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塊漢字體系既是中華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和關鍵精華之一,，也是中華文化的最重要載體，同時還是漢字文化圈（包括日本,、韓國等）的核心和關鍵要素,，但圍繞漢字是否落后、是否能記錄語音等問題,，卻形成了截然相反的不同觀點,。全盤接受西方“文字單線發(fā)展論”觀點的人認為只有表音文字最為先進、漢字遲早要被拼音文字所取代,，還認為文字存在的意義僅在于記錄語音,，由于漢字不能很好地記錄語音，也就證明漢字落后,、不能很好發(fā)揮文字的功用,。而堅持漢字不應被廢除的人們雖努力在語言文字理論領域有所創(chuàng)新，提出諸如“字本位”等新的觀點學說,，但顯然仍有較多缺陷,、不能完全令人信服。筆者從包含符號論在內的全新哲學理論出發(fā),，在語言文字理論領域提出一系列全新的觀點,，由此出發(fā)可以較好說明漢語文的特殊性在哪里、為什么漢字不應當也不可能真正被廢除等問題,。

一,，對語言文字研究的幾個誤區(qū)

長期以來，語言文字學研究領域流行著以下幾種理論觀點：1,，文字是從低級向高級單線發(fā)展的,，即從象形文字（如古埃及象形文字）到音意文字（如漢字）、最終到表音文字（如拉丁字母）的發(fā)展,，作為低級文字的古埃及象形文字已經消亡,，處于中等發(fā)展水平的漢字也遲早要消亡，認定方塊漢字必然向作為高級文字的表音文字發(fā)展,，即漢字遲早要廢除并被表音文字（即拼音字母）所取代,。甚至有人認為中國文化之所以落后于西方，根源就在于方塊漢字的落后,。目前雖很少有人仍明確堅持這一觀點,，但從學理上看，對“文字單線發(fā)展論”仍缺少認真研究,，相關問題并未得到真正解決,；2，認為“文字存在的意義僅在于記錄口頭發(fā)音即語音”,，所以文字處于從屬的地位,，研究語言學不需考慮文字的作用,；3，“文字（或漢字）是形,、音,、義的統(tǒng)一體”，這種表達顯然是從文字角度而非從語音即口頭語言角度出發(fā)的,，似乎簡單明了并且符合事實,，但實際上卻不夠準確和全面，因此并不能真正克服西方語言學的缺陷,。

對于第1點,，筆者明確提出：“文字單線發(fā)展論”有很大缺陷，而且完全不知漢語文（即漢語口語符號體系和書寫符號體系）的特殊性,，因此必須予以糾正和改造,。具體來說，方塊漢字體系歷經幾千年發(fā)展變化,，目前與漢語口語的表達能力相得益彰,、不可或缺，漢語拼音作為輔助文字體系與方塊漢字體系一道已完全適應現代文明的發(fā)展,，因此完全可以,、也理應永遠存在。換言之,，現代漢語使用兩種文字體系，或者說當今漢文包括兩種書寫符號系統(tǒng),，即方塊漢字體系和拼音字母體系,，以前者為主、后者為輔,，兩者互不可少,、相互補充，與漢語口語一道共同構成漢語文符號大廈,。當今漢語文離開方塊漢字是不可想象的,，離開拼音字母同樣是不可想象的。區(qū)別能力是語言作為符號具有表達能力的關鍵所在,。漢字的區(qū)別能力遠大于漢語口語,，也遠大于拼音字母體系，假如人為強行取消漢字體系而用拼音字母體系完全取而代之,，非但會大大降低漢語文的表達能力并帶來很大混亂,，而且必然使中華文明中斷和衰落、使中華民族的科學及文化水平大大降低,。

關于第2點：表音文字和口頭語音的關系十分簡單明了,，二者大體上是相互對應的,，漢語拼音字母與漢語口語的關系也是如此，而方塊漢字和漢語口語的關系則要復雜得多,。下面將對此較詳細闡述,。

關于第3點：準確的表述應當是：每個方塊漢字都是一個獨立的視覺符號，它本身只是形,，每個漢字通常是和一個讀音（音節(jié)）固定相連（少部分漢字有兩個或更多讀音）,，有較為固定的詞義；每個音即音節(jié)通常對應于若干個乃至很多個不同的漢字,，每個漢字少則有一個,、多則有若干個詞義。西方語文中的字母本身（漢語拼音字母亦然）也只是視覺符號,，通常是和一個讀音相連,，大多數單個字母通常沒有詞義，使用作為表音文字的字母體系可記寫下口頭語詞和語句,；口語中的表達是連續(xù)的,，書寫下來文字必須在詞與詞之間空行，否則就難以識別和讀出,。漢字作為書寫符號,，無論是單個漢字還是組成漢字的偏旁部首本身都是有意義的，而表音文字體系中單個字母本身則大多數是沒有意義的,。這就是說,，漢字表意的層次遠比表音文字多和復雜。

