孫聞博先生

（中國人民大學國學院；出土文獻與中國古代文明研究協(xié)同創(chuàng)新中心）

 自二十世紀初西北漢簡發(fā)現至今,，簡牘帛書的重要收獲不斷涌現,。特別是近二十年，無論在史料積累,，還是學術貢獻上,，簡帛學研究均邁入新境。伴隨研究的開展,，相關實踐與理論的反思,、追索，不宜忽視,。這里圍繞史料把握與理論探求,，談四個問題：習用概念與用語邊界；時空涵蓋與演進線索,；前后歷史階段比較的可能,；考古學與層次模式。

一  習用概念與用語邊界

 簡帛學實踐首先直面的是概念,、用語,，作為問題展開與論證的基點，在使用時須加審慎,。下面的問題值得思考：以往研究中的一些習用概念是否合適,，認識是否可取,？簡帛用語的邊界變化是否需要注意,？

 先說前者。在睡虎地,、里耶秦簡與張家山漢簡中，城旦舂、鬼薪白粲,、隸臣妾等罪徒身份習見,，以往多以“刑徒”稱之。然而,，這一用語實際較少見于秦及漢初的傳世與出土文獻,。此時期法律用語“刑”，特指施加肉刑,。而刑罰序列中,，司寇、隸臣妾等附加刑多稱“耐”,，實多與“完”同義（韓樹峰《漢魏法律與社會——以簡牘,、文書為中心的考察》，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1年）,。故“刑徒”概念恐無法涵蓋司寇至城旦舂全部群體。當時法律文獻與行政文書更多使用“徒”,、“徒隸”,、“隸徒”等語詞。又如“官奴婢”一語,，在秦漢社會經濟史研究中常被使用,。作為與私奴婢的對稱，二者區(qū)別在隸屬關系,。然檢諸史料,，下面情形值得注意：相對較為多見的“人臣妾”、“人奴婢”等私奴婢稱謂,，秦及漢初文獻很少出現“官奴婢”稱謂,。而地方官府所役使的身份低于平民群體，主要是“徒隸”,。那么,，當我們指稱當時隸屬官府的相關群體時，使用何種用語較為適宜,？其與“人臣妾”,、“人奴婢”關系又是怎樣？就需進一步思考了。《漢書·百官公卿表》云“典屬國,，秦官,，掌蠻夷降者”。漢避邦諱,，“秦官”應稱“典屬邦”,。漢有屬國并置屬國都尉，而“典屬國”抑或“典屬邦”又為動賓短語,。故歸附蠻夷,，習慣上被稱為“屬邦”。然而,，秦及西漢前期,，政府對歸附蠻夷其實很少以“屬邦”稱之，而是多作“臣邦”,。兵器題銘,、封泥及傳世文獻所見秦、西漢前期典屬國一職,，實際卻多作“屬邦”及“屬國”,。后者如此使用，與當時對歸附蠻夷的稱呼習慣,，可相對照,。

        再說后者。簡帛文獻中許多重要語詞,，邊界存在伸縮變動,。相較于強求整齊周徧，不妨考慮概念的大小廣狹,。秦漢賦役制度研究中,，“徭”的概念基礎而重要。立足當時人使用習慣,，我們注意到：“徭”這一語詞在具體使用時,，存在大概念與小概念，即廣狹之別,。如“行徭”所顯示,，不同群體受差使而外出服役，皆可稱“徭”,。這既包括城旦舂,、隸臣妾等徒隸服役，也包括官吏從事吏務,。而“徭”除寬泛用義外,，又有狹義,。狹義“徭”集中指國家正役。秦及漢初,，男子傅籍后一般每年服役30天,，主要以“月為更卒”行徭，也因需臨時興發(fā),。只有注意到“徭”存在大概念、廣義指涉,，討論時對史料做仔細推敲與區(qū)分,，才有利于對小概念、狹義指涉下“徭”的內涵,，有更好把握,。又如“更”。松柏漢簡《南郡卒更簿》,，張家山漢簡《二年律令·史律》,、《徭律》均出現“若干更”的表述。如果注意“更”同樣存在廣狹之別,，廣義“更”泛指輪番進行的供役方式,，并將《二年律令·史律》、《徭律》所見“若干更”從《南郡卒更簿》相關討論中剝離出去,，狹義“更”的分析可望有所深入,。秦漢年齡分層有大、小之別,。依漢代情形,，15歲以上為“大”，14以下為“小”,。然而,，漢代習慣是否適用于秦，秦代“小”在用語邊界上是否存在變化,，皆需考慮,。秦初以身高傅籍，后傅籍以17歲,，年歲較漢代偏低,。《秦律十八種·倉律》言“小隸臣”轉變?yōu)椤按箅`臣”，是通過“傅”來實現,。秦代又有“小爵”,，為未達到傅籍年齡者所擁有的爵位，小爵身份者可單獨立戶,。劉子《別錄》存在“長平之役,，國中男子年十五者盡行,，號為‘小子軍’”的表述。漢初《二年律令·徭律》還出現有“小未傅者”,。由上,，秦存在以“傅”劃分大、小的方式,。“小”,，或至少廣義一面，包括15歲以上的未傅籍群體,。

