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是經(jīng)學時代，研讀儒家經(jīng)典,，是讀書人的自覺,。宋代又是科舉時代，研讀儒家經(jīng)典,，成為士子日常功課,。《樂記》是中國古代最早一部官頒音樂典章,，作為《禮記》的一部分,，而成為儒家經(jīng)書。宋代將《禮記》納入科舉考試的九經(jīng)或五經(jīng)中,，著為功令,，誘使（甚至帶有一定強迫性質(zhì)）讀書人誦習其文字，理會其內(nèi)容旨趣,，從而使士人從少小時便接受了經(jīng)文經(jīng)義的熏陶,，完成了合乎儒家傳統(tǒng)的理想人格的塑造，在其以后的人生中，無論發(fā)言立行,，還是創(chuàng)作吟誦,，都大體按照儒家經(jīng)典的規(guī)定行事，至少不違背其精神,。

《禮記》像其它經(jīng)典一樣,，主要是諸科考試的一項內(nèi)容，有時出現(xiàn)于帖經(jīng)中,，有時出現(xiàn)于墨義中,，前者即今之填空，后者乃回答經(jīng)義,。《宋會要輯稿·選舉三·貢舉條例》稱：慶歷四年（1044）三月十三日,，翰林學士宋祁等言：“諸科舉人，九經(jīng)五經(jīng),，并罷填帖,，六場皆問墨義。其余三禮,、三傳已下諸科,，并依舊法。九經(jīng)舊是六場十八卷,，帖經(jīng)墨義相半,，今作六場十四卷，并對墨義,?！钡谝粓觥⒌谒膱?、第六場皆有《禮記》,。嘉祐二年（1057）十二月五日，詔曰：“其明經(jīng)科,，并試三經(jīng),，謂大經(jīng)、中經(jīng),、小經(jīng)各一也,。以《禮記》、《春秋左氏傳》為大經(jīng)……其習《禮記》為大經(jīng)者,，許以《周禮》,、《儀禮》為中小經(jīng)。”元豐元年（1078）七月二十五日,，因御史黃廉言“前歲科取逐經(jīng)發(fā)解人數(shù)不均”,，詔：“自今在京發(fā)解并南省考試，《詩》、《易》各取三分,，《書》取二分，《周禮》,、《禮記》通取二分,。”當然,，專治《禮記》的人數(shù)比其它經(jīng)典少,，朝廷便采取一些措施，如錄取名額放寬,，以刺激更多的人從事《禮記》的學習與研究,。《宋會要輯稿·選舉三·科舉條制》：（元豐）二年“八月二十六日,，判國子監(jiān)張璪言：‘治《禮》舉人,，比《易》、《詩》,、《書》人數(shù)絕少,。乞自今在京發(fā)解禮部進士，《周禮》,、《禮記》比他經(jīng)分數(shù)倍取,。’從之,?！?/span>

但是，并非只有諸科考經(jīng)典,，一般人看重的進士考試,，一樣要考《禮記》等。《宋會要輯稿·選舉三·科舉條制》：哲宗元祐元年（1086）八月二十一日,，禮部言：“元豐貢舉,，令諸進士于《易》、《詩》,、《書》,、《周禮》、《禮記》各專一經(jīng),。今太學已置《春秋》博士,，乞于上條內(nèi)‘禮記’字下，添入‘春秋’二字,。從之,。”元祐四年四月十八日，禮部言：“經(jīng)義兼詩賦進士聽習一經(jīng),，第一場試本經(jīng)義二道,，《論語》或《孟子》義一道，第二場賦及律詩一首,，第三場論一首,，第四場子史時務策二道。經(jīng)義進士并習兩經(jīng),，以《詩》,、《禮記》、《周禮》,、《左氏春秋》為大經(jīng),，《書》、《周易》,、《公羊》,、《榖梁》、《儀禮》為中經(jīng),。愿習二大經(jīng)者聽,，即不得偏占兩中經(jīng)?！辈闹?。五月二十八日詔：“經(jīng)義進士并習兩經(jīng)……《禮記》兼《書》或《毛詩》?！绷掳巳?，詳定重修令所言：“所有兼詩賦進士，自合依元條,，于《易》,、《詩》、《書》,、《周禮》,、《禮記》,、《春秋左氏傳》內(nèi)各習一經(jīng),。”從之,。國子監(jiān),、太學試,，有時也從《禮記》中出題。吳子良《荊溪林下偶談》卷三：“金華唐仲友字與正,，博學工文,，熟于度數(shù),。居與陳同甫為鄰。同甫雖工文,，而以強辯俠氣自負,，度數(shù)非其所長。唐意輕之,，而忌其名盛,。一日，為太學公試官,，故出《禮記》度數(shù)題以困之。同甫技窮見黜,。既掲榜,，唐取同甫卷示諸考官，咸笑其空疏,?！彼裕未x書人多數(shù)從小就要誦讀,、研習《禮記》等經(jīng)典,，甚至各地一些穎慧的童子，因為能夠念誦,、理解《禮記》等經(jīng)典大義,，而被賜為五經(jīng)出身?！端螘嫺濉みx舉九·童子出身》中記載的有：神宗元豐七年四月初五日,，禮部試饒州童子朱天錫，年十一,，念《禮記》等七經(jīng),，各五道，皆全通,，無一字少誤者,；四月八日，賜五經(jīng)出身,。其他如朱天申,，年十二，念《禮記》等十經(jīng),；黃居仁年十二,，誦《禮記》等九經(jīng)等等，不一而足,。童子試,，亦有專門研習誦讀經(jīng)典者,。《宋會要輯稿?選舉一八·童子試》引《續(xù)宋會要》：趙斌五歲，誦《禮記》等八經(jīng)篇名等,；林公滋六歲,，誦《禮記》等篇名，等等,。

考試所需,，功令所誘，加之宋人讀書成風,，故其對《禮記·樂記》這樣經(jīng)典的熟悉,、了解、理會,，亦是自然而然之事,。當其發(fā)表音樂見解和詞學論述，品評詞人詞作,，也就是進行所謂詞學批評時,，自會自覺地遵循《樂記》的思想，運用《樂記》的話語,。本來,，“在中國，一說到學問,，第一指屈的就是經(jīng)學……歷代帝王或者宰相,，其經(jīng)營天下的第一的理想標準，必得是從經(jīng)學上來的,。評價人物的甲乙的標準,，也是以合于經(jīng)學上的理想為歸。作為中國人日常風俗習慣的規(guī)范的,，大部分在經(jīng)學上有其根據(jù),。即是在中國，不問其為國家與個人,、其生存的目的理想,，如果不是在經(jīng)學上有其根據(jù)的，即不能承認其價值,。這樣看來,，經(jīng)學實是在中國的最大權(quán)威者，從其內(nèi)容來說,，可說是中國民族的哲學,、宗教或政治、文學的基礎(chǔ)的東西,?！?/span>經(jīng)學之于中國古代人,，確乎在各個方面都具有準繩、根據(jù)的作用,?！白鳛橹袊饨ㄉ鐣ǘǖ奈幕?jīng)典、作為封建意識形態(tài)的集中表現(xiàn),，它們支配著諸如哲學,、政治學、詩學,、語言學和美學等封建上層建筑的各個部分,，這門學說中的某些概念和語詞甚至已經(jīng)成為社會文化的有機組成部分。因此,，可以毫不夸張地說,，不了解經(jīng)學就無法全面了解中國的傳統(tǒng)文化?！?/span>套用此段論述以言：《樂記》中的許多概念、語詞,，它對“封建意識形態(tài)”的表述和表現(xiàn),，實已成為宋代詞學批評的“有機組成部分”；宋代詞學批評,，每以《樂記》為法：《樂記》實為宋代詞學批評的綱領(lǐng),。

