盧旺達的民族身份解構：

反思與啟示

侯發(fā)兵

    內容提要  盧旺達曾經是世界上為數不多的進行過民族識別并在身份文件上明確登記公民民族身份的國家之一。比利時殖民當局1933年在盧旺達進行的民族識別及隨后開始執(zhí)行的強調人們種族差別的民族身份登記制度是盧旺達持續(xù)幾十年的沖突和紛爭的重要根源之一,。獨立后,，胡圖族主導的盧旺達政府在繼承過去殖民當局的民族身份登記制度的同時，也使整個國家延續(xù)了過去的民族沖突和紛爭,，這種沖突和紛爭在1994年大屠殺中達到頂點,。1994年種族大屠殺后，盧旺達新政府在深刻反思歷史的基礎上,，廢除了通行60多年的民族身份登記制度,。盧旺達有關民族身份建構與解構的歷程對其他多民族國家處理民族問題有一定的啟示意義。

    關 鍵 詞  民族政策 盧旺達 民族身份 民族識別 圖西族 胡圖族

    作者簡介  侯發(fā)兵,，西華師范大學政治學研究所講師（南充637009）,。

民族問題是當代世界眾多多民族國家所面臨的重大政治問題之一。雖然在當今某些西方國家中,，民族或種族方面的多樣性被多元文化主義、相對主義等理論的擁護者宣揚為“財富而不是負擔”,，但是拋開“政治正確”的話語表述,，實事求是地考察古今中外的許多歷史事實，我們可以發(fā)現(xiàn)：當不同的種族,、民族相互遭遇時,，差異本身就可能成為沖突的源泉或因素。尤其是當民族身份直接與權力,、資源等要素的分配“綁定”在一起的時候,，不同群體之間圍繞著利益的爭奪，極可能演變?yōu)椴煌褡寤蚍N族之間的對立,，即各種社會沖突沿著民族身份的邊界展開,。

一般來說，對民族身份的識別和登記是多民族國家實行基于民族身份的差別性的權力和資源分配政策的前提和基礎——不管這種政策是基于照顧少數民族還是歧視和壓制少數民族的目的。如果政府不能在微觀層面明確社會中每一個個體的民族身份,，那么在宏觀政策層面諸如在高等教育體系中,，為照顧某個或某些民族獲得更高比例的受教育機會，在公務員隊伍中為特定民族保留更多的職位,，在軍隊和警察中只吸收某些民族的成員參加,，在國家權力機關如議會或人民代表大會中為某些民族保留更多席位或代表數等措施，便在實踐中無法得到落實,。也就是說,，只有在能夠明確社會中個體的民族身份后，宏觀層面基于民族身份的差異性對待政策才可能在微觀層面具有可操作性,。

    盧旺達曾經是世界上為數不多的幾個進行過民族識別并且在身份文件上明確登記公民民族身份的國家之一,。在帝國主義列強殖民非洲的時代，比利時殖民當局于1933年在盧旺達進行了民族識別并開始執(zhí)行強調人們種族差別的民族身份登記制度,。1962年,，盧旺達獨立后，胡圖族主導的盧旺達政府在繼承過去殖民當局的民族身份登記制度的同時,，也繼承了過去的民族歧視和民族壓迫政策,，這使得整個國家延續(xù)了過去的民族沖突并使這種沖突在1994年大屠殺中達到頂點。1994年種族大屠殺后,，由“盧旺達愛國陣線”領導的新政府在深刻反思過去的基礎上,，廢除了通行已久的民族身份登記制度?？偟膩碚f,，盧旺達在有關民族身份建構和解構的方面大致經歷了下述幾次大的階段性變遷。

前殖民時期：

民族身份的差異與固化

    早在被西方殖民以前的幾個世紀,，盧旺達的兩大主要民族胡圖族（Hutu）和圖西族（Tutsi）就開始在一起共同生活了,。在前殖民時期，總的來說盧旺達不同民族在社會分工序列中處于不同的位置,，相應的政治地位也有明顯差異,，只不過這種身份差異不是絕對不變的，而是在一定的條件下可以實現(xiàn)轉化,，即具有一定的流變性,。

    盧旺達總人口約為1 134萬。從民族構成的角度看,，胡圖族和圖西族是盧旺達最主要的兩個民族,，前者占總人口的比例約為85%，后者約為14%,，兩者合計大約占該國總人口的99%,。此外,，盧旺達還有少量的從人種上看屬于俾格米人的特瓦族人（Twa），它約占全國總人口的1%,。