二  時空涵蓋與演進線索

    “學習和研究某一時期的歷史,，首先要弄清楚時、地,、人”（周一良《魏晉南北朝史論集》,，北京大學出版社。1997年,，第543頁）,。平實之語，實為要義,。使用簡帛文獻,，需注意材料的時空涵蓋。長江中游今湖南地區(qū)所見簡牘,，目前已形成戰(zhàn)國至魏晉較完整的時間序列,。這無疑為地方行政制度研究、區(qū)域史探索,，提供了極佳條件,。不過，開展縱向梳理同時,，各簡牘群的地域特征與可能的差異性仍需注意,。而在簡帛文獻關照下，傳統(tǒng)史料與前人論說的時空涵蓋亦需審視,。如《百官公卿表》所言職官,，何者可溯至更早，何者又不能推及太前,，當予留意,。《中國地方行政制度史：秦漢地方行政制度》的經典地位無可動搖,。然所敘是否可涵蓋秦與西漢前期,，不妨斟酌。

    治史向重變遷,，留心演進線索的梳理,。然就所得,，或可反思：我們指出的演變線索，相對歷史實際,，波動幅度究竟怎樣,？習焉不察的前后相續(xù)下，又或存有怎樣的歷史暗流,？以往開展長時段考察時,，于制度演進多有由簡而繁的先入之見。這固然受到材料方面的制約,。然史料積累在時代先后上的寡多,，并非全部原因。隨著簡帛文獻的積累,，秦官僚組織的復雜特征已引起學者注意,。李學勤先生提到“秦的職官系統(tǒng)非常龐大復雜,，漢初制度雖由之脫胎,，但似已多有減省”（《張家山漢簡研究的幾個問題》，《鄭州大學學報》2002年第3期,，第6頁）,。秦漢地方行政制度研究以往涉及列曹，主要討論兩漢時期,，認為地方機構大量設曹在西漢中期以后,，而且往往將列曹與諸官不做區(qū)分，混一而論?，F在利用里耶等秦簡,，相關研究不僅可以溯至秦代，而且有關列曹,、諸官的具體情形,，史吏、曹吏地位及其關系,，也有了重新檢討的機會,。秦漢地方行政制度演進中的變與不變及變動幅度，或可再做審視,。

三  前后歷史階段比較的可能

強調“史學便是史料學”的傅斯年先生以“史料學便是比較方法之應用”,。“但史料是不同的,，……有一切花樣的不同,。比較方法之使用，每每是‘因時制宜’的”（《史學方法導論》,，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第74-75頁）。比較呈現差異,，產生問題,，促使研究。不過,，史料具有復雜性,，問題的解決也存在程度之別。由于秦漢史料的留存特征,，欲實現對一些問題更系統(tǒng),、整體性把握，前后歷史階段比較的引入,，需要考慮,。

張家山漢簡《二年律令》中多次出現“同產”。整理小組引《后漢書·明帝紀》注“同產,，同母兄弟也”,。張家山漢簡研讀班進一步認為“西漢時期之‘同產’亦指同父所生兄弟?！饰鳚h早期之‘同產’不可排除其包括同父異母的可能性”（《張家山漢簡〈二年律令〉校讀記》,，《張家山漢簡竹簡[二四七號墓]》（釋文修訂本），文物出版社,，2006年,，第205頁）?！耙嘀浮?，“不可排除其包括……的可能性”，實為認同前說下的內涵擴展,。而我們認為：“同產”指同父所生的同姓兄弟姊妹,。至于同母異父，可稱兄弟,，又是同母,，卻不屬同產范疇。睡虎地秦簡《法律答問》“同母異父相與奸,，可（何）論,？棄市”（一七二）作為一則旁證，相關史料價值有望進一步呈現：同母異父和奸于秦律中出現在司法解釋的《法律答問》中,，正說明相對同產,，當時人對此種情況存在疑問。而將前后歷史階段的比較引入,，有關認識會更清晰：唐代同母異父姊妹入于緦麻,，相奸,，處以徒二年，強者流二千里,。顯輕于與姊妹奸的絞,。這不是同產中部分類別的量刑變輕，而正是沿襲秦漢時期同產與異父同母在概念上明確區(qū)別的結果,。