音由物起，感物而興：詞樂批評

宋代的詞樂批評,，一是遵從《樂記》音由心起,、感物而生的精神，一是由此探索詞之起源,。

《樂記·樂本篇》開宗明義闡述音樂起源時指出：“凡音之起,，由人心生也。人心之動,，物使之然也,。感于物而動，故形于聲,。聲相應,，故生變；變成方,，謂之音,。比音而樂之，及干戚羽旄,，謂之樂,?！?/span>在音樂源起的探討中，《樂記》的貢獻之一在于區(qū)分出聲,、音,、樂三者，指出聲是自然之聲,，音是人心感物所生之聲,，樂是含有倫理色彩的人工樂音。音起于聲,，樂起于音：“樂者,，音之所由生也；其本在人心之感于物也,。是故其哀心感者,，其聲噍以殺；其樂心感者,，其聲嘽以緩,；其喜心感者，其聲發(fā)以散,；其怒心感者,，其聲粗以厲；其敬心感者,，其聲直以廉,；其愛心感者，其聲和以柔,。六者,，非性也，感于物而后動,。”又曰：“凡音者,，生人心者也。情動于中,，故形于聲,。聲成文，謂之音,?！币魳菲鹪粗械倪@個物感說，其具體感發(fā)源,，則被簡單概括為奸聲,、正聲二類：“凡奸聲感人，而逆氣應之,；逆氣成象,，而滛樂興焉,。正聲感人，而順氣應之,；順氣成象,，而和樂興焉。倡和有應,，回邪曲直,，各歸其分。而萬物之理各以類相動也,?！奔椤⒄?，無論用于概括復雜多樣的人心,，還是區(qū)分豐富多彩的聲音，都不免類型化,，但無疑又具有代表性,，因而使闡述變得簡明扼要。宋人在根本上接受了物感說,，及其帶有一定比附色彩的論說方式,；當然，再由此進行引申,。

仁宗景祐三年（1036），韓琦《同詳定阮逸胡瑗鄧保信等所造鐘律奏》云：“臣伏聞：樂音之起,，生于人心,，是以喜怒哀樂之情感于物，則噍殺啴緩之聲隨而應,，非器之然也,。故孔子曰：‘樂云樂云，鐘鼓云乎哉’者,，其旨斯在,。孟子之對齊宣王，亦有‘今樂猶古樂’之說,，言能與百姓同樂,，則古今一也。唐太宗聽祖孝孫新樂,，乃謂‘禮樂之作,，蓋圣人緣物設(shè)教，治之隆替,，莫不由此’,。魏玄成對以‘樂在人和,，不由音調(diào)’，此皆圣賢述樂之大方也,?！?/span>韓琦向仁宗皇帝上疏論雅樂的這段話，自物感之精神實質(zhì)到文字,，皆來自《樂記》,，目的在于論證音樂非樂器使之然，乃是人心感于物使之然,；而欲制作雅樂,，必須創(chuàng)造治世的整體環(huán)境，使百姓自治世中感受到歆樂,、和諧,，從而感動內(nèi)心的喜、悅,、平,、和之氣，先古雅樂便可興生,。后來,，南宋淳祐進士呂中《宋大事記講義》卷一四“元豐六年正月朔，御大慶殿,，用劉幾新樂”條,，對韓琦此論進行總結(jié)，贊云：“善乎韓琦之言曰：樂音之起,，生于人心,。不若窮作樂之原，為致治之本,，使政令平簡,，海內(nèi)擊壤鼓腹以歌太平，斯乃治古之樂也,?！?/span>而南宋彭百川《太平治跡統(tǒng)類》卷六，亦引述此段樂論,，謂：“右司諫韓琦言：樂音之起,，生于人心。臣初計之,，不若窮作樂之源,，為致治之本，使政令平簡，純熙浹洽,，海內(nèi)擊壤鼓腹以歌太平,，斯乃隆古之樂，可但以氣象求乎,？”韓琦取資《樂記》的樂音起于人心之感物說,，在后來的宋人中獲得廣泛討論。

黃裳《雜說五》則對韓琦與《樂記》說進行綜合,，并使之更加完善,。他指出：“樂之實，本于性,，根于心,，故凡音之起，由人心生,，非作于外物也,；外物為之感發(fā)而已。人之心,，其猶柷歟,？有物觸其中則鳴，非柷求鳴于物也,。聲者,，心以應物者也?！?/span>他認為樂起于人心而非起于外物,；外物只是感發(fā)了人心；人之心,，如樂器柷,，有物觸發(fā)其中即鳴，不是樂器求鳴于物,。關(guān)于《樂記》噍殺、嘽緩之說,，黃裳也有所發(fā)揮云：“樂生于夷曠,，故其聲啴以緩；喜生于愜適,，故其聲發(fā)以散,。哀則抑，故噍以殺,。怒則揚,，故粗以厲。敬則義心感也，故其聲直以廉,。愛則仁心感也,，故其聲和以柔。六者之感,，情動于中而形于心者也,，性所有也。然而非性,。言性,，則靜矣。無六者之動,，言性則合矣,。無六者之別，物能動人之情,，先王能制天下之物,，故物之所以感人者，先王能為之慎焉,。聲之所出,，則有樂以和之；志之所適,，則有禮以道之,。其行喪同，則有政以一之,；其奸害同,，則有刑以防之。禮樂以治其內(nèi),，刑政以治其外,，其名四，所以同民心而出治道,，其實一也,。”樂,、喜,、哀、怒,、敬,、愛六情論，完全來自《樂記》,；黃裳則于六者之感外,，申論六者之動、之別，以完善物感說,。朱熹論樂,，也持物感說：“古者禮樂之書具在，人皆識其器數(shù),，卻怕他不曉其義,，故教之曰：‘凡音之起，由人心生也,?！衷唬骸淞x，陳其數(shù)者,，祝,、史之徒也?！駝t禮樂之書皆亡,，學者卻但言其義，至以器數(shù),，卻不復曉,，蓋失其本矣?！?/span>這里,，朱子雖然對時人不曉音樂器數(shù)不滿，表現(xiàn)出與韓琦認識的不完全相同,，但關(guān)于音樂起于人心的看法則一,。另一次，朱熹批評當時“大抵古人法度今皆無復存者,，只是這些道理,，人尚胡亂說得去”時，舉例說：“且如樂,，今皆不可復考,，今人只會說得‘凡音之起由人心生也，人心之動,，物使之然也’,，到得制度，便都說不去,?！边@段話也涉及音樂與音樂制度之關(guān)系,，換了一個角度,，強調(diào)音樂制度之重要，而側(cè)面反映出音起于人心之感物，乃宋人之常識,、共識,。

宋人對詞之起源的探索，經(jīng)由不同的路徑,，有從長短句句式入手的,，有從詞樂切入的。而通過詞樂研究詞的源頭,，宋人的觀點也呈現(xiàn)出開放性,。沈括《夢溪筆談》卷五闡述音樂的一段話經(jīng)常被論者引用：“外國之聲，前世自別為四夷樂,。自唐天寶十三載,，始詔法曲與胡部合奏，自此樂奏全失古法,，以先王之樂為雅樂,，前世新聲為清樂，合胡部者為宴樂,?！睆拿褡逡魳返募兇庑约耙魳方涣鞯慕嵌龋瑢⑾惹刂了逄茣r期的音樂分為雅樂,、清樂,、宴樂三種，其中宴（燕）樂被普遍認為是詞的母體,。前代區(qū)別四夷樂,，唐玄宗合奏法曲與胡部，其實都是彼時人心感于外物之結(jié)果,，即沈括下文所云：“其志安和則以安和之聲詠之,，其志怨思則以怨思之聲詠之?！彼e例說：“唐人填曲多詠其曲名,，所以哀樂與聲尚相諧會。今人則不復知其聲矣,，哀聲而歌樂詞,，樂聲而歌怨詞，故語雖切而不能感動人情,，由聲與意不相諧故也,。”在唐宋詞的比較中，他堅持哀樂情感是音樂（含詞）的本源,，“哀樂與聲相諧會”,，這便清楚地說明了詞（樂）之起源,。一般認為，唐宋詞所配之樂,，乃燕樂,，其配合方式為先樂后詞，而王灼《碧雞漫志》卷一云：“或問歌曲所起,，曰：天地始分而人生焉,，人莫不有心，此歌曲所以起也……《樂記》曰：‘詩言其志,，歌詠其聲,，舞動其容：三者本于心，然后樂器從之,?！视行膭t有詩，有詩則有歌,，有歌則有聲律,，有聲律則有樂歌。永言,，即詩也,，非于詩外求歌也。今先定音節(jié),，乃制詞從之,，倒置甚矣?！彼^承《樂記》樂由心生等思想,，而批評先樂后詞的填詞方式，認為應該是人心感物而有詩（歌詞）,，有詩（歌詞）之后而有聲律,，有聲律而有樂歌。這反映出他對燕樂性質(zhì)認識的一定混亂,。當然,，這種認識，是由他對樂與人關(guān)系的要求決定的（見下文）,。