    關于歷史上胡圖族和圖西族之間的關系,，盡管有個別學者轉引英國非洲歷史學家巴茲爾·戴維遜的描述——“他們生活在一個和諧的、心滿意足的社會里,，這兩個部落之間根本沒有什么深仇大恨,，這（種族仇恨和屠殺）完全是殖民制度帶來的”，但實際上被歐洲列強殖民以前的盧旺達的民族關系并非如此溫情脈脈,。歷史上,，屬于俾格米人種的特瓦族人最早出現(xiàn)并生活在這一區(qū)域，可以算是盧旺達最早的土著居民（The First People）,，而屬于班圖尼格羅人種的胡圖族人大約在公元之初自非洲坦噶尼喀湖和基伍湖周邊及鄰近地區(qū)的西部沿著赤道雨林北沿進入盧旺達定居,，并以農業(yè)生產作為基本的生存方式，逐漸排擠了原來的土著居民特瓦族人而成為主體居民,。此后一直到大約公元10世紀左右,，屬于蘇丹尼格羅人種的圖西族人從蘇丹東南部和埃塞俄比亞高原南部向南方遷徙進入到今天的盧旺達和布隆迪地區(qū)。與之前歷史上胡圖族人取代特瓦族人成為主體居民的過程類似,，圖西族雖然在人口數量上只占少數,，但是卻憑借自己在經濟、軍事,、社會組織等方面的優(yōu)勢,，在公元16世紀前后建立起了圖西族王國，后來居上地成為主體民族,，在經濟,、政治等社會各領域尤其是軍事領域居于統(tǒng)治地位，而胡圖族和特瓦人則陷于被統(tǒng)治和被支配的從屬地位,。從16世紀開始一直到19世紀后期盧旺達被德意志帝國納入勢力范圍之前,，圖西族對胡圖族的統(tǒng)治和壓迫一直延續(xù)了數百年之久。

    不過,，盡管存在族源上的區(qū)別,，經過幾個世紀的交流與融合，殖民時代以前胡圖族和圖西族的分野雖然存在,，卻并不完全是涇渭分明的，它更多地與經濟上財富的占有狀況聯(lián)系在一起——總體上胡圖族代表貧窮而圖西族代表富足,，但這并非絕對,，實際生活中圖西族人群里有窮人存在，胡圖族人群中也同樣有富人存在,。在職業(yè)方面,，圖西族人傳統(tǒng)上從事游牧業(yè)而胡圖族人從事農耕業(yè),，這同樣并非絕對，在圖西族人進入盧旺達地區(qū)之前某些胡圖族人中就已經擁有牲畜,，而此后圖西族人和胡圖族人也都存在同時占有土地和牲畜的情況,。盡管兩大群體從整體層面看有差異并且存在著對立的關系，但二者的身份尤其是在個體層面,，二者的身份存在一定的流動性——經濟上當胡圖族人富裕到一定程度,，尤其是擁有大量代表財富的牛群，其勢力強大到可能威脅到圖西族酋長的地位時,，他的家族就慢慢被圖西族貴族吸收到統(tǒng)治集團中,，而其原有的胡圖族身份則被統(tǒng)治集團和他們本身選擇性地“忘記”，胡圖族人這一融入統(tǒng)治階層中成為圖西族人的過程被稱為“奎胡圖拉（Kwihutura）”,。與之相對的社會演變也存在于圖西族人這一群體中,，經濟上失去財富尤其是失去代表財富的牛群的圖西族人，進而也就在政治上逐漸失去了圖西族人的身份,，這一逆向的過程則被稱為“古普皮拉(Gupupira)”,。

    歷史上一些殖民學者和某些別有用心的盧旺達人往往強調不同種族出身的人在身體特征上的差異，例如強調屬于班圖尼格羅人種的胡圖族人身材中等,、皮膚黝黑,、頭發(fā)卷曲、鼻梁較低,，而屬于蘇丹尼格羅人種的圖西族人則體態(tài)優(yōu)美,、身材高大、頭發(fā)濃密,、鼻梁較高且膚色較淺,。實事求是地說，從體質人類學的角度來看,，源屬于不同人種的民族群體在身體特征上有一些差異是很自然,、很正常的生物學現(xiàn)象，但把這些群體間總體上的差異絕對化地套用到微觀社會生活中的每一個人身上則有很大問題,。具體到盧旺達這一國家中,，實際情況遠遠更加復雜。在歷史上,，尤其是從16世紀開始,，經過了幾個世紀的共同生活、相互之間的通婚和雜居,，以及部分圖西族人和胡圖族人身份上的流動與轉變,，二者在身體上的差別早已并不明顯。反映到實際生活中的個體身上,，與那種強調不同民族身體特征差別的論斷不相符合的例子比比皆是,，例如1973年通過政變上臺推行民族和解政策的朱韋納爾·哈比亞利馬納總統(tǒng)就是一表人才,、身材高大而且鼻梁高挺的胡圖族人。特別有意思的是,，盧旺達的一位政府部長回憶他曾經在學校的日子時也提到：“老師叫班上的我們以面對面的形式站成兩排,。他問我們是否看起來一樣。我們當時都笑了,，因為我們過著同樣的生活,，在同一所學校學習，穿同樣的衣服……我們從未意識到我們的民族身份,?！?/span>

    在1994年大屠殺過程中，很多劊子手也無法通過觀察他人身體特征而是需要依賴身份證上民族歸屬（Ubwoko）一欄才能區(qū)別圖西族人和胡圖族人,。在大屠殺結束后,，盧旺達政府和國際組織對死亡的胡圖族人和圖西族人的具體數據難以明確，除了統(tǒng)計困難等方面的原因外,，無法通過尸體的身體特征分辨一個人究竟是哪一個民族的成員,，也是重要原因。關于盧旺達1994年大屠殺死亡人數的不同統(tǒng)計數據之間差異極大,，跨度之大從聯(lián)合國估計的80萬到“大屠殺幸存者學生會”統(tǒng)計的近200萬（1 952 078人）都有,。