二,，從區(qū)別原則和省力原則出發(fā)重新認識漢語文的特殊性

筆者在《超越西方思想（增訂版）》（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8年）一書 （此書目錄及部分內容見于鳳凰網博客“劉立群北外”）“符號論”一章明確提出人類所創(chuàng)造的符號體系的基本原則是區(qū)別原則和省力原則,。迄今的理論語言學研究試圖尋找不同語言之間的共性，例如索緒爾提出符號創(chuàng)制的“任意性”,、“語言和言語”,、“歷時和共時”等作為不同語言之間的共性。筆者認為索緒爾的學說有很大缺陷,，例如單音詞的創(chuàng)造是任意的,，多音詞的創(chuàng)造則離不開以單音詞為基礎，因此不是任意的,；漢字獨體字的創(chuàng)制基本上是任意的,，但合體字的創(chuàng)制離不開以獨體字為基礎，因此不是任意的,，這說明任意性并不是普遍適用的基本原則,。筆者明確提出，不同語言之間真正的共性就在于區(qū)別原則和省力原則。本文試圖由此出發(fā)去看漢語口語與漢字體系的特殊而密切的關系,，進而重新認識“字”與“詞”的關系以及“字本位”和“詞本位”之爭等問題（已故徐通鏘教授用“字本位”學說反對“詞本位”學說,，參閱徐通鏘主編《漢語字本位研究叢書》，山東教育出版社2008年）,。

從區(qū)別原則和省力原則角度出發(fā)來看漢語口語和漢字體系的異同,，可以得出：方塊漢字所體現的區(qū)別原則遠比表音文字體系所體現的區(qū)別原則要復雜得多，表音文字體系主要依據聲音本身（包括詞形變化）來區(qū)別不同意思的表達,，而在漢語文中,，漢字的區(qū)別作用遠大于口語中的區(qū)別作用。為彌補漢語口語表達的這個弱點,，在實際口語表達中往往加以必要的說明,，最典型的說明就是諸如“言午許”、“口天吳”,，或例如“guoying是水果的果,、蒼蠅的蠅”。而這類說明在書面語表達中則完全不必要,，因漢字字形本身就是最好的說明,。這既說明漢字的信息量遠大于漢語口語的信息量，也說明區(qū)別原則和省力原則體現在口語和書寫上是很不一樣的,。

古代漢語文的區(qū)別能力即表達能力十分有限,，進入近代以來，為適應各類知識,、尤其是科學知識的迅速發(fā)展和擴展,，不可能再依靠大量創(chuàng)制新漢字來滿足對創(chuàng)造新語詞的需求，因此除了創(chuàng)制少量新漢字之外,，必須主要走組成多音節(jié)語詞的道路,，因此涌現出大量多音節(jié)詞，并因此形成現代漢語,。

外國人學習漢語文至少有三大難關：1，四聲的掌握,；2,，諧音詞（即同音詞，包括單音節(jié)詞和多音節(jié)詞）詞義的識別,；3,，斷詞，即書面語不同語詞之間的區(qū)分,。前兩個難點涉及口語上的聽說,，第三個則是書面語的閱讀。中國人克服這三個難關的方法：對四聲的掌握是從小逐步開始，對第二點主要靠語感即大量聽與說及上下文,，對于第三點主要靠知識的積累和詞匯量的擴大,。這些對于外國人來說都難度很大。