陸游《長短句序》則認為：“雅正之樂微,，乃有鄭衛(wèi)之音。鄭衛(wèi)雖變,，然琴瑟笙磬猶在也,。及變而為燕之筑、秦之缶,、胡部之琵琶箜篌,，則又鄭衛(wèi)之變矣,。風雅頌之后，為騷,、為賦、為曲,、為引,、為行、為謠,、為歌,，千余年后乃有倚聲。制辭起于唐之季世,，則其變愈薄,，可勝嘆哉！”放翁的論述,，以時間為主線,，樂器及樂曲體制為輔助，大抵認為雅正之樂衰微后,，出現(xiàn)鄭衛(wèi)之音,；鄭衛(wèi)之音，變而為戰(zhàn)國時代的燕,、秦,、胡樂，其樂器則由雅正音樂之鐘鼓降而為鄭衛(wèi)之琴瑟笙磬,，再降而為燕秦胡之筑,、缶、琵琶箜篌,；樂曲樂歌體式,，亦由詩降為騷、賦,、曲,、引、行,、謠,、歌，再降為唐末之倚聲小詞,。盡管他不無感慨地認為詞體晚起而涼薄,，但顯然他是把長短句詞體納入中國音樂的發(fā)展史中予以討論。張侃《跋揀詞》總結(jié)諸家之說而謂：“陸務觀自制《近體樂府敘》云：‘倚聲起于唐之季世,?！笠娭芪闹摇额}譚該樂府》云：‘世謂樂府起于漢,、魏，蓋由惠帝有樂府令,，武帝立樂府采詩夜誦也,。’……然樂府之壞始于《玉臺》雜體,，而《后庭花》等曲流入淫侈,，極而變?yōu)橐新暎瑒t李太白,、溫飛卿,、白樂天所作《清平樂》、《菩薩蠻》,、《長相思》,。我朝之士晁補之取《漁家傲》、《御街行》,、《豆葉黃》作五七字句,，東萊呂伯恭編入《文鑒》，為后人矜式,?！?/span>這些，帶有純粹以樂府為詞體源頭之意,，我們?nèi)艄铝⒌貜脑~體起源于燕樂角度,，加以否定、指責,，將顯得粗暴,，根本忽略了宋人認真探討這個問題的文化立場和政治理念。蓋其中深含著他們對恢復先王雅樂的期待,，對治世之音及治世的向往,。

需要說明的是：《樂記》固然只論樂，我們此處的探討也以樂為主,，較少涉及配合燕樂歌唱的詞,，但這不是混淆“詞”或“詩”與“音”或“樂”等概念，而是出于這樣的思考：詩樂配合,，文詞與聲調(diào)一致,。早在唐孔穎達為《關(guān)雎·序》“情發(fā)于聲，聲成文,，謂之音”作《正義》已謂：“詩是樂之心,，樂為詩之聲，故詩樂同其功也,?！卞X鐘書先生據(jù)此反駁戴震“凡所謂‘聲’,、所謂‘音’，非言其詩也”之說,，稱之為“厥詞辨矣,，然于詩樂配合之理即所謂‘準詩’者，概乎未識”,；又駁汪士鐸“詩自為詩,，詞也；聲自為聲,，歌之調(diào)也，非詩也……《樂記》之……鄭,、衛(wèi),、宋、齊之音……非其詞之過也”云：“實與戴氏同歸,，說較邃密耳,。然亦有見于分、無見于合也,?！?/span>這也正是本文的認識和論述的出發(fā)點。

聲與政通：詞與社會,、時代關(guān)系的表述

《樂記》云：“凡音者,，生人心者也。情動于中,，故形于聲,。聲成文，謂之音,。是故,，治世之音安以樂，其政和,。亂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國之音哀以思,，其民困,。聲音之道，與政通矣,。”聲與政通,，考察的對象顯然包含治世之音、亂世之音,、亡國之音三種類型,。盡管有著治世,、亂世可謂“世”，亡國不稱世因其國將亡無復繼世,；以及治世,、亂世皆云政，亡國因國將亡無復有政而稱“其民困”之別,，但人們往往并不如此細微區(qū)分而是整體考察,。

聲與政通觀念，在宋人進行詞學批評時,，首先表現(xiàn)為直接闡述詞關(guān)治體這個思想,。《宋會要輯稿·樂五·郊祀樂》：嘉祐七年八月,，翰林學士王珪言：“昔之作樂,，以五聲播于八音，調(diào)和諧合,，而與治道通,。先王用于天地,、宗廟,、社稷，事于山川,、鬼神,，使鳥獸盡感，況于人心乎?”沈括《夢溪筆談》卷五：“古詩皆詠之,，然后以聲依詠以成曲,，謂之協(xié)律。其志安和,，則以安和之聲詠之,；其志怨思，則以怨思之聲詠之,。故治世之音安以樂,，則詩與志、聲與曲莫不安且樂,；亂世之音怨以怒,，則詩與志、聲與曲莫不怨以怒,，此所以審音而知政也,。”這幾乎就是《樂記》的翻版。南宋陳巖肖《庚溪詩話》云：“光堯壽圣太上皇帝,，當內(nèi)修外攘之際,，尤以文德服遠，至于宸章睿藻,、日星照垂者非一……至于一時閑適遇景而作,，則有《漁父辭》十五章，又清新簡遠,，備騷雅之體……其中又一章曰：‘春入朝陽花氣多,，春歸時節(jié)又清和。沖曉霧,，弄滄波,，載與俱歸又若何？’此又有進用賢材之意,，關(guān)治體也,。”稱美宋高宗皇帝在《漁父詞》中,，表達進用賢才之意,。這種解讀式的批評中,，顯然包含著樂與政通思想,。

宋人運用《樂記》“聲與政通”思想于詞學批評，最為成功的案例,，是指認一些詞作反映了本朝政治之清明,，風俗之淳厚。張邦基《墨莊漫錄》載：“元祐以后,，宗室以詞章知名者,，如士暕……皆有篇釋聞于時。然近屬環(huán)衛(wèi)中能翰墨尤多,，如嗣濮王仲御,，喜作長短句，嘗見十許篇于王之孫,，皆可儷作者,，不能盡載，如上元扈蹕作《瑤臺第一層》云……毎使人歌此曲,，則太平熙熙之象,，恍然在夢寐間也。”認為宗室詞人趙仲御的《瑤臺第一層》,，反映了北宋的太平氣象,。宋祝穆《方輿勝覽》載：“范蜀公嘗曰：仁宗四十二年太平，鎮(zhèn)在翰苑十馀載，不能出一語歌詠,，乃于耆卿詞見之,！”范鎮(zhèn)從柳詞中讀到仁宗四十二年的太平氣象，盡管仁宗不領(lǐng)柳永的情,。而黃裳《書樂章集后》說得更充分：“予觀柳氏樂章,，喜其能道嘉祐中太平氣象，如觀杜甫詩,，典雅文華,，無所不有。是時予方為兒,，猶想見其風俗,，歡聲和氣洋溢道路之間，動植咸若,。令人歌柳詞,，聞其聲，聽其詞,，如丁斯時,，使人慨然有感。嗚呼,！太平氣象,，柳能一寫于樂章，所謂詞人盛世之黼藻,，豈可廢耶,！”認為詞人作為盛世華美的代言人，是不可或缺的,。晁端禮《鷓鴣天》詞序云：“晏叔原近作《鷓鴣天》曲,，歌詠太平，輒擬之為十篇,。野人久去輦轂,，不得目睹盛事，姑頌所聞萬一而已,?！?/span>他指出，小晏之詞歌詠了徽宗時期的盛世太平,，令他生出擬效之心,；詞中并言晏幾道“樂章近與中聲合，一片仙《韶》特地新”（“霜壓天街不動塵”闋）,。朱敦儒跋曹勛《謁金門》（春待去）,、《酒泉子》（霜護云低）二闋云：“讀二詞,，灑然變俚耳之滔堙，還古風之麗則,，宛轉(zhuǎn)有馀味也,。蓋治世安樂之音歟？恨無韓娥曼聲長歌,，以釋予幽憂窮厄之疾,。但誦數(shù)過，增老夫暮年之嘆,?！?/span>在今昔對比中，更添對治世安樂的向往,。

與對治世之音的美贊不同,，對亂世之音，宋人多持批判,、同情的態(tài)度,。這以對李后主詞的批評為突出。陳鵠《耆舊續(xù)聞》卷三：“蔡縧作《西清詩話》,，載江南李后主《臨江仙》,，云圍城中書，其尾不全,。以余考之,，殆不然。余家藏李后主《七佛戒經(jīng)》,，又雜書二本,，皆作梵葉,，中有《臨江仙》,，涂注數(shù)字，未嘗不全,。其后則書李太白詩數(shù)章,，似平日學書也。本江南中書舍人王克正家物,，后歸陳魏公孫世功君懋,，余陳氏婿也，其詞云：‘櫻桃落盡春歸去……’后有蘇子由題云：‘凄涼怨慕,，真亡國之聲也,。’”黃昇《唐宋諸賢絕妙詞選》評李煜《烏夜啼》云：“此詞最凄婉,，所謂‘亡國之音哀以思’,。”李清照《詞論》云：“五代干戈，四海瓜分豆剖,，斯文道熄,，獨江南李氏君臣尚文雅，故有‘小樓吹徹玉笙寒’,、‘吹皺一池春水’之詞,，語雖奇甚，所謂‘亡國之音哀以思’也,?！币环矫嬲J可南唐君臣尚文雅，小詞語奇,，一方面言其詞作屬于“亡國之音哀以思”,，含有惋惜、同情之意,。