    以上這幾個例子并非來自殖民前時代，但它們都從側面反映出了歷史上盧旺達胡圖族人與圖西族人之間由于身份相互轉化,、通婚等原因,，體質上的諸多差異更多的是被一些學者或群體想象和建構出來的，實際上很難簡單地通過肉眼觀察識別出來,，或者說幾乎可以忽略不計,。

    總而言之，從整體上講殖民時代以前胡圖族與圖西族作為盧旺達社會中兩大主要的并且是有一定矛盾的群體是存在身份差別的,，但是從微觀的個體層面上講,，二者的身份邊界是可以消解的，不同民族身份之間具有一定的流變性,，并且在現(xiàn)實中很難從體質特征上區(qū)分某一個體究竟是圖西族人還是胡圖族人,，即其民族身份不完全明確。

殖民地時期：

民族身份識別與登記制度的推行

    進入歐洲殖民者開始大規(guī)模殖民非洲腹地的時代后,，盧旺達很快淪為西方殖民者的殖民地,。在德國、比利時等殖民者統(tǒng)治時期,，殖民政府采用少數幫助統(tǒng)治多數的“分而治之”方針,，引入歐洲“先進”的民族觀念，以及為了管理便利和統(tǒng)治需要而推行“科學”的民族識別和民族身份登記政策,，這些都不斷強化了盧旺達圖西族與胡圖族之間的隔閡和對立也,，也為后來的民族矛盾和沖突埋下了禍根。

    在近代歐洲列強掀起的瓜分非洲的狂潮中,，盧旺達及布隆迪根據1884～1885年柏林會議出臺的《柏林會議關于非洲的總議定書》被劃定德國的勢力范圍,。1890年，德國組建“德屬東非”殖民地,，盧旺達被納入其中,。在第一次世界大戰(zhàn)中，作為交戰(zhàn)方的比利時于1916年進攻德國在非洲的殖民地盧旺達并占領這一地區(qū),。隨著德國的失敗,，根據《凡爾賽和約》，盧旺達又于1922年起被國際聯(lián)盟正式委托比利時“管轄”,，從此成為比利時事實上的殖民地,。

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結束后，聯(lián)合國再次確定了比利時對盧旺達的“托管”,。在德國和比利時殖民者統(tǒng)治盧旺達期間,，它們都采取了“分而治之”的方針，利用占人口少數的群體控制占人口多數的群體,，即通過支持圖西族集團來控制占人口絕大多數的胡圖族的手段來達到順利統(tǒng)治盧旺達的目的,。在這一方針的指導下，德,、比殖民者在各級教育機會,、公務員隊伍構成、軍隊和警察來源等方面處處照顧圖西族而排斥胡圖族,，從而使圖西族成為殖民統(tǒng)治的幫手并在盧旺達社會各領域占據優(yōu)勢地位,，而胡圖族則處處被壓制，心懷不滿但又無力抵制,。

    在殖民統(tǒng)治盧旺達的過程中,，歐洲殖民者也把他們在歐洲的那種近代民族的觀念帶到了盧旺達。實際上,，殖民統(tǒng)治前的盧旺達居民中根本沒有近代意義上的“民族”,、“國家”觀念，那種基于歐洲民族和國家的歷史形成的民族觀念與當時盧旺達的民族發(fā)育情況根本不相符合,，由此執(zhí)行的相關政策也帶來了許多不良的后果,。德國殖民者最初進入到盧旺達后，注意到在這一地區(qū)以國王為中心建立的統(tǒng)治體系中,，社會的下層被稱為“胡圖”,，他們主要從事農業(yè)生產，而社會上層則被稱為“圖西”,，主要從事牧業(yè)生產,。在統(tǒng)治盧旺達的過程中,，德國殖民者將西方理論引入該地區(qū)，生硬地套用近代民族主義的思路解釋盧旺達“農民”與“牧民”即“胡圖”與“圖西”的差別,。德國人經過“科學地”考察,，“嚴謹地”認為作為農民的胡圖族人是從南邊移民過來的，在體質上皮膚更黑,、身材較矮,，而作為牧民的圖西族人則是從北邊的蘇丹南部和埃塞俄比亞高原移民過來的，反映在體質特征上就是膚色較淺,、身材較高等,。由于北邊靠近歷史上與歐洲有很多交流的傳統(tǒng)文化中心尼羅河流域，文明程度更高,，因此德國人認定圖西族人在人種等級上也與歐洲人更接近,，屬于等級較高的人種，而與之相對的胡圖族人則屬于等級較低的人種,。將近代民族的觀念帶到盧旺達并用這一觀念去考察該地區(qū)的圖西族和胡圖族,，由此得出結論圖西族是更“高級”和“文明”的種族，這實際上反映了當時殖民者種族主義的思維,。