所謂“字”和“詞”的關系應這樣來認識和表述：單個漢字本身就是一個個獨立的讀音和意義單位,，在中國古代大多數漢字一字即一詞,，但現代漢語中絕大多數語詞都是多音節(jié)詞。由于古代漢語文一字即一詞,，字與字之間因此并不留空,，而在現代漢語中，盡管絕大多數語詞是多音節(jié)的,，但這種連續(xù)書寫的習慣卻完全保留下來,。這樣連續(xù)書寫的漢字書面語顯然往往不易區(qū)分開不同語詞即不易斷詞，這主要需憑借知識面兼詞匯面即閱讀的數量和范圍,，知識面較廣的人詞匯量必然較大,，在朗讀時準確率就高、順暢,，反之則磕磕巴巴,、容易讀錯，或不大理解所讀的內容,，或不知該讀成什么音,。在默讀時，知識面廣的人閱讀速度快,、理解快且準確,，反之則否。有學者主張在漢語書面語中給不同語詞之間留出間隔（如彭澤潤,、李葆嘉主編《語言理論》,，中南大學出版社2000年版），即類似于西方語文的書寫方式,。不過對絕大多數中國人早已習慣于目前不留空的書寫方式,，不會感到有這個必要，在閱讀這種書寫方式時反倒覺得不那么順暢,。

三,，認為“文字的意義僅在于記錄口語”失于簡單片面

“語言”一詞是個多義詞，狹義的“語言”僅指口頭語言,，廣義的“語言”則既包括口頭語言,，也包括文字。為了明確表達語言和文字同等重要,、都應當進行研究,，應當把“語言學”改稱為“語言文字學”才更加準確和明確（參閱筆者“‘語言學’應改稱為‘語言文字學’”一文，收于筆者《德國思想與文化：反思與創(chuàng)新》一書）。

對使用表音文字的印歐語系而言,，“文字的意義在于記錄口語”這種觀點大體上符合事實,，但依然有較大片面性，因為若沒有文字及用文字記寫的無數書面文獻,，則沒有人類的文明及科學發(fā)展可言,。對于表音文字，基本上不存在讀不出來的問題,，因幾乎都是有規(guī)則的拼讀（英語語詞的讀音不規(guī)則性問題較大,，法語、德語,、俄語等均相當規(guī)則）,，而漢語文則不同，雖然大多數合體漢字都有聲旁,、可基本依此讀出來,，但畢竟還有四聲，取哪個聲則不能靠猜測,，只有預先學會或靠查字典才有把握讀準,。在西方語文中，口語上的變化和書寫上的變化基本同步,，而在漢語文中,，二者情況較為復雜且在很大程度上不同步。

漢字體系是由單個漢字所組成的視覺符號體系（此外標點符號也起到重要作用）,，漢語口語是一個個音節(jié)所組成的聽覺符號體系,；漢字體系與漢語口語的關系比世界上各種表音字母體系與其各自口語的關系要復雜得多，相距也遠很多,。漢字分為獨體字和合體字,，獨體字是基本漢字，合體字則是在獨體字基礎上組成的派生性漢字,；幾千年以來所創(chuàng)造出的獨體字的數目是有限,，這同時意味著組成合體字的偏旁部首的數目也是有限的，而合體字數目可以無限增加（例如近一百多年來為命名新發(fā)現的諸多化學元素而新造出一批“金”字旁,、“氣”字頭等合體字）,；獨體字與讀音的關系是任意和約定俗成的，合體字的讀音則大多數與作為部首之一的音旁有關,。

語詞是表意單位,，漢字作為書寫的表意符號可分為：獨體字單字（單音節(jié)詞）,、合體字單字（單音節(jié)詞）,、兩個以上（含兩個）漢字組成的多字語詞（多音節(jié)詞，也即合成詞）。絕大多數獨體字都是有意思的即是單詞（語詞）,，極少數獨體字本身沒有意思即不能單獨使用,、不是單獨語詞；幾乎所有合體字都是有意思的即都是語詞,；多音節(jié)詞全部都是語詞,、都有意思。漢語文創(chuàng)造新詞主要有兩個途徑：1,，創(chuàng)造新的合體字,；2，創(chuàng)造新的合成詞（多音節(jié)詞）,。此外還有給已有的單字或合成詞賦予新的詞義這個途徑,，不過為數不多，因可發(fā)揮余地不大,。這就是說,，其他各類表音文字語詞的創(chuàng)造只有構詞法，漢語文則除了構詞法之外還有造字法,，二者共同作為漢語文新造詞的方法,，即造字法是漢語文所獨有的造詞法。

一般來說,，單個符號越多,，給學習者帶來的記憶負擔越大。不過在漢字體系中,，真正需要記憶的是獨體字,，而合體字的讀音和詞義在很大程度上可以依據部首來加以識別，即不用單獨記憶,。由于作為合體字部首之一的形旁是用于表意,，所以漢字的區(qū)別功能大于漢語的區(qū)別功能。筆者在《超越西方思想》一書中提出了三種詞義論,，即內涵義,、外延義和字面義。漢字的字面義十分特殊,，與漢字的結構即部首即獨體字直接有關,。