由聲與政通,，必然推出一些詞為亡國之讖。本來,，《樂記》中的“亡國之音哀以思”,，亡國，即謂將亡之國,，“亡國之時,，民心哀思，故樂音亦哀思,，由其人困苦故也,。”宋代詞學批評大量材料都是關(guān)于詞讖的記載,。這以自宋初即已開始的對前代的批評為主,。邵思《雁門野說》：“亡國之音，信然不止《玉樹后庭花》也,。南唐后主精于音律,，凡度曲莫非奇絕。開寶中,，國將除,，自撰《念家山》一曲，既而《廣念家山破》,，其讖可知也,。宮中民間，日夜奏之,，未及兩月傳滿江南,。”吳處厚《青箱雜記》卷七：“王衍在蜀,，好私行，恐人識之,，令民戴大帽,。又令民戴危腦帽，狹小,，俯首即墜,。又衍朝永陵，自為尖巾,，士民皆效之,，皆服妖也。又毎宴怡神亭,，妓妾皆衣道衣,，蓮花冠，酒酣,，免冠,，髽髻為樂，因夾臉連額,，渥以朱粉,，號曰‘醉妝’，此與梁冀,、孫壽事頗相類,。后衍又與母同禱青城山，宮人畢從,，皆衣云霞畫衣,，衍自制《甘州詞》，令宮人歌之,，聞者凄愴,。又衍造上清宮成，塑玄元皇帝及唐諸帝像,，衍躬自薦享,，城中士女游觀闐咽,，謂之‘尋唐魂’,。后國亡歸唐，至秦川驛遇害,?！?/span>《新編分門古今類事》卷十三引《翰苑名談》及《詩話》云：李后主一日幸后湖，開宴賞荷花,，忽作古詩,，有“孫武已斬吳宮女,，琉璃池上佳人頭”句，當時咸謂非吉兆,?！爱攪菚r，作長短句曰：‘櫻桃落盡春歸去……’章未就而城破,。及歸朝后,，每懷江國，且念嬪妾散落,，郁郁不自聊,，嘗作長短句云：‘簾外雨潺潺，春意將闌……’含思凄婉,，殆不勝情……又‘青鳥不傳云外信,，丁香空結(jié)雨中愁’……皆意氣不滿，非久享富貴者,，其兆先讖于言辭云云,，‘亡國之音哀以思’，其斯之謂歟,？”所謂“哀以思”的亡國之音,，都是后來追認，但選擇的模式則是一致的文學－政治批評,。

在盛世之音,、衰亡之音外，聲與政通還有一個指向,，就是反映社會生活,、風俗民情。前引黃裳書柳詞后,，即有“猶想見其風俗,，歡聲和氣洋溢道路之間，動植咸若……如丁斯時,，使人慨然有感”之論,，張端義《貴耳集》載項安世論柳詞之語可與此合勘：“項平齋……訓：學詩當學杜詩，學詞當學柳詞,。叩其所,，云：杜詩、柳詞,，皆無表德,，只是實說?！闭恰皩嵳f”,，使詞具有反映時代,、社會風俗、人情之功用,。王灼論述歌曲節(jié)拍乃自然之度數(shù),，古今一理，今并非不如古,，因為今人,、古人都是“本之性情，稽之度數(shù)”,、“因事作歌,，抒寫一時之意”，“古今所尚,，治體風俗,，各因其所重，不獨歌樂也”,，其“本之性情,，稽之度數(shù)”，正是來自《樂記》：“是故先王本之情性,，稽之度數(shù),，制之禮義，合生氣之和,，道五常之行,。”性情為聲、樂之本,，性情又得于物（客觀之物與人類社會之所有）感,，《樂記》的音樂、歌曲起源思想,，深刻地影響了王灼,；王灼的這段話，恰是對《樂記》指導宋人進行詞學批評的深刻揭示,，故宋代的詞學批評,，大量的內(nèi)容是詞本事的記錄和考證，甚至其早期詞話如楊繪《時賢本事曲子集》,，即以本事命名,，楊湜《古今詞話》除卻本事及其詞外，評論的內(nèi)容很少,。本事記載中,，固然有極瑣碎無聊如調(diào)笑諧謔者，也有胡銓,、張元幹力抗秦檜的《金縷曲》詞事,，有蘇軾守東武時，率眾抗黃河決流保全東武城,，并筑堤防洪,、建造黃樓的《滿江紅》詞事，以及宇文叔通出使金國而被羈留,，立春日作《迎春曲》,，萬俟詠作《雪明鳷雀夜慢》、《鳳凰枝令》反映京城景龍摟預賞元宵,，等等,。其間，士大夫的科第,、仕宦,、交游、唱和,，士大夫與風塵女子的情愛,、恩怨，往往隨處可見,，特別是后者多被斥為風流韻事,，但是，這些方面,，既是性情所不免,，又構(gòu)成社會、人生之一部,，故宋人很認真地加以記錄,。記錄、轉(zhuǎn)錄者自然相信其事必有,、必真,，而閱之者卻未必相信、全信,，于是又出現(xiàn)考證,、反駁者，這又成為宋人詞學批評的一個內(nèi)容,。胡仔針對《西清詩話》言南唐后主在圍城中作長短句,，詞未就而城已破之事，根據(jù)《太祖實錄》,、《三朝正史》所載太祖于開寶七年十月伐江南,，八年十一月破之，而李煜“櫻桃落盡春歸去”所詠是春景,，證明后主詞“決非十一月城破時作”,，《西清詩話》所言有誤,；又說曹組《望月婆羅門》詞，“病在‘霜滿愁紅’之句,，時太早耳”,；《復齋漫錄》言聶冠卿《多麗》詞，“露洗華桐,，煙霏柳絲”句所寫正是仲春天氣,，下句卻說“綠陰搖曳，蕩春一色”,，時間上不當有綠陰,，“正語病也”；吳曾記載杜安世“燒殘絳蠟淚成痕,，街鼓報黃昏”句,，所寫黃昏未到燒殘絳蠟是否合理之事，等等,，皆是,。這種近乎苛刻的求實求真態(tài)度，正反映出宋人詞學批評中的社會現(xiàn)實意識,。

聲與人通：詞與作者其人關(guān)系的表述

《樂記》在闡述樂由人心感物而發(fā)之道理時,，往往是可以指向聲與人通的；因為它更關(guān)注樂與政通這一政治化的現(xiàn)實倫理意義,，便相對淡化了樂與人的關(guān)系,。但是，盡管如此,，《樂記》還是對這一命題作了明確規(guī)定：“樂也者,，情之不可變者也。禮也者,，理之不可易者也,。樂統(tǒng)同，禮辨異,。禮樂之說,，關(guān)乎人情矣。窮本知變,，樂之情也,；著誠去偽，禮之經(jīng)也,?！庇衷唬骸暗抡撸灾艘玻瑯氛?，德之華也,。金石絲竹，樂之器也,。詩言其志也,，歌味其聲也,，舞動其容也,。三者本于心，然后樂器從之,。是故情深而文明,，氣盛而化神，和順積中而英華發(fā)外,，唯樂不可以為偽,。”此論之真義,，宋代黃震有較深刻的理解,，其《黃氏日鈔》卷二十一《讀禮記·樂記第十九》釋云：“樂出于人心之自然，故曰情之不可變,?？资现^此章舊名：‘樂，情者也,；禮,，則尊卑上下之理。截然而不可易,?！边@個疏解，也正反映了宋人對《樂記》的認識與接受,?！扒橹豢勺儭薄ⅰ皹凡豢梢詾閭巍?，簡括則為聲與人通,。所謂聲與人通，在宋代詞學批評中,，內(nèi)蘊三層要義：詞（聲）能真實反映作者的喜怒哀樂之情,；詞與作者為人一致；作者的個性,、人格等等內(nèi)屬特征,，可以通過詞作體現(xiàn)出來。