    出于利用少數統(tǒng)治多數的需要,，同時根據歐洲“先進”、“科學”的人種學理論,，比利時人也認為圖西族人的進化等級比胡圖族人高,，因此和德國殖民者一樣在政策上傾向于圖西族人而限制胡圖族人。由此,，在他們的安排和控制下,，僅僅占總人口15%不到的圖西族人獲得了盧旺達絕大部分的教育機會和政府職位，從而使圖西族壟斷了社會上層,。由于比利時當局后來將盧旺達的酋長全部換為圖西族人,，得到比利時宗主國支持的圖西族更加鞏固了自己的地位，經濟上占有多數的耕地和牛群,，政治上把持政府要職,，而胡圖族則處于被統(tǒng)治的地位。這種二元對立的民族格局和權力結構必然造成盧旺達兩個群體之間的對立和不信任,，二者的民族邊界也由過去的相對模糊演變?yōu)椴粩嗝鞔_,。

    出于方便殖民統(tǒng)治和管理的需要，比利時殖民當局在盧旺達進行了有史以來第一次人口普查,，以期更加準確地掌握盧旺達的情況,。比利時殖民當局于1933年在盧旺達開展人口統(tǒng)計，并在此基礎上實行身份證制度，開始在正式身份文件中注明盧旺達人的“部落（民族）”身份,，由此將圖西族人和胡圖族人的身份制度化,、固定化。由于過去圖西族人和胡圖族人的界限相對模糊,，因此在人口統(tǒng)計的過程中具體到每一個人的民族身份的確定面臨很多困難,。針對標準缺乏的問題，尤其是無法單純通過體質特征判斷民族歸屬這一問題,，根據馬哈茂德·馬穆達尼（Mahmood Mamdani）和戴維·紐波里（David Newbury）等人的研究，比利時人在確定盧旺達人民族身份的過程中主要依據的材料有三方面：一是基督教教會提供的關于個人民族身份的信息——由于盧旺達人絕大部分都信奉基督教,，教會和神職人員深入到盧旺達各地,，教會對信徒及其家人和鄰里的情況有一定了解，它們?yōu)楸壤麜r人提供的口頭資料便構成了殖民當局識別民族身份的一個重要依據,；二是被考察對象的體質特征——比利時人根據“顱相學”等歐洲“科學的”人種學理論,，在盧旺達人中進行了“科學測量”，例如測量當地居民的身高,、體重,、鼻翼寬度、頸長等方面,；三是財富標準——由于教會報告的口頭情報資料具有很大的主觀性,、模糊性，而體質特征如鼻梁高低,、鼻翼寬窄,、身材高矮等標準也是相對的，因此在實際操作過程中民族身份的確定主要是依據財富標準即被考察對象擁有的牛的數量來確定的,。財富標準即著名的“10頭牛標準”——凡擁有10頭牛及其以上者被劃分為圖西族人,，沒有牛或者擁有牛的數量很少者被劃分為胡圖族人,。此外還有的人依照職業(yè)的不同被劃分為胡圖族人或者特瓦族人,。由此，“10頭牛標準”的經濟身份被建構為民族身份并同時轉化為政治身份——富人一定是圖西族人,，窮人一定是胡圖族人——并且這種身份從此被固定化,、制度化、政治化,，胡圖族永遠是胡圖族,，圖西族永遠是圖西族，杜絕了二者身份轉化的可能,，“奎胡圖拉”和“古普皮拉”自此成為歷史,。

    由于殖民當局民族身份識別和登記制度的推行，盧旺達民族身份被法律化，不管這種身份本身最初的確定有多么不合理和荒唐可笑,，其最終還是被確定下來了,，相應民族的政治地位也隨之被制度化，即圖西族人是統(tǒng)治民族而胡圖族人是被統(tǒng)治民族,。由此,，胡圖族和圖西族這兩個在很大程度上被人為“制造的共同體”開始了逐漸被接受并強化的過程。

    從社會學的角度看,，在前工業(yè)化時代的國家中,，整個社會結構普遍呈金字塔形，即大部分財富和權力都集中在少數人手中,，而社會中的大多數人只占有少量財富和權力,。在盧旺達的情況中，經濟上占統(tǒng)治地位的是圖西族人,，政治上占統(tǒng)治地位的同樣是圖西族人,。比利時殖民當局的身份識別和登記政策實施后，通過將人們經濟身份轉變?yōu)槊褡迳矸莺驼紊矸莶⑶颐鞔_化,、制度化,、固定化的做法實質上堵死了胡圖族人在政治上的上升渠道——即使一個胡圖族人經濟上變得富足了，其身份也永久被鎖定為胡圖族人而不可能像過去那樣成為統(tǒng)治民族圖西族人中的一員,。與此同時,，這也強化了圖西族人的內聚力和對胡圖族人的排斥性。

    由于歷史上的優(yōu)勢地位以及與德,、比殖民者的親密關系,，圖西族人在1962年盧旺達正式獨立以前一直處于支配地位，而胡圖族人則處于受壓抑和被支配地位,。據統(tǒng)計,，獨立前圖西族人占盧旺達全國執(zhí)行委員會席位的94%，即33名全國執(zhí)行委員會成員中有31人是圖西族,，而地方執(zhí)行委員會中圖西族人的比例也占到了83%,。在酋長中，45個大酋長的位置中95.6%都由圖西族人占據,，而胡圖族人無一人擔任大酋長,。此外，在盧旺達全國559個小酋長轄區(qū)中,，圖西族人占了549席,，比例超過98%，而胡圖族人僅有10人擔任這一職位,，所占比例還不到1.8%,。