《二年律令·雜律》記“民為奴妻而有子,，子畀奴主；主婢奸,，若為他家奴妻,，有子，子畀婢主,，皆為奴婢”（一八八）,，“奴與庶人奸，有子,，子為庶人”（一八九）,，涉及后代的歸屬與身份。奴與民為夫妻,，生子隨父,，即歸奴的主人所有,，身份從賤為奴婢,。而奴與庶人奸，子為庶人,，身份上又是隨母方從良,，二者區(qū)別明顯。這說明過去對良賤相奸的后代一定為賤,，或身份一并隨父或隨母的認識過于簡單,。雖然雜律對此一并敘述，但我們注意到：仁井田陞復原唐令,，良賤相奸與良賤為婚條目均引自《宋刑統(tǒng)》,。而《宋刑統(tǒng)》中兩者已明確區(qū)分，相應內容分別歸入《雜律》與《戶婚律》,。在此基礎上,，下列判斷或更穩(wěn)妥：秦漢良賤相奸的后代身份認定，應與良賤婚姻相區(qū)分,。前者后代身份隨母,，或良或賤；后者則身份為賤,，歸奴或婢的主人,。

學者已注意到《二年律令·史律》“五更”,、“六更”、“八更”,、“十二更”,、“踐更”及《徭律》“其非從軍戰(zhàn)痍也，作縣官四更”（四〇九）,，與漢代正役相關的“月為更卒”,、“踐更”有別。但如何進一步把握呢,？考慮史,、卜、祝及“非從軍戰(zhàn)痍”者身份具有特殊性,，并聯(lián)系唐代把各種有名目的職役和徭役稱為“色役”,，其中包括“由特殊身份的人或賤民充任的色役”等，“擔任某種色役者可以免除課役或免除正役,、兵役及雜徭”,，相關思考有望深化。

 以往將秦漢“刑徒”作為綜合群體的考察較多,。對“刑徒”內部的關注,，也多從法制史角度著眼，集中于刑罰等級本身,。隸臣妾與城旦舂,、鬼薪白粲之間究竟存在怎樣的差異，并不十分清楚,。如何在分析相關群體時,，實現更系統(tǒng)的把握，是目前存在的主要問題,。唐代社會身份低于平民群體中,，隸屬官府一系由高到低有“雜戶”、“官戶”（即“番戶”）與“官奴婢”,。如果我們在分析司寇,、徒隸時，注意觀照后世唐代群體的相關特征,，則有望從后世面對等級身份群體所制規(guī)定中,，獲得啟發(fā)。如唐代雜戶,、官戶差別是前者籍貫州縣,，后者隸屬本司。這對把握司寇與徒隸的差別，是否能提供一些線索,？唐代官戶又稱番戶,，番上服役；而官奴婢一般長役無番,。這對比較徒隸中隸臣妾與城旦春的服役方式,，是否也能有所幫助？

 此外,，簡帛古書,、文書研究應注意對敦煌吐魯番文獻分類體系、研究范式的參考與學習,；前后比較的同時,，關注長時段下的歷史變遷。

四  考古學與層次模式

      簡帛學發(fā)展至今,，學界一直注意歷史學及文獻學,、古文字學與簡帛學研究的結合?？脊艑W與簡帛學的關系,，反而重視不足。簡帛文獻的本質屬性是考古遺物,。無論它們出自遺址抑或墓葬,，都是相關考古學文化的重要構成。研究時應對同出古書,、文書等文本資料群有整體把握,，對簡帛文獻與其它考古器物有通盤考慮。只有從考古學角度對簡帛資料群做好扎實工作,，研究時充分發(fā)掘和利用好相關考古學信息,，才能使其在研究中發(fā)揮更大學術價值,，實現簡帛學的科學發(fā)展,。

 李開元先生早年倡導多元化的新史學觀念。從史學家的思維認識層次將史學劃分為低層史學,、中層史學,、高層史學、哲學史學,。不同層次史學有其不同的價值標準,。很多易生混淆、模棱兩可的問題,，由此有望澄清（《史學理論的層次模式和史學多元化》,，《歷史研究》1986年第1期）。在歷史學、歷史文獻學,、哲學,、思想史、古文字學,、古典文獻學,、科技史、天文學,、醫(yī)藥學等專業(yè)學者進入簡帛學研究領域,，呈現不同治學風格背后，凸顯的其實仍然是問題取向與價值標準問題,。簡帛學研究層次模式的提出,，應當積極考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