西方語言中普遍存在著復輔音（bl-,gl-,pl-，sp-,，str-等等）,，復輔音的大量使用大大提升了西方語言口語的區(qū)別能力，而現代漢語普通話口語中沒有復輔音,，這大大削弱了區(qū)別能力?，F代漢語普通話的音節(jié)數量,，若不計聲調約400個，算上四聲聲調約1600個,，這就是說,，漢語至多只能用1600個有聲調的音節(jié)去組成幾百萬、幾千萬個不同的語詞,，這無疑給漢語口語造成極大的負擔和困難,，也造成漢語口語的諧音詞特別多，不僅給外國人學漢語帶來極大困難,，也常給中國人自己帶來不少誤會甚至鬧笑話（無論是相聲還是小品等語言類節(jié)目便大量利用諧音詞所引起的誤會作為“包袱”和笑料）,。

漢語口語的區(qū)別能力偏弱顯然不能滿足社會發(fā)展對表達的需要，便通過創(chuàng)造出數目更大的漢字來加以彌補,，使得漢字的區(qū)別能力遠大于漢語口語的區(qū)別能力,。中國自古以來要學知識、有文化就一定要識得漢字,，而且學問越大,，認識的漢字必須越多，因為大量知識都是通過書本才能學會,，而識字是讀書的基本前提,。漢語文一音多字、一字多義的現象比西方語言一音多詞,、一詞多義情況要更多,，也更復雜得多。漢字的數量也必然是有限的,，但用幾千個漢字可以創(chuàng)造出無限多的復合詞即多音節(jié)詞,，去表達無限多的事物。

四,，從新哲學出發(fā)進行語言文字理論創(chuàng)新

迄今的語言文字理論研究之所以存在較大混亂,、仍未取得較大進展，與缺少正確的哲學理論指導直接有關,，而且或多或少受到有較大缺陷的哲學學說的誤導,。只有從完全正確的哲學理論出發(fā)，語言文字理論問題才能獲得令人信服的解決,。

人類創(chuàng)造和使用語言文字的目的都是為了表達,、交流和傳承，方塊漢字體系與漢語口語的聯系十分密切并相互補充,、取長補短,，兩者密不可分，如果輕視文字的作用,、忽視漢字的特殊性,，甚至認為漢字落后而主張取消漢字體系,、用拼音文字取而代之，則只能大大削弱漢語文的表達能力,，進而給中華文明和科學學術帶來災難性后果，也必然使人類文明和科學學術帶來很大損失,?？陬^語言像清風一樣稍縱即逝、無從捉摸,，現代錄音技術的發(fā)明可以讓人反復聆聽人們說過的話語,，不過人的記憶力終究是有限的，而現代科學學術和技術的發(fā)展需要越來越精確和嚴謹的表達,、推理和計算等,，這些僅靠口耳相傳是遠遠不夠和不可能做到的。

文字體系本身就是極為特殊的文化形態(tài),，同時也是整個文化最重要的載體,。正如任何文字體系都非十全十美、各有一定缺陷一樣,，漢字體系也有一定缺陷,，包括難認、難記,、難寫等,，通過漢字簡化部分地解決及緩解了這方面問題，但幾乎不可能徹底予以解決,，目前繁體字和簡體字并用的狀況也將長期保持,。總的來說,，目前的漢字體系基本上可以滿足和適應漢語文化圈對文字表達的需求（特別是在解決了電腦輸入漢字難題之后）,，擁有強大的活力和生命力，是世界文字體系之林中碩果僅存的奇葩,，盡管也存在不少麻煩和問題,。深入研究包括漢語文理論在內的語言文字理論可推動哲學和社會科學研究的發(fā)展，而哲學理論的創(chuàng)新也可推動語言文字理論的創(chuàng)新和發(fā)展,。

沒有文字體系的創(chuàng)造及廣泛和大規(guī)模的使用,，就沒有人類文明的進步和長足發(fā)展。不認識文字的人即文盲不可能去學習科學知識,，因為科學知識涉及面廣且深及知識量極大,、表達及邏輯推理嚴謹、詞匯量極大,，不識字,、不去讀書而僅憑聽人講幾乎不可能學會,，一來很難全部聽懂，二來不可能準確地在頭腦中都記住,。所以進行科學研究即創(chuàng)造科學知識以及傳授科學知識的過程都離不開書面表達即寫作,，離不開著書立說。