    總的來說,，殖民主義的民族理念、“分而治之”的統(tǒng)治方針和出于殖民管理需要的民族識別和身份登記政策,，造成了圖西族與胡圖族二者之間的民族矛盾,。在德國和比利時統(tǒng)治期間，盧旺達的民族分野越來越大越來越明顯,，過去圖西族和胡圖族在社會中的各種權力分配的不平衡不僅被延續(xù),，而且被不斷強化，由此導致他們對身份歸屬的認知也越來越明晰,。就殖民時代盧旺達的民族矛盾而言,，我們通過社會結構分析就可以發(fā)現(xiàn)：不同民族之間權力分配不平等是該國民族問題的根本原因。民族身份的差異被放大和固化為二元對立的權力結構,，使盧旺達內在地孕育著暴力和沖突的因素,，只不過由于殖民者比利時人在政治上和軍事上壓倒性的優(yōu)勢的存在，這種暴力和沖突才處于可控制的范圍內,，而一旦殖民者撤離出現(xiàn)權力真空時，二者之間的矛盾就必然會爆發(fā),。

1962～1994年：

報復性的民族政策與族際沖突

    盧旺達獨立后,，圖西族與胡圖族在國內政治生態(tài)系統(tǒng)中的地位與獨立前相比發(fā)生了天翻地覆的變化，圖西族從統(tǒng)治民族的地位上滑落到被統(tǒng)治的境地,，而胡圖族則從長期被統(tǒng)治的對象轉變?yōu)榻y(tǒng)治民族,。在胡圖族主導的盧旺達政府對圖西族帶有報復性色彩的統(tǒng)治下，兩族之間矛盾沖突頻頻,。

    （一）1962～1973年卡伊班達執(zhí)政時期

    卡伊班達政府是盧旺達正式獨立后的第一個胡圖族政府,，在有過很深的被歧視被壓迫經歷的格里高利·卡伊班達（Gregoire Kayibanda）等胡圖族精英的領導下，這一時期的盧旺達政府盲目接受了殖民時代遺留下來的民族身份和民族身份登記政策,，把它作為打擊圖西族的一個工具,。由于歷史上的積怨以及扶植主導民族的考慮，卡伊班達政府總的來說采取了打壓圖西族,、扶植胡圖族的方針,，使得圖西族和胡圖族二者間因歷史糾葛和現(xiàn)實利益矛盾而沖突頻頻。

    在帝國主義在非洲的殖民體系不斷瓦解,、原殖民地國家不斷爭取獨立的過程中,，“民主化”是一個始終繞不開的話題。20世紀五六十年代,，在非洲的“非殖民化”過程中,，公民投票、政黨選舉,、民主共和政體事實上已經成為一種政治正確,，幾乎沒有人敢于和能夠在理論上挑戰(zhàn)它,。就統(tǒng)治非洲的歐洲宗主國而言，它們多數在其國內都已經實現(xiàn)了民主,，歷屆政府也都是通過選舉的方式獲得合法性進而上臺執(zhí)政,，民主選舉早已成為大多數西方國家政治精英和普通公民的共識，因此,，“非殖民化”過程把政權移交給在公開選舉中得獲得勝利的殖民地政黨被視為理所當然的,。而爭取獨立過程中的非洲精英人士和政黨也從歐洲和殖民統(tǒng)治者那里學到關于民主選舉的很多東西。正是因為這些原因,，西方宗主國在退出非洲的過程中,，大多都經過一系列安排——以看上去比較民主和正當的形式將政權移交給了那些本身具有一定代表性、同時又獲得了民主程序認可的政黨,。

    然而,，在像盧旺達這樣的國家中，實際問題更加復雜,。在“一人一票”的普選制度和權力政治高度族裔化的背景下,，能夠獲得盧旺達最大多數認可的政黨必然是胡圖族背景的政黨。而過去在社會,、經濟,、政治、軍事等領域長期占優(yōu)勢并一直居于統(tǒng)治地位的圖西族貴族集團,，則是即將失去自己優(yōu)勢地位的既得利益集團,。躍躍欲試甚至急不可耐地想要翻身做主的胡圖族政黨和試圖繼續(xù)維護自己既得利益的圖西族集團之間的沖突也就在所難免。

    其實,，早在盧旺達獨立前,，胡圖族人就多次舉行游行示威反對圖西族壟斷各級政權。1957年3月24日,，以格里高利·卡伊班達為首的胡圖族人發(fā)表《胡圖宣言》,，反對圖西族人壟斷政治權力，要求進行政治改革,。在《胡圖宣言》中,，胡圖族精英承認了貧窮的圖西族人和特瓦族人的權利，但是卻堅持在身份證上注明民族身份,，意圖以此作為獨立后的一種“保護”措施,。1961年9月，胡圖族政黨——帕梅胡圖黨（the Party of the Hutu Emancipation Movement）在卡伊班達的領導下取得立法選舉和公民復決的勝利,，并在1962年7月1日正式宣告盧旺達脫離比利時的殖民統(tǒng)治而獨立,。新的共和國成立后，卡伊班達成為首任總統(tǒng)兼總理,。

