沒有希特勒,，就沒有大屠殺了嗎？

                           文/鄭渝川

所評圖書：

書名：《強迫癥的歷史：德國人的猶太恐懼癥與大屠殺》

作者：（美）克勞斯·P.費舍爾

譯者：佘江濤

出版社：譯林出版社

出版日期：2017年1月

納粹德國針對猶太人的種族滅絕,，當真只是希特勒為首的納粹集團犯下的罪惡，而普通的德國人只是被動的響應,、執(zhí)行或受到蠱惑和蒙蔽,？長期以來，歷史學界,、公眾輿論對納粹戰(zhàn)爭和種族滅絕罪行的清算,，通常建立在這樣的話語基礎上，批駁那種宣稱對猶太人慘遭屠戮滅絕一無所知或有限得知而無能為力的觀點,，指出平庸之惡歸根結底也是罪惡,，不能被容許。

這種解釋毫無疑問是牽強的,，也夸大了納粹宣傳以及強權壓迫扭曲人性的可能程度,。事實上，針對猶太人的歧視,、排斥和仇視,，不光在德國，而且覆蓋歐洲很多國家,，都曾長期存在,。希特勒不是仇恨的制造者，而是仇恨的放大者,，幫助當時的很多德國人將狂暴的魔鬼從心中釋放出來,，并將作惡行為制度化，形成了激勵機制,。

美國學者克勞斯·P.費舍爾1942年生于德國慕尼黑,，在美國加利福尼亞大學圣芭芭拉分校獲文化與知識史學博士學位，目前人教育加利福尼亞州圣瑪利亞市阿蘭·漢考克學院,。費舍爾所著的《納粹德國：一部新的歷史》一書出版后,，備受肯定,，他的新書《強迫癥的歷史：德國人的猶太恐懼癥與大屠殺》則將二戰(zhàn)期間納粹德國所開展的猶太人種族滅絕，溯因指向近代歷史甚至更早時期,，指出歐洲大陸的猶太恐懼癥由來已久，經(jīng)過長期積聚,，內(nèi)化為德國等國家猶太人之外跨民族,、宗教信仰、地區(qū)不同人群對于猶太人的共同化仇恨,。這種經(jīng)過長期積累發(fā)酵的仇恨,，被納粹德國引燃而制造了巨大災難，而在二戰(zhàn)戰(zhàn)后,，無論在德國,，還是歐洲其他許多“附逆”的國家和地區(qū)，對于屠戮滅絕猶太人的罪行,，所謂的反省和清算并不徹底,。

公元11世紀末，歐洲掀起狂熱的十字軍東征,，狂熱的十字軍騎士就表現(xiàn)出了對于猶太人的刻骨仇恨,。費舍爾指出，這種仇恨基于特定的宗教信仰,，又違背了宗教信仰提出的寬恕等要求,，在當時的歐洲甚囂塵上；并且,，當時的歐洲人就發(fā)明了將猶太人進行異化,，進而毫無心理負擔的劫掠甚至屠戮猶太人的邏輯模式?！皬氖芎徒^望的感情出發(fā),，受到感染的社會借助某種心理的放大開始蠢蠢欲動，集體性地關注真正的罪犯,，關注如何可能去擊敗他們”,。

猶太人建成了非常嚴格的族群體系，按照規(guī)范的宗教和文化要求生活,，這使之在歐洲許多國家都顯得格格不入,。因為與眾不同，所以外圍群體就會形成偏見,，而隨著世俗權力或宗教權力因為特定目的而渲染這樣的偏見,，猶太人就因此成為群體憤怒的受害者。中世紀后期,，猶太人在歐洲許多國家已經(jīng)被作為二等公民對待,，甚至被公開的確定為“魔鬼的門徒”,。盡管如腓特烈大帝等相對開明的君主，意識到包容猶太人族群對于穩(wěn)定統(tǒng)治的必要性,，但群體偏見和憤怒所呈現(xiàn)出的力量,，卻遠遠大于世俗王權。這種情況下,，當權者取悅民意,，就猶太恐懼癥推波助瀾，顯然成為更加有利可圖的選擇,。

文藝復新,、啟蒙運動結束了中世紀的蒙昧狀態(tài)，這也是個商業(yè)快速發(fā)展的時期,，猶太人為了提高自己的社會地位,，競相投入商業(yè)。羅斯柴爾德家族就是傳奇性財富和權力的象征,，像這樣的猶太富豪家族并不少,，還有很多猶太人干脆就已經(jīng)放棄了自己傳統(tǒng)的宗教信仰，徹底的融入了歐洲社會,。但這些努力并未能起到消弭猶太恐懼癥的作用,，恰恰相反，資本主義快速發(fā)展帶來的城市化,、貧富差距等問題,，使得猶太恐懼癥被添加了新的證據(jù)，當19世紀歐洲大陸盛行民族主義并演化出狹隘化,、極端化的種族主義后,，猶太人已經(jīng)成為整塊大陸仇恨的聚焦點。19世紀后期,，在沙皇俄國及其他一些國家,，就已經(jīng)發(fā)生過針對猶太人的大規(guī)模種族屠殺。