聲與人通，其最核心也是最有價值的命題,，是導出對詞作抒發(fā)情感——真實情感的認可,，對性情的張揚。前引沈括《夢溪筆談》卷五稱：“其志安和,，則以安和之聲詠之,；其志怨思，則以怨思之聲詠之,?！庇盅裕骸疤迫颂钋嘣伷淝?，所以哀樂與聲尚相諧會,。今人則不復知有聲矣，哀聲而歌樂詞,，樂聲而歌怨詞,。故語雖切而不能感動人情，由聲與意不相諧故也,。”如果我們拋開“其志安和”所可能導致的“聲與政通”之類,，不可否認，“哀樂與聲相諧會”等,，就是說歌詞由衷,，偽飾之情無以動人情。前引王灼《碧雞漫志》卷一有云：“或問歌曲所起,，曰：天地始分,，而人生焉，人莫不有心,，此歌曲所以起也……《樂記》曰：‘詩言其志,，歌詠其聲，舞動其容,，三者本于心,，然后樂器從之?！视行膭t有詩,，有詩則有歌，有歌則有聲律,，有聲律則有樂歌,。永言即詩也，非于詩外求歌也,。今先定音節(jié),，乃制詞從之,，倒置甚矣?！蓖踝浦苑磳Ξ敃r先樂后詞的填詞方式,，更深層的原因是：先樂后詞，將使詞人之志,、之情,、之心，不能得到最直接最真實的表達,。

張耒《賀方回樂府序》對詞作抒發(fā)真情的論述,，可以作為這方面的代表而具有經(jīng)典性：“文章之于人，有滿心而發(fā),，肆口而成,，不待思慮而工,，不待雕琢而麗者,，皆天理之自然而情性之道也。世之言雄暴虓武者,，莫如劉季,、項籍。此兩人者,，豈有兒女之情哉,？至其過故鄉(xiāng)而感慨，別美人而涕泣,，情發(fā)于言,，流為歌詞，含思凄婉,，聞者動心焉,。此兩人者，豈其費心而得之哉,？直寄其意耳,。予友賀方回，博學業(yè)文,，而樂府之詞高絕一世,，攜一編示予，大抵倚聲而為之詞,，皆可歌也,。或者譏方回好學能文而惟是為工,，何哉,？予應之曰：‘是所謂滿心而發(fā),，肆口而成，雖欲已焉,，而不得者,。’若其粉澤之工,，則其才之所至,，亦不自知也。夫其盛麗如游金,、張之堂,，而妖冶如攬嬙、施之袪,；幽潔如屈,、宋，悲壯如蘇,、李,，覽者自知之，蓋有不可勝言者矣,?！?/span>在張耒看來，劉邦過故鄉(xiāng)而感慨,，項羽別虞姬而泣下,，皆真情流露，其《大風歌》,、《垓下歌》,，皆真情發(fā)動發(fā)于言辭流為歌詞。論者往往強調(diào)張耒“滿心而發(fā),、肆口而成”的直抒情感的方式,，殊不知此種方式之得以實現(xiàn)的前提，是心中要有充沛的,、真實的情感,。而所謂以歌詞為“寄意”之句，只是此命題的衍伸物,。張耒的“天理之自然,，而情性之道”，其實就是《樂記》“樂也者,，情之不可變者也”的另一種表述,；當然，他對情性的張揚,，又非《樂記》節(jié)情以致中和,、中正思想所完全允許,。

即使如此，認可情感的真實性,，承認小詞抒情的合法性,，就宋代詞學批評而言，還是深具遠識閎義的,，它必然進一步承認蘇軾,、辛棄疾等人詞作抒發(fā)豪邁放達之情的合理合法性。這涉及詞與人一致的命題,。蘇門高弟晁補之《評本朝樂章》歷評有宋柳永,、歐陽修、晏殊,、黃庭堅,、張先、晏幾道,、秦觀等一批著名詞人,，而于蘇軾云：“蘇東坡詞，人謂多不諧音律,，然居士詞橫放杰出,，自是曲中縛不住者?！惫倘挥袨樘K軾詞部分不合音律的維護，更重要的是指出蘇詞不固守音律這一特征,，而蘇詞之不固守音律,，顯然與他的詩化詞學觀及其為人之個性相關(guān)。南宋范開《稼軒詞甲集乙集丙集序》云：“器大者聲必閎,，志高者意必遠,。知夫聲與意之本原，則知歌詞之所自出,。是蓋不容有意于作為,，而其發(fā)越著見于聲音言意之表者，則亦隨其所蓄之淺深,，有不能不爾者存焉耳,。世言稼軒居士辛公之詞似東坡，非有意于學坡也,，自其發(fā)于所蓄者言之,，則不能不坡若也?！边@段話概括地論述了蘇軾,、辛棄疾兩大豪放詞代表作家詞與人一致的事實,，也指出了豪放之情感與詞作風格，同樣緣乎其人心,、人情,，同時，他提出“知夫聲與意之本原,，則知歌詞之所自出”,，此言完全可以當作是引導我們上溯《樂記》去認識宋代詞學批評。

然在詞與作者為人一致的問題上,，宋人也有疑惑,，不是絕對地相信。俞文豹《吹劍錄》：“杜子美流離兵革中,，其詠內(nèi)子云：‘香露云鬟濕,，清輝玉臂寒。何時倚虛幌,，雙照淚痕干,。’歐文忠,、范文正,，矯矯風節(jié)，而歐公詞云：‘寸寸柔腸,，盈盈粉淚,，樓高莫近危欄倚?！郑骸⌒夜既私K不憤,，何時枕上分明問?！恼~云：‘都來此事,，眉間心上，無計相回避,?！郑骸髟聵歉咝莳氁校迫氤钅c,，化作相思淚,。’情之所鍾,，雖賢者不能免,，豈少時作邪？”此類情韻勝人的小詞,，頗令宋人感到不類作者為人,。吳處厚《青箱雜記》云：“文章純古,，不害其為邪；文章艷麗,，亦不害其為正,。然世或見人文章鋪陳仁義道德，便謂之正人君子,；及花草月露,，便謂之邪人。茲亦不盡也,。皮日休曰：余嘗慕宋璟之為相,，疑其鐵腸與石心，不解吐婉媚辭,；及睹其文,，而有《梅花賦》，清便富艷,，得南朝徐庾體,。然余觀近世所謂正人端士者，亦皆有艷麗之詞,，如前世宋璟之比,。”他所舉之例,，除張詠《席上贈官妓小英歌》等詩歌外,，尚有韓琦晩年鎮(zhèn)北州病后作《點絳唇》（病起厭厭），以及司馬光所作《阮郎歸》（漁舟容易入春山）詞,。不過,，即使“不類其為人”，其預設(shè)之前提,，也仍然是詞類其人，與其為人一致,。

如同聲與政通導出詞為亡國之讖一樣,，詞與人通，在宋人也多導出詞為人讖的判斷,。王灼《碧雞漫志》載夏幾道為黃大輿詞集《樂府廣變風》作序稱：“惜乎語妙而多傷,，思窮而氣不舒，賦才如此,，反嗇其壽,，無乃情文之兆歟?！彼^情文之兆,，陳述的是一個普遍的批評觀念,。《西清詩話》云：“南唐李后主歸朝后,，每懷江國,，且念嬪妾散落，郁郁不自聊,。嘗作長短句云：‘……流水落花何處也,，天上人間?！计嗤?，未幾下世?！崩铎系摹疤焐先碎g”之語,，為其未幾下世之先兆?！妒虄盒∶洝吩疲骸板X思公謫漢東日,，撰《玉樓春》詞曰……每酒闌歌之，則泣下,。后閣有白發(fā)姬,，乃鄧王歌鬟驚鴻也，遽言：‘先王將薨,，預戒挽鐸中歌《木蘭花》引紼為送,。今相公亦將亡乎?！麛烙陔S州,。鄧王舊曲亦嘗有‘帝鄉(xiāng)煙雨鎖春愁，故國山川空淚眼’之句,?！卞X惟演的《玉樓春》詞，也成為讖言,?！锻S詩話》載：“秦少游詞云：‘春去也，落紅萬點愁如海,?！袢硕嗄芨璐嗽~。方少游作此詞時,，傳至予家丞相,，丞相曰：‘秦七必不久于世，豈有愁如海而可存乎！’已而少游果下世,?！睆埶疵瘛懂嬡洝芬噍d：“波唐善詞曲……王廣淵以鄉(xiāng)閭之素辟渭州簽判，作《雨中花》云：‘有誰念我,，如今霜鬢,，遠赴邊堠?！瘡V淵聞之亦怒,，責歌者，唐郁不自安,，竟卒于官,。先自曲初成，識者曰：唐不歸矣,。以其有‘身在碧云西畔,，情隨隴水東流’之語，已而果然,?！贝祟愑涊d在宋人尚有許多，其基本思路都是詞與人通,，詞與作者心聲,、精神狀態(tài)甚至命運一致。