    卡伊班達政府成立后,，作為對過去被圖西族壓迫統(tǒng)治的一種反抗,，開始對圖西族進行打擊、排斥和鎮(zhèn)壓,。由此,，盧旺達繼過去的民族壓迫之后開始了一段新的民族壓迫的歷程，只不過壓迫者和被壓迫者互換了一個位置,，并使得整個國家不時發(fā)生規(guī)模不等的民族械斗和屠殺,。在盧旺達，軍事領域過去一直是圖西族人壟斷的領域,，尤其是獨立前的盧旺達軍隊,，軍官絕大部分都是圖西族人。獨立后,，胡圖族政府開始改變這一狀況,，通過內部清洗和整肅的方式使胡圖族人替換了圖西族人在軍官隊伍中的位置。在行政和立法領域,，獨立后的政府中高級職位幾乎全部由胡圖族人占有,，國民議會中所有議員到1969年時也都成了胡圖族人。此外,，盧旺達政府還宣傳在經歷了圖西族對胡圖族幾個世紀的壓迫統(tǒng)治之后,，需要恢復和重塑“社會平衡（Social Balance）”，于是通過配額制度（Quota System）將圖西族人在高等教育和公務員隊伍中的比例控制在9%以內,。

    特別值得注意的是，獨立后隨著向胡圖族控制國家政權這一政治生態(tài)的轉變,，很多圖西族人也試圖通過各種途徑例如賄賂政府官員等方式將自己的民族身份改變,，從過去的圖西族轉而登記為胡圖族。此外,，隨著過去政治經濟地位低下的胡圖族各方面地位的提高,，圖西族婦女也越來越多地與胡圖族男子通婚，隨后在盧旺達出現(xiàn)了一個新名詞——胡西人（Hutsi）,，意指圖西族人和胡圖族人通婚的后代,。一般來說，民族之間的互通婚姻往往被視為是不同民族正常交往,、交流,、交融的體現(xiàn)，是民族關系和諧的反映,，但在民族身份與各種利益尤其是政治地位“捆綁”的情況下,，通婚家庭也成為政治斗爭的犧牲品。隨著民族間沖突的加劇,，與胡圖族男子通婚的圖西族婦女開始被胡圖族極端勢力比喻為引誘胡圖族精英的“夏娃（Eva）”,，而不與圖西族劃清界限的胡圖族人則是“內奸”,。

    卡伊班達政府時期，盧旺達不僅繼承了過去殖民時代不合理的民族身份及其登記制度,，還使這種民族身份進一步成為不同族群組織動員的有效工具,。盧旺達獨立后，報紙,、電視,、廣播基本上成為占人口絕大多數的胡圖族人的宣傳工具。例如,，圖西族被《坎古拉》（Kangura）等胡圖族報紙宣傳為外來民族,，而胡圖族才是盧旺達天然的居民。此外,，還有一些媒體直截了當地將圖西族人宣傳為“蟑螂（Inyenzi）”,。

    總的來講，卡伊班達執(zhí)政時期的盧旺達延續(xù)了殖民時代的民族沖突,，在其統(tǒng)治的大約11年時間里,，盧旺達在1963年、1967年,、1973年分別爆發(fā)了大規(guī)模的種族屠殺,。卡伊班達政府的民族政策帶有很明顯的報復性質,，它試圖通過“歷史復仇”迎合占多數人地位的胡圖族來獲得合法性,；它否定了殖民主義時代那種對胡圖族人的歧視和壓迫，卻盲目地接受了殖民時代不合理的,、被強加的民族身份,，以及強調和強化民族差別的身份登記制度。這種不帶有任何反思性,，而是帶有鮮明種族主義色彩的民族政策從本質上看是和殖民時代的民族政策如出一轍的,，只不過在統(tǒng)治與被統(tǒng)治、支配與被支配的關系上胡圖族人與圖西族人對換了位置,。

    （二）1973～1994年哈比亞利馬納執(zhí)政時期

    哈比亞利馬納政府是盧旺達獨立后的第二個胡圖族政府,，由于之前卡伊班達政府帶有鮮明“種族復仇”色彩的民族政策致使盧旺達國內矛盾重重，不僅直接引發(fā)了幾次大規(guī)模的種族屠殺,，還使得流亡國外的圖西族組織反政府武裝不斷活動,，甚至多次直接攻入盧旺達境內。為了緩和矛盾穩(wěn)定國內局勢,，哈比亞利馬納上臺后提出“民族和解”的政策,，調整了過去針對圖西族人的一些過激措施。

    1973年7月5日,，盧旺達國民警衛(wèi)軍部長（相當于國防部長）朱韋納爾·哈比亞利馬納（Juvénal Habyarimana）通過軍事政變的方式上臺,，開始了為期約20年的執(zhí)政,。哈比亞利馬納總統(tǒng)雖然是胡圖族出身，也強調胡圖族人的利益和地位,，但與卡伊班達的民族政策相比,，他可以算是溫和派?？ㄒ涟噙_政府時期幾次大屠殺造成了不少圖西族人流亡國外成為難民,，這些難民群體中陸續(xù)成立了反政府軍事組織，并在約韋里·卡古塔·穆塞韋尼（Yoweri Kaguta Museveni）領導的烏干達等敵對國家和個別國際組織的支持下,，對盧旺達政府和軍隊展開敵對行動,。由于圖西族反政府力量發(fā)展迅速，以“盧旺達愛國陣線”（Rwandan Patriotic Front,RPF）為代表的反政府力量展開對盧旺達的進攻,，甚至多次使胡圖族政權面臨被直接顛覆的威脅,。

