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知道“求情之辯”是否是一個正確的稱謂,，或者說這是一個比較新穎的辯護“方向”（方法）？百度上對“求情”的釋義是：為了另一方的利益說情,。以此為據(jù),，再以我淺陋的理解，“求情之辯”當然就可以解釋成為了當事人（被告人）的利益,，向法官求之以情,，最終達到有效辯護的目標。所以,，“求情之辯”作為一種辯護方式,，其實從形式上看并無可挑剔之處。

       那么,，為何“求情之辯”可以導致刑辯之死,？或者是無詞可辯之時“求情之辯”可以登場？答案似乎并不是形式上無可挑剔那么簡單,。問題的關(guān)鍵也許就在于其中的那個“情”,。

       在刑事訴訟的發(fā)展歷程中我們可以發(fā)現(xiàn)，伴隨著“形式辯護”走向?qū)嵸|(zhì)辯護的進步,，到如今有效辯護的大力提倡,，刑事辯護的形態(tài)從早期相對單一的“無罪辯護”、“罪輕辯護”,，不斷細化出“實體辯護”,、“法律辯護”、“程序辯護”,、“證據(jù)辯護”,、“事實辯護”、“量刑辯護”,、“法理辯護”,、“情理辯護”，等等,，不一而足,。說實話，這樣的劃分由于各自立場與角度不同,，到目前為止并沒有一個比較權(quán)威的統(tǒng)一標準,，但對刑事辯護卻是有益的。

       “求情之辯”其實可以歸入“情理辯護”乃或“法理辯護”的范疇之中,。不過,，如何求之以情卻不是一個簡單的問題。現(xiàn)如今,，對“情理辯護”或者“法理辯護”比較一致的認識是：在刑事辯護過程中,，以“常識,、常情、常理”為出發(fā)點,，強調(diào)情,、理、法之間的共通屬性,，以情理解釋法理,，在法理中融入情理以指導法律適用，從而提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無罪或者罪輕,，應(yīng)當從輕、減輕,，或者免除處罰的意見和建議,。

       如果“求情之辯”真的就是“情理辯護”中的一個方面，所求之“情”當然首先就要把握好情與法,，或者是情理與法理的屬性,，進而找出它們之間的共同點，并最終在辯護時靈活運用,。當然,，這些所有的“情”，必須在已經(jīng)存在的案件事實中有立足之地,；從案件事實中導出的“理”,，也需要在法律中找到鏈接點,。這才應(yīng)當是“求情之辯”的根本所在,。也就是說，沒有事實基礎(chǔ)的“情”最多可能是別樣矯情,，脫離了法律規(guī)定的“理”也許就是一種強詞,。

       如此看來，“求情之辯”并非就是一無是處,，關(guān)鍵在于“情”的取舍與運用,。第一，所辯之情,，應(yīng)該是為社會公眾最基本價值觀所認知的常識,、常情與常理。法不外乎人情,，符合人類基本常識,、基本倫理、基本情感的法律,，才是良法,。這是“求情之辯”的根基,；第二，所求之情,，不是簡單地換位思考得來的情,，而是案件事實中所蘊含的情。因此,，當許霆,、于歡等案件事實呈現(xiàn)在公眾面前時，我們迎來了某種程度上民意在判決中的勝利,。但當我們只是簡單地要求法官以己度人時,，不僅可能將法官置于該“度”何方（被告人與被害人）的困境，得到的也可能只是“法不容情”下的結(jié)果,；第三,，情理之辯，重在情,、理之間的融合與貫通,，更在理、律之間的銜接與平衡,。雖然法律服從法理,、法理源于情理，但法律還具有對情理的糾偏功能,。情理并不是永遠都跟法律保持一種良好的協(xié)調(diào),，司法裁判中也要重視糾正情理對法律的負面作用。所以,，以情為辯時,，任何時候都要把法律規(guī)定放在必要的首位。

      由是觀之,，沒詞可寫時的求情辯護,，其實就是無本之木；矯情式的求情之辯,，當然就可能將辯護推向絕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