宋人在聲與人通的認識上,，還有一個重要的觀點是“聲與地通”：人所生所處方域之山水,、風俗、民情,，對其詞作具有重要影響,。本來，曹丕《典論·論文》論作家創(chuàng)作特點及其不足時指出：“徐幹時有齊氣,?！崩钌谱⒃疲骸褒R俗文體舒緩，而徐幹亦有斯累,?！稘h書·地理志》曰：故齊詩曰：‘子之還兮，遭我乎峱之間兮,。’此亦其舒緩之體也,?！?/span>意謂地域之于作家創(chuàng)作，有正面促成，也有負面印痕,。而宋人則主要從正面看待此一問題,。陸游《徐大用樂府序》云：“古樂府有《東武吟》，鮑明遠輩所作皆名千載,，蓋其山川氣俗有以感發(fā)人意,，故騷人墨客得以馳騁上下，與荊州,、邯鄲,、巴東三峽之類，森然并傳,，至于今不泯也,。吾友徐大用，家本東武,，呼吸食飲于邞淇之津,，蓋有以相其軼思者，故自少時文辭雄于東州,，比南歸,，以政事議論顯聞薦紳，顧不肯輕出其文,，以沽世取富貴,，三十年猶屈治中別駕，澹然莫測涯涘,，獨于悲歡離合,、郊亭水驛、鞍馬舟楫間,，時出樂府辭,，贍蔚頓挫，識者貴焉,?；蛉∑鋽?shù)百篇將傳于世。大用復不可,，曰：必放翁以為可傳則幾矣,；不然，姑止,。予聞而嘆曰：溫飛卿作《南鄉(xiāng)》九闋,，高勝不減夢得《竹枝》，訖今無深賞音者,，予其敢自謂知君哉,？獨感東武山川既墮風塵中，而大用之才久伏不耀，故為之一言,?！?/span>陸游完全是把徐大用的樂府，同溫庭筠的《南鄉(xiāng)子》,、劉禹錫的《竹枝詞》并列,，放在山川地氣之于詞人詞作及其特點、風格之毓成這一層面,，闡發(fā)聲與人通的道理,，忽略其可能給詞人及其創(chuàng)作帶來的不足。這既是對《樂記》思想的繼承,，也是對《樂記》的很好發(fā)揮,。

雅正：對詞的整體規(guī)范

《樂記》直接提出：“鄭衛(wèi)之音，亂世之音也,，比于慢矣,。桑間濮上之音，亡國之音也,，其政散,，其民流，誣上行私而不可止也,?！贝送猓€從外物易引致人心之情欲放蕩故須以禮節(jié)情方面,，對樂加以限制：“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于物而動,，性之欲也,。物至知，然后好惡形焉,。好惡無節(jié)于內(nèi),，知誘于外不能反躬，天理滅矣,。夫物之感人無窮,，而人之好惡無節(jié),，則是物至而人化物也。人化物也者,，滅天理而窮人欲者也,。于是有悖逆詐偽之心,，有滛泆作亂之事,。是故強者脅弱，眾者暴寡,，知者詐愚，勇者苦怯,，疾病不養(yǎng)，老幼孤獨不得其所,。此大亂之道也,。”又說：“夫民有血氣心知之性,，而無哀樂喜怒之常,，應感起物而動，然后心術(shù)形焉,。是故志微噍殺之音作,，而民思憂……是故先王本之情性，稽之度數(shù),，制之禮義,，合生氣之和，道五常之行,，使之陽而不散,，陰而不密，剛氣不怒,，柔氣不懾,，四暢交于中而發(fā)作于外，皆安其位而不相奪也,?！痹诠?jié)制好惡等情欲的基礎(chǔ)上，標舉“和”,、“雅”之幟,，所謂“樂者，天地之和也,；禮者,，天地之序也。和故百物皆化,，序故群物皆別”,，所謂“樂者，敦和,，率神而從天”,，“君子反情以和其志，比類以成其行”,，先王制樂之方,，即在于“制雅頌之聲以道之,，使其聲足樂而不流，使其文足論而不息,，使其曲直繁瘠,、廉肉節(jié)奏足以感動人之善心而已矣，不使放心邪氣得接焉,?！薄稑酚洝分撔耘c情，先天地成為宋代理學思想資源之一,，而其“和”,、“雅”的標準，亦成為宋人進行詞學批評的基石,。

綜觀宋人論雅,，內(nèi)涵三義，一是內(nèi)容之雅正,，特別是對男女之情的約束,；二是語辭高雅；三是音律詞調(diào)高雅,。實際上是對詞從音律,、語辭，到思想內(nèi)容的整體規(guī)范,。

內(nèi)容雅正,，是宋人最為關(guān)心的話題。王灼《碧雞漫志》載：萬俟詠“初自集分兩體,，曰雅詞,，曰側(cè)艷，目之曰《勝萱麗藻》,。后召試入官,，以側(cè)艷體無賴太甚，削去之”,，雅首先與側(cè)艷相對立,。其貶斥李清照詞“閭巷荒淫之語，肆意落筆,，自古縉紳之家能文婦女,，未見如此無顧忌也”，甚至以陳后主,、元白,、溫庭筠、時人為比,，以為陳后主的女學士狎客所賦“尤艷麗者”,，“不過‘璧月夜夜?jié)M’,、‘瓊樹朝朝新’等語”，元白的“纖艷不逞”之詩,，其“尤具怪艷”者為艷詩百馀首,，元的《會真詩》，白的《夢游春》詩,，所謂“纖艷不逞,，淫言媟語”，“止此耳”,；溫庭筠的“側(cè)詞艷曲”，其甚者“合歡桃葉終堪恨”等,，“亦止此耳”,；“今之士大夫?qū)W曹組諸人鄙穢歌詞”，也只是如陳之女學士,，如元白,，如溫庭筠，“皆不敢”寫出李清照那樣的詞,。這里,，對李清照的批判未免過當，但就理論意義而言,，自不可否定,。其中所揭“纖艷”、“艷麗”,、“側(cè)詞艷曲”,、“淫言媟語”“鄙穢”等語辭，幾乎涵蓋了不雅詞的全部內(nèi)涵,。南宋初年,，曾慥編《樂府雅詞》，他對雅的理解,，可從兩方面看：“涉諧謔則去之”,，“歐公一代儒宗，風流自命,，詞章幼眇,，世所矜式。當時小人或作艷曲,，繆為公詞今悉刪除”,，即雅不涉諧謔、不艷,。黃昇評馬莊父《鷓鴣天》（睡鴨徘徊煙縷長）云：“閨詞牽于情,，易至誨淫……前數(shù)語不過纖艷之詞耳,，斷章凜然有以禮自防之意。所謂發(fā)乎情,，止乎禮儀,，近世樂府，未有能道此者,?！币远Y自防、發(fā)乎情止乎禮儀,，是對雅正的最合乎儒家源義的闡釋,。周密《浩然齋雅談》引張直夫為李彭老詞所作序云：“靡麗不失為國風之正，閑雅不失為騷雅之賦,，模擬玉臺,，不失為齊梁之工。則情為性用,，未聞為道之累,。”此處即自覺運用《樂記》“人生而靜,，天之性也”的思想,，于詞學批評中，標榜“雅”,、“正”,。宋末張炎《詞源》則進一步正面提出“雅正”、“和雅”,、“雅詞”,、“古雅”、“騷雅”,、“淡雅”等概念,，且“騷雅”、“雅正”都反復出現(xiàn),，為宋代詞論注入新的內(nèi)容,，豐富了雅的內(nèi)涵。