    為了緩和矛盾穩(wěn)定政局，哈比亞利馬納譴責了前任政府過于極端的錯誤民族政策,，強調不同民族之間的團結和整個國家的統(tǒng)一,。針對胡圖族和圖西族之間的矛盾，哈比亞利馬納推行了一系列“民族和解”政策,，例如引入圖西族人進入內閣擔任政府部長,，在其執(zhí)政后期甚至由圖西族人士阿·烏維林伊姆扎納女士擔任內閣總理。但是,，針對流亡國外的圖西族難民回國的問題,，哈比亞利馬納堅持了和前任相同的立場，即堅決反對圖西族難民回國,，只不過在其執(zhí)政后期面臨圖西族武裝可能直接攻下首都基加利的威脅而有所妥協(xié),，這種妥協(xié)也引起了胡圖族內部強硬派與溫和派的分裂與斗爭。此外,，在解決盧旺達民族問題的過程中，哈比亞利馬納還開始嘗試性地提出不分民族,、不分地區(qū)和平治國的原則,。

    需要說明的是，盡管這一時期盧旺達國內存在嚴重的民族矛盾,，但是另一方面不同民族之間的通婚等正常交流也同樣存在,。除上文中提到的圖西族與胡圖族之間的通婚外，人口極少的特瓦族人也與其他民族有通婚,，只不過由于特瓦族人相對于其他民族來講生活最為貧困,，因此有不少特瓦族女性嫁給胡圖族男性為妻，但是幾乎沒有胡圖族女性嫁給特瓦族男性為妻的,。

    從政策效果看,，哈比亞利馬納政府的成績與問題并存,。從成績方面看，哈比亞利馬納推行的民族和解政策,，使得盧旺達的民族矛盾在某些時段有了很大緩解,，其調整過去政府過激措施的做法也在一定程度上挽救了盧旺達政府面臨的道義危機。從問題方面看,，這些民族和解政策貫徹得并不徹底,，因此在其執(zhí)政后期由于流亡國外的反政府武裝的活動以及其他問題而困難重重。此外,，在民族身份本身的合理性以及民族身份登記的政策和制度方面,，哈比亞利馬納沒有做任何深入思考，仍然停留在原來的思維框架里,，因此其領導的政府也基本上延續(xù)了之前政府關于民族身份登記政策的做法,，未做任何改變。盡管哈比亞利馬納曾經提出過不分民族和地區(qū)和平治國,，但是這一想法更多的是嘗試性,、試探性的思考，甚至帶有很強的權宜之計的色彩,，其目的主要還是在于試圖與反政府勢力周旋進而緩解政府面臨的可能被推翻這一“燃眉之急”,，本身并不系統(tǒng)和全面，在現(xiàn)實中也沒有具體地落實,。

    總而言之,，雖然哈比亞利馬納政府所謂“民族和解”的政策和措施在一定程度上使盧旺達國內的矛盾在個別時期有所緩和，但它試圖通過對圖西族人的讓步來維持圖西族人和胡圖族人之間的脆弱平衡以實現(xiàn)國家穩(wěn)定的做法既不能滿足圖西族人的訴求,，又造成了胡圖族內部的分裂,，引起了胡圖族極端派對溫和派的不滿和攻擊。在前者的反政府武裝活動以及后者的不斷反對下,，哈比亞利馬納執(zhí)政到后期越來越舉步維艱,，最終盧旺達的民族矛盾也在1994年哈比亞利馬納總統(tǒng)遇刺后以震驚世界的種族大屠殺的形式爆發(fā)。

1994年以來：

民族身份解構與民族和解

    1994年盧旺達種族大屠殺造成了20世紀人類罕見的悲劇,，當大屠殺事件過去后,，以圖西族為主導的“盧旺達愛國陣線”牽頭成立了盧旺達民族團結政府并開始運作。在失去盧旺達國家政權達32年之久重新掌權后,，圖西族精英在這一新的歷史時點面臨重大選擇,，即究竟是選擇報復胡圖族人、再次壟斷政權,，由此重復過去民族紛爭的歷史,，還是放棄報復、選擇原諒和和解，使盧旺達開始新的一段歷史,。鑒于種族大屠殺的悲劇和教訓,，盧旺達新政府抵住了報復胡圖族人和壟斷權力的誘惑，開始深刻反思過去盧旺達在民族身份問題上的一些政策和做法,，同時為實現(xiàn)國內的民族和解而采取了一系列新的政策和措施,，如放棄對胡圖族的報復、廢棄民族身份登記,，強調機會面前個體層面的公平競爭,，以及有意識地忽略差異、強調共性等等,。