西方人研究“語言哲學”,，中國學術界有人提出“漢字哲學”（如李敏生著《漢字哲學初探》,，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0年），其實兩者都有缺陷和片面性,。筆者認為,，要想在語言文字理論研究領域取得突破性進展，一方面要努力打通哲學研究與語言文字理論研究,，另方面要努力打通西方背景的語言學研究和中國傳統(tǒng)的文字學研究,，而做到這些的關鍵是理論創(chuàng)新，首先是哲學理論創(chuàng)新,。筆者在《超越西方思想》一書中提出一套全新的哲學核心理論體系,，由此出發(fā)去看待一切事物、一切領域及一切學科都可以得出很不相同的新的看法和結論,，包括對語言文字理論問題,。

近一百多年來中國學術界引入了不同流派的西方語言學，對推動中國語言學的發(fā)展起到了很大作用,。不過由于中國的漢語,、尤其是漢字與西方的表音文字有很大差異，所以主要建立在表音文字基礎上的西方語言學理論對中國語言文字的研究始終存在著某種水土不服或隔靴搔癢的問題,，甚至有學者說“西方的語言學,，中國的文字學，是兩個不同的學科”（唐蘭《中國文字學》,，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第3頁）,。有關“字本位”和“詞本位”之爭便是這種情況的突出表現。

筆者認為,，“字本位”學說固然有一定新意和道理,，不過顯然也有較大缺陷。想單獨為漢語文提出一種專門的,、有很大說服力的新理論,，這種設想的出發(fā)點依然相當狹隘。要想論證漢語文的特殊性,，關鍵是要創(chuàng)立能夠適用于所有語言和文字的全新的語言文字理論,，從這種科學的語言文字理論出發(fā)去看漢語文，就可以得出一系列全新的視角和觀點,，可以講清楚漢語文的特殊性,。反之則幾乎不可能做到這點,。

中國語言學界爭論較多的另一個問題是“古漢語有沒有語法”。首先,，漢語“語法”一詞是多義詞（“語法”一詞譯自grammar,，而grammar就一詞多義），有時指語法現象或規(guī)則,、有時指語法研究即語法學,，應當對“語法”一詞予以單義化（單義化方法是筆者提出的最重要科學研究方法，參閱筆者《超越西方思想》一書）,，即應當嚴格區(qū)分開語法規(guī)則與語法學，兩者不應混為一談,。其次,，任何語言都必然有語法規(guī)則，問題是印歐語系諸語言的語法規(guī)則主要體現在詞形變化上,，而漢語文沒有詞形變化,，其語法規(guī)則體現在語序和虛詞上。由于未認識到這點,，所以才提出這樣的問題和發(fā)生這種爭論,。這就是說，應當從廣義而非狹義的角度去理解語法規(guī)則,。語法學就是對語法規(guī)則即語法現象的系統(tǒng)研究,，中國自古就有對語序及虛詞問題的大量研究，所以中國自古就有語法學研究,，而西方的語法學研究主要是對詞形變化等現象的研究,，即兩者研究的具體內容有較大差異。

迄今由于在語言文字理論研究方面存在諸多混亂,，對漢語文語法研究方面也就存在較多缺陷和混亂,，例如《基于中國哲學思想的漢語研究》（李華倬著，江蘇大學出版社2010年）一書“緒論”說：“洪堡特1826年《論漢語的語法結構》中說：‘···漢語并不利用語法范疇’,?！ぁぁの鞣秸Z言是形式語法指導下的語言，所遵循的是語法規(guī)則,；漢語所遵循的卻是語義規(guī)則,。如果把西方語言視為語法型語言，那么漢語就可以被視為語義型語言,?！惫P者認為，該書所述觀點未以嚴格區(qū)分開口頭語言和文字作為基本前提,，也未真正認識到漢語文的特殊之處,，因此其基本觀點及表述有很多不嚴謹和偏差之處,，盡管該書所提出的問題具有一定意義。

語言文字研究在中國古代稱為“小學”,，似乎只是雕蟲小技,、微不足道。其實,，語言文字及其相關的詞匯詞義等問題研究,、特別是術語問題研究，都是大問題,、大學問,，有大量問題需要認真透徹地加以研究，可以給人以很多啟發(fā),，進而推動科學學術的深入發(fā)展和人類文明的長足進步,。

（2014年1月10日—2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