語辭高雅,，要求語言雅而不俗,。吳曾《能改齋漫錄》論馮延巳《長命女》三愿詞，“典雅豐容,，雖置在古樂府,，可以無愧”，后遭宋代俗子隱括為《雨中花》,，則“不惟句意重復,，而鄙惡甚矣,。”比較馮詞與無名氏俗子詞即可知,，這種雅俗之別,，主要是俗詞增添“且”、“恰”,、“得”等口語詞,，及“做個大宅院”之類俗句。魏慶之《詩人玉屑》引《詩眼》云：“晏叔原見蒲傳正,，言先公平日小詞雖多,，未嘗作婦人語也。傳正云：‘綠楊芳草長亭路,，年少拋人容易去,，豈非婦人語乎?！淘唬骸^年少為何語?！瘋髡唬骸M不謂其所歡乎,。’晏曰：‘因公之言,，遂曉樂天詩兩句云：“欲留所歡待富貴,，富貴不來所歡去?！薄瘋髡Χ?。然如此語意，自高雅耳,?！币晕簯c之之見，晏殊詞之雅,，正在“語意”,。沈義父《樂府指迷》對下字用語之雅俗多有論述：“下字欲其雅，不雅則近乎纏令之體,?！庇衷u施岳（梅川）詞：“讀唐詩多，故語澹雅,。間有些俗氣,，蓋亦漸染教坊之習故也?！痹u孫詞：“孫花翁有好詞,，亦善運意,。但雅正中忽有一兩句市井語，可惜,?！痹u康與之、柳永詞俗：“康伯可,、柳耆卿音律甚協(xié),，句法亦多有好處。然未免有鄙俗語,?！庇址Q：“凡作詞，當以清真為主,。蓋清真最為知音,，且無一點市井氣?！庇痔岢觯骸耙笞置?，當看溫飛卿、李長吉,、李商隱及唐人諸家詩句中字面好而不俗者,，采摘用之?！睙o論直評某詞高雅,，還是反面指出其有俗氣、市井語,，都是著眼于用語之高雅,。宋人對俗語、俗詞的批判,，可謂不遺余力,，而又集中在對柳永、康與之等人詞的批評上,。陳師道《后山詩話》論柳永“作新樂府,，骫骳從俗，天下詠之,?！崩钋逭铡对~論》也評柳詞“雖協(xié)音律，而詞語塵下”,，王灼評柳詞“淺近卑俗,，自成一體，不知書者尤好之”，《藝苑雌黃》評柳詞“彼其所以傳名者,，直以言多近俗,，俗子易悅故也”。周密曾經(jīng)評辛棄疾《念奴嬌·書東流村壁》“聞道綺陌東頭,，行人曾見,，簾底纖纖月”幾句，“以月喻足,，無乃太媟乎”,，等等，皆是,。

音律,、詞調(diào)之雅，一是音聲之雅正,，二是崇尚古曲古譜,。王灼《碧雞漫志》曾從純粹聲、律角度,，論雅鄭之別：“或問雅鄭之分,。曰，中正則雅,，多哇則鄭,。至論也。何謂中正,。凡陰陽之氣，有中有正,，故音樂有正聲,，有中聲。二十四氣歲一周天,，而統(tǒng)以十二律,。中正之聲，正聲得正氣,，中聲得中氣,，則可用。中正用,，則平氣應,，故曰，中正以平之,。若乃得正氣而用中律,，得中氣而用正律，律有短長，氣有盛衰,，太過不及之弊起矣,。自揚子云之后，惟魏漢津曉此,。東坡曰：‘樂之所以不能致氣召和如古者,，不得中聲故也。樂不得中聲者,，氣不當律也,。’東坡知有中聲,，蓋見孔子及伶州鳩之言,，恨未知正聲耳。近梓潼雍嗣侯者,，作正笙訣,、琴數(shù)、還相為宮解,、律呂逆順相生圖,、大概謂知音在識律，審音在習數(shù),。故師曠之聰,，不以六律不能正五音，諸譜以律通不過者,，率皆淫哇之聲,。嗣侯自言，得律呂真數(shù),，著說甚長,，而不及中正?！蓖踝浦?，遠紹《樂記》陰陽之氣、度數(shù)等思想,，而本旨在說氣－聲－律三者一體,，得中氣、正氣而后有中正之聲,；得中正之聲而后有雅,。此雅，乃音律之雅,。胡仔評古詞高雅云：“舊詞高雅,，非近世所及,。如《撲蝴蝶》一詞，不知誰作,，非惟藻麗可喜,，其腔調(diào)亦自婉美?！焙兄?，高雅自然包含“腔調(diào)婉美”在內(nèi)。吳曾《能改齋漫錄》論石刻傳言李白“仙女侍”一首,，“劉無言自倚其聲歌之,，音極清雅?！鄙蛄x父也提出填詞要用好腔,，所謂好腔，即古譜：“古曲譜多有異同,，至一腔有兩三字多少者,，或句法長短不等者，蓋被教師改換,。亦有嘌唱一家,，多添了字。吾輩只當以古雅為主,，如有嘌唱之腔不必作,。且必以清真及諸家目前好腔為先可也?！惫抛V高雅,，與嘌唱之腔不同。而所謂嘌唱,，即當時流行于市井的小曲,，程大昌《演繁露·嘌》：“凡今世歌曲，比古鄭衛(wèi),，又為淫靡，近又即舊聲而加泛滟者名曰嘌唱,?！?/span>

至于夏承燾先生所說：南宋末年“主張復雅的一派詞人，一方面反對柳永,、周邦彥的‘軟媚’,，另一方面也反對蘇軾、辛棄疾的‘粗豪’”,，實際源于張炎《詞源》卷下：“辛稼軒,、劉改之作豪氣詞，非雅詞也?！比凰稳诉@樣明確斥稼軒,、劉過詞非雅詞者，僅此一家,。且前引張炎在同書同卷又評稼軒《祝英臺近》（寶釵分）“景中帶情,，而存騷雅”，承認稼軒詞騷雅,，則夏說僅可備一說,。

宋人對雅正之崇尚，對鄭衛(wèi)之音之聲討,，經(jīng)由北宋蘇軾,、周邦彥等人創(chuàng)作上之努力，至南宋詞人之明以“雅”命詞集,，如曾慥之編《樂府雅詞》,，鲖陽居士之編《復雅歌詞》，王柏之編《雅歌》皆是,，至詞人以雅命詞,，如張孝祥之《紫微雅詞》，周紫芝《太倉稊米集》有《書曾虔（處）州<雅詞>后》,，趙彥端有《介庵趙寶文雅詞》,，程垓《書舟雅詞》（一名《陳正伯書舟雅詞》），終于形成一場具有一定聲勢的“雅化運動”,?？梢哉f，尚雅的理論與崇雅的創(chuàng)作相表里,，相互促進,，使宋詞得以沿著正確的軌道發(fā)展，成就一代文學的輝煌,。

累如貫珠：五音諧和及歌唱之妙

唐宋時期,，詞樂猶存，為詞而和諧動聽,，是詞學批評的題中應有之義,。宋人論詞歌唱之諧美動聽之文字，往往在所多有,，如“詞之作,，必須合律”、“詞中多有句中韻……不惟讀之可聽,，而歌時最要葉韻應拍,，不可以為閑字而不押”等等,，不勝枚舉；而在論述詞歌唱之諧美動聽時,，宋人也以《樂記》為依歸,。

宋末張炎《詞源》是宋代詞論專著，其開宗明義即云：“宮屬土,，君之象,，為信，徵所生,。其聲濁,，生數(shù)五，成數(shù)十,。宮,，中也，居中央,，暢四方,，唱始施生，為四聲之綱,。商屬金,，臣之象，為義,，宮所生,。其聲次濁，生數(shù)四,，成數(shù)九,。商，章也,，物成就可章度也,。角屬木，民之象,，為仁,，羽所生。其聲半清半濁,，生數(shù)三,，成數(shù)八。角,，觸也，物觸地而戴芒角也,。徵屬火,，事之象,，為禮，角所生,。其聲次清,，生數(shù)二，成數(shù)七,。徵,，祉也，物盛大而繁祉也,。羽屬水,，物之象，為智,，商所生,。其聲最清，生數(shù)一,，成數(shù)六,。羽，宇也,，物聚藏宇覆之也,。”這段高論,，其精神實質(zhì)幾乎全部出自《樂記》：“聲音之道與政通矣,。宮為君，商為臣,，角為民,，征為事，羽為物,。五者不亂則無怗懘之音矣,。宮亂則荒，其君驕,。商亂則陂,，其臣壞。角亂則憂,，其民怨,。征亂則哀，其事勤,。羽亂則危,，其財匱。五者皆亂,，迭相陵謂之,；慢如此,，則國之滅亡無日矣。鄭衛(wèi)之音,，亂世之音也,；比于慢矣。桑間濮上之音,，亡國之音也,，其政散，其民流,，誣上行私而不可止也,。”它要說明的根本問題還是五音諧和,，以化成天下之治,。