猶太人喜歡德國的理性,，我們知道,，德國藝術家、科學家,、思想家的行列中有為數(shù)眾多的猶太人,。二戰(zhàn)前，德國涌現(xiàn)的諾貝爾獎自然科學獎項得主,，數(shù)量上遠遠超過其他國家,，二戰(zhàn)后，這一領先地位被美國獲得,，其中奧秘就在于猶太人因遭迫害而被逼離開德國或被殺害,，極大的削弱了德國科學界的實力,。在德國生活的猶太人，非常忠誠于這個國家,，他們是德國統(tǒng)一,、科學和藝術成就的最重要功臣，卻沒有意識到,，隨著德國在各方面獲得了舉世矚目的成就,，狹隘的民族主義情緒也在聚集，這種情緒的對外表現(xiàn)就是,，威廉二世上臺后驅(qū)逐了俾斯麥,，轉(zhuǎn)而采用挑戰(zhàn)英國的霸權運作戰(zhàn)略,，而對內(nèi),，則是放大驕狂的民族主義情緒，整個國家呈現(xiàn)出“大眾的民族化”,，升級固化了一些對于猶太人的偏見,，例如將猶太人說成是不同于雅利安人甚至正常人的特殊物種，有著特殊氣味和習性,，本質(zhì)邪惡——這種觀點在幾十年后,，被希特勒的宣傳班子悉數(shù)接納。

書中第四章講述了一戰(zhàn)戰(zhàn)后至1933年希特勒上臺期間,，戰(zhàn)敗的慘痛后果被德國民眾很大程度上轉(zhuǎn)化為仇視猶太人的集體情感的過程,。猶太人被認為是德國戰(zhàn)敗并遭受法英羞辱的罪魁禍首，包括美國參戰(zhàn)是被猶太新聞老板欺騙,，戰(zhàn)事不利是猶太人的骯臟血液污染了德國民族的純潔,，而俄國掀起布爾什維克革命還是猶太人作祟，等等,。書作者直言不諱的指出,，希特勒接收的德國，是一個已經(jīng)被極端化的反猶主義所嚴重扭曲的非正常國家,。

《強迫癥的歷史：德國人的猶太恐懼癥與大屠殺》后半部分回顧了納粹統(tǒng)治的12年間,，猶太恐懼癥這樣一個觀念和意識上的魔鬼，被一步步催化培育,，然后放出魔瓶的過程,。借助書作者的論述，我們可以看到,，無論是作為極權主義控制和種族滅絕的工具的黨衛(wèi)軍,，還是在排斥、驅(qū)逐直至后來的屠殺猶太人中發(fā)揮工具作用的德國國家機器,，其行動很大程度上響應而不是逆反了民意,。而到了1938,、1939年，當納粹撕掉偽善面紗,，開始大規(guī)模清除猶太人階層,，使得許多猶太居民想盡辦法離開德國的時候，美國,、英國等國家也緊閉自己的大門,，這無疑對于猶太恐懼癥驅(qū)動的罪惡行為形成了激勵而不是約束。

二戰(zhàn)結束后,，盟軍主持清算納粹罪行,，審判納粹戰(zhàn)犯，并試圖清除包含了猶太恐懼癥的社會土壤,。但這些努力并未能取得太大效果,，盟軍的清算因為冷戰(zhàn)爆發(fā)而大打折扣，無論在東德還是西德,，原先供職于黨衛(wèi)軍和德國國防軍,、國家機關的很多人重新進入體制，而德國民眾對于猶太大屠殺的事實先是表現(xiàn)出令人難堪的緘默,，而后推說“我們沒有能力做任何事反對這個制度”,，即便被指控直接參與了針對猶太人的犯罪行為，也還是辯解服從命令,。書作者指出,，德國民眾其實完全清楚猶太人遭遇了多么殘酷的待遇，即便不排除很多情況下必須服從命令,，一些人對于納粹宣傳的漠不關心而影響了對猶太人境遇的了解,，但這些都無法否認希特勒之前對于猶太人的仇恨，在德國乃至整個歐洲的長期存在,。

當然,，西德和東德政府，以及統(tǒng)一后的德國政府,，確實承認了德國對于猶太人所犯下的罪行,。西德政府向以色列和以色列之外的猶太人組織支付了較高的賠償。德國領導人經(jīng)常宣稱本國人民對于歷史教訓有了深刻反省,。書作者指出,，高額賠償確實是事實，雖然賠償額遠低于納粹德國從猶太人那里掠奪的財富,，但更關鍵的是,，深刻反省歷史教訓的說法其實非常值得懷疑。德國方面在歷史教科書,、歷史學術研究中較少談及大屠殺問題,，并竭力將黨衛(wèi)軍以及希特勒,、希姆萊等人妖魔為大屠殺唯一的犯罪者，德國的新聞媒體在國內(nèi)回避了大眾排斥猶太人的歷史來源,。這些做法的直接后果是,，到了戰(zhàn)后的十年后、二十年后,、三十年后,，壓倒性多數(shù)的德國人仍然認為自己與猶太人屬于不同的種族，不愿意與之通婚,。到了20世紀80年代,，德國本土的民族主義情緒卷土重來，年輕人不愿意再背負著歷史的負擔,，新的納粹化組織開始出現(xiàn),。進入20世紀90年代，德國政府通過歌德計劃,，努力向世界宣揚其歷史上的輝煌,，竭力淡化大屠殺這段不光彩的歷史,。時至今日,，猶太恐懼癥的偏執(zhí)“依然是一股流動的憎恨和根深蒂固的偏見的潛流”，但這并不影響德國人振振有詞的指責以色列為了安全保障所興建的隔離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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