中有所謂文觀園者”一句,，“雪芹贈云”也是一樣的,。

由此可知，周春所見到的《隨園詩話》,，當是乾隆五十四年（1789）刊本,，或者是乾隆五十七年（1792）刊本的第一版。這樣,，就能解釋本文之前所提出的那些疑點和矛盾了,。周春《閱紅樓夢隨筆》是目前所知的第一部紅學專著的判斷,，在沒有新文獻被發(fā)現(xiàn)之前，還是正確的,。

看來,，全面掌握版本資料，對于學術(shù)研究來說至關(guān)重要,。但在不知《隨園詩話》有其他版本的幾十年中，紅學家們竟然沒有發(fā)現(xiàn)這里面的疑點和矛盾,，也是值得我們深思的問題。

【補訂】詹健學友閱過本文后指出,，黃一農(nóng)先生有考證過《隨園詩話》的版本問題。查黃一農(nóng)《二重奏：紅學與清史的對話》（中華書局2015年版）一書,，第八章即為《袁枚〈隨園詩話〉中的涉紅記事》，詳細介紹了《隨園詩話》的更多版本,，可以參看,。從黃先生著作中另得一條線索：曲江《明義〈題紅樓夢〉絕句二十首真?zhèn)伪孀C——與歐陽健先生商榷》（《紅樓夢學刊》1997年第3輯）一文中,，曾提到了周春《閱紅樓夢隨筆》引用袁枚“大觀園即余之隨園”一語。但曲先生并沒有從版本角度考慮這個問題,，而只是為了證明《隨園詩話》道光四年（1824）刊本多出來的那句“中有所謂大觀園者，即余之隨園也”,，是袁枚自己說過的,，而非后人妄加：“同時的人,，同時的記載,，應該能夠證明袁枚確實曾有此言，雖然這一看法不見得是袁枚自己首創(chuàng),，由此也可看出，道光四年刊本《隨園詩話》多出的那兩句話雖然晚出,，但卻淵源有自,，并非無根之談,。”曲先生的直覺是對的,，但未找到更多的版本深入論證該問題,，到底有種隔靴搔癢之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