《詞源》又云：“詞以協(xié)音為先，音者何,？譜是也,。古人按律制譜，以詞定聲,，此正聲依永律和聲之遺意,。有法曲，有五十四大曲,，有慢曲,。若曰法曲……其聲清越。大曲……其聲流美……若大曲亦有歌者,，有譜而無曲,，片數(shù)與法曲相上下。其說亦在歌者稱停緊慢,，調(diào)停音節(jié),，方為絕唱。惟慢曲引近則不同,。名曰小唱,，須得聲字清圓，以啞篳篥合之,，其音甚正,，簫則弗及也。慢曲不過百余字,，中間抑揚高下,，丁、抗、掣,、拽,，有大頓、小頓,、大住、小住,、打,、掯等字。真所謂上如抗,，下如墜,，曲如折，止如槁木,，倨中矩,，句中鉤，匯匯乎端如貫珠之語,，斯為難矣,。”這段議論仍然來自《禮記·樂記》：“故歌者上如抗,，下如隊,，曲如折，止如槀木,，倨中矩,，句中鉤，累累乎端如貫珠,?！必炛橹鳎烁杪曋缆牳腥艘?。唐孔穎達疏：“如上如抗者,，言歌聲上響，感動人意,，使之如似抗舉也,。下如隊者，言音聲下響,，感動人意,，如似隊落之下也。曲如折者,，言音聲回曲,，感動人心，如似方折也,。止如槀木者,，言音聲止靜,，感動人心，如似枯槀之木止而不動也,。倨中矩者,，言其音聲雅曲，感動人心,，如中當于矩也,。句中鉤者，謂大屈也,，言音聲大屈曲,，感動人心，如中當于鉤也,。累累乎端如貫珠者,，言聲之狀累累乎感動人心，端正其狀,，如貫于珠,，言聲音感動于人，令人心想形狀如此,?！?/span>

事實上，《樂記》“上如抗,，下如墜”等七個妙喻,，特別是“貫珠”，早已成為宋人對詞之歌唱的最高要求,，宋人言及歌唱之美聽,，自然是“貫珠”；言及貫珠,，便自然知道出自《樂記》,。

蘇軾《會客有美堂周邠長官與數(shù)僧同泛湖往北山湖中聞堂上歌笑聲以詩見寄因和二首時周有服》“歌喉不共聽珠貫”句，形容歌聲美妙,，宋王十朋注引次公語：“《禮記》之言歌曰：‘上如抗,，下如墜，累累然端若貫珠,?！彼螌O覿《內(nèi)簡尺牘》卷十《與莊宣教》云：“又出侍姬持觴，臨勸累珠妙曲”句,，其門人李祖堯注：“《禮記》：善歌者使人繼其聲,，上如抗，下如墜，曲如折,，止如藁木,，倨中矩，句中鉤,，累累乎端如貫珠,。歌之為言也，長言之也,。東坡《老饕賦》曰：‘忽累珠之妙唱,，抽獨繭之長繰?！币嘁浴抖Y記·樂記》為源。

王灼云：“子貢問師乙：‘賜宜何歌,？’答曰：‘慈愛者,，宜歌《商》；溫良而能斷者,，宜歌《齊》,；寬而靜，柔而正者,，宜歌《頌》,；廣大而靜，疏達而信者,，宜歌《大雅》,；恭儉而好禮者，宜歌《小雅》,；正直而靜,，廉而謙者，宜歌《風》,?！瘞熞遥v工也,，學識乃至此,。又曰：‘歌者，上如抗,，下如墜,，曲如折，止如槁木,，倨中矩,，勾中鉤，累累乎端如貫珠?！柚畈辉酱艘?。今有過鈞容班教坊者，問曰：‘某宜何歌,？’必曰：‘汝宜唱田中行,、曹元寵小令?！贝硕巫h論,，幾乎全部來自《樂記》（此言子貢，《樂記》言子贛,，贛音貢）：前半部分闡述歌者由于性情不同而所歌有別,，后半部分則論歌之妙，以為歌唱之妙,，沒有超過累累乎端如貫珠者,。又云：“今人獨重女音，不復問能否,。而士大夫所作歌詞,，亦尚婉媚，古意盡矣,。政和間,，李方叔在陽翟，有攜善謳老翁過之者,，方叔戲作《品令》云：‘唱歌須是玉人,，檀口皓齒冰膚，意傳心事,，語嬌聲顫,，字如貫珠。    老翁雖是解歌,，無奈雪鬢霜須,。大家且道：是伊模樣，怎如念奴,！’方叔固是沉顫習俗,，而‘語嬌聲顫’，那得‘字如貫珠’,，不思甚矣,。”王灼不但批評當時唱歌獨重女音的現(xiàn)象,，還批評李廌誤解了“貫珠”的含義,。李廌誤解“貫珠”之義,，一是忽略《樂記》中“端如貫珠”之“端”字，二是未細讀孔穎達之疏,，這在宋代經(jīng)學發(fā)達的時代,，是比較嚴重的失誤，撇開宋人關(guān)于蘇軾知貢舉時李廌未能登第的種種傳說不談,，于經(jīng)典如此生疏,，其人之不第是否也是可以理解的呢？郭茂倩《樂府詩集·雜歌謠辭》,，收有張志和,、和凝、歐陽炯,、李珣《漁父歌》9首,，即通行本之《漁歌子》詞，其解題：“言者,，心之聲也,。歌者，聲之文也,。情動于中而形于言，言之不足故嗟嘆之,。嗟嘆之不足,，故永歌之。歌之為言也,，長言之也,。夫欲上如抗，下如墜,，曲如折,，止如槁木，倨中矩,，句中鉤,，累累乎端如貫珠，此歌之善也,?！币嘁浴稑酚洝分械钠哂鳛槊缆犞枳罡邩藴省?/span>

沈括云：“古之善歌者有語,，謂‘當使聲中無字,，字中有聲’。凡曲,，止是一聲清濁高下如縈縷耳,，字有喉,、唇、齒,、舌等不同,。當使字字舉本皆輕圓，悉融入聲中,，令轉(zhuǎn)換處無磊塊,。此謂‘聲中無字’，古人謂之‘如貫珠’,，今謂之‘善過度’是也,。如宮聲字而曲合用商聲，則能轉(zhuǎn)宮為商歌之,，此‘字中有聲’也,，善歌者謂之‘內(nèi)里聲’。不善歌者,，聲無抑揚,，謂之‘念曲’；聲無含韞,，謂之‘叫曲,。’”這段話對善歌的標準作技術(shù)分解,，并對“如貫珠”等從當時的習慣說法找出對應語,，不是簡單地襲用《樂記》。它后來幾乎全被宋祝穆《古今事文類聚續(xù)集》卷二十四所引《能改齋漫錄》轉(zhuǎn)錄,；不過,，在“此謂之‘聲中無字’后”，《能改齋漫錄》特意加上“《禮》曰：夫歌者上如抗,，下如墜,，止如槁木，倨中矩,，句中鉤,，累累如貫珠”數(shù)句，特意交代其來源：《禮記·樂記》,。宋羅璧《識遺》卷二“崛奇可味”云：“若無形無影之聲,，模寫最難?！抖Y記·樂記》曰：上如抗,，下如隊，曲如折,，止如槀木,，倨中矩,，句中鉤，累累乎端如貫珠,。何啻親聆其抑揚高下之聲,！后來昌黎《聽琴》等作，雖寫此而費辭矣,?！蓖瞥纭稑酚洝繁扔鞲璩畹膸讉€句子，摹寫無形無影之聲音最為形像,，甚至認為韓愈這樣的文章大家,，所描寫的琴聲美境，同《樂記》七喻相比,，顯得辭費——僅僅從語言描寫角度看,，宋人也認為《樂記》之音聲描寫，達到了中國語言同類描寫之最高境界,。

要求詞合樂美聽,，講究“一聲清濁高下如縈縷耳”、累如貫珠,，一方面使宋詞在音樂性上也達到一個頂峰,，諸如柳永詞“又能擇聲律諧者用之”（王灼《碧雞漫志》）、“變舊聲作新聲,，大得聲稱于世”,、“音律甚協(xié)”（沈義父《樂府指迷》），周邦彥號稱“最為知音”,，其詞嚴分字之四聲,，等等,，廣為宋人及后人津津樂道,，但另一方面也使一些宋人走向格律化的創(chuàng)作道路，一以合律,、諧婉為歸,，而忽視、犧牲情感的表達,、意境的創(chuàng)造,。宋末楊纘（守齋）論作詞五要，第一要擇腔,，第二要擇律,，第三要按詞填譜，第四要隨律押韻,，僅第五為要立新意,；創(chuàng)作層面的典型則為宋末張樞,，其子張炎在《詞源》中記其作詞情形為：“又作《惜花春起早》云：‘瑣窗深’，深字音不協(xié),，改為幽字,；又不協(xié)，改為明字,，歌之始協(xié),。”自窗深,，至窗幽,，直至窗明，縱然音律諧和,，而意境則迥然不同,。如此，必使詞陷入?yún)f(xié)律之魔障,，而趨向衰落,。

（原載《文學遺產(chǎn)》2014年第5期，因篇幅限制,，刪去原文的“注釋”和“小結(ji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