    （一）放棄報復,，選擇和解

    “盧旺達愛國陣線”領導的民族團結政府成立時，很多胡圖族人擔任了重要職位,，其中總統(tǒng),、總理和副總理都是胡圖族人。這實際上是“盧旺達愛國陣線”的一些有前瞻性的政治領袖的遠見,，即放棄了對胡圖族人的報復而選擇了民族和解,，并在新政府中適當考慮了胡圖族人的利益和代表性做出的妥協(xié)和主動退讓。

    其實,，早在1987年“盧旺達全國統(tǒng)一聯(lián)盟”更名為“盧旺達愛國陣線”的時候,，它就打破了民族的界限，在圖西族人之外也吸收胡圖族人和特瓦族人難民參加,，擴大自己的群眾基礎,，建立統(tǒng)一戰(zhàn)線，以爭取國內外的廣泛支持,。此外,，早在1990年11月以前，“盧旺達愛國陣線”就曾經發(fā)表過聲明,，反對“一黨一族”的專政,，這一做法實際上是與其更早之前的政治理念相一致的。執(zhí)政后,，“盧旺達愛國陣線”的發(fā)言人還宣稱,，在1994年種族屠殺中扮演帶頭人角色而應受到審判的胡圖族極端分子不超過300～400人?？紤]到盧旺達種族屠殺造成了100多萬人的死亡以及殺戮行為的涉及面和廣泛性，這一表態(tài)實際上是有意識地縮小了對胡圖族人的打擊面,，避免了一系列報復性的行為,。

    與此同時，盧旺達政府還積極引導普通民眾在伸張正義的同時,，學會了原諒,、寬恕與和解,。除了種族大屠殺中的主要兇手被送往盧旺達國際刑事法庭（International Criminal Tribunal for Rwanda）或盧旺達國內法院接受應有的審判外，盧旺達政府創(chuàng)造性地于2002年正式開始在民間引入了“蓋卡卡法庭”(Gacaca Tribunal)這一傳統(tǒng)社區(qū)式審判體系,。在蓋卡卡法庭中,，社區(qū)群眾投票選舉社區(qū)成員（年滿21歲）充當“法官”，由他們輪流聽取每個案件情況,，然后由被告同社區(qū)居民組成的陪審團來進行判決,。在這一過程中，蓋卡卡法庭主要強調將當年大屠殺的受害者與施暴者一起組織起來,，通過懇談會等形式見證罪犯的懺悔,、道歉和誠意，鼓勵受害者寬恕并讓罪犯與受害者就賠償問題達成一致意見并允許對被告從輕發(fā)落,。同1994年后新南非成立的“真相與和解委員會”（Truth andReconciliation Commission）一樣,，盧旺達的蓋卡卡法庭也是以弄清“真相”為手段來最終實現(xiàn)寬恕、和解的目的,。

    （二）廢除民族身份登記

    20世紀以來非洲多次民族主義浪潮中的大量事件都告訴人們,，部族意識和部族主義可以成為非洲現(xiàn)代國家和國家民族建構過程的阻滯因素，對本民族（部族）意識和利益的過度強調,，不僅造成了民族之間的對立和紛爭,，也使得像盧旺達民族、布隆迪民族,、埃塞俄比亞民族這樣的國家民族的形成過程被打斷,，很大程度上消解了這些國家公民的國家意識，直接影響了這些國家的內部整合和統(tǒng)一,，使得不少國家直到今天仍然面臨內戰(zhàn)和分裂的威脅,。

    1994年7月19日盧旺達新政府成立后，基于大屠殺的教訓和對部族主義危害的認識,，除了強調民族和解,，適當考慮不同民族的利益和代表性縮小打擊面外，盧旺達還對民族身份本身進行了更加深入的反思,。為了避免悲劇的再度發(fā)生,，盧旺達民族團結政府組織修改了憲法，將反對分裂主義和部族主義的內容寫入憲法,，并在身份證登記中取消了“民族”一項,。1994年7月20日，盧旺達民族團結政府新內閣在首次會議上正式做出決定——取消注有民族出身的身份證,，所有盧旺達國民都是盧旺達人,，不再有圖西族、胡圖族、特瓦族的區(qū)分,。而在盧旺達過去的身份證上,，“民族歸屬”（Ubwoko）一欄赫然在首，在該欄中一個人的民族身份有4個排他性的選項——胡圖族人,、圖西族人,、特瓦族人以及歸化盧旺達的外國人。自此,，盧旺達終于終結了有60多年的在身份文件上注明民族身份的歷史,。

    1995年盧旺達制定了新憲法，憲法中明確了民族間相互平等的原則,。2003年5月26日,，盧旺達再次以全民公決的形式通過了又一部新的憲法。在這部憲法第三編“政治組織”第54條中規(guī)定：“禁以種族,、族群,、部落、宗族,、地區(qū),、性別或其他可能造成歧視的類別為基礎建立政治組織?！边@可以說體現(xiàn)了“盧旺達愛國陣線”過去堅持的反對“一族一黨”的理念,。特別值得一提的是，盡管盧旺達兩部憲法中都有民族（部族）一詞,，但它只是與宗族,、部落、地區(qū)并列作為諸多分類形式的一種在表述中出現(xiàn),，整個盧旺達新憲法中沒有一處出現(xiàn)圖西族,、胡圖族、特瓦族的文字表述,。

    （三）強調平等競爭

    在盧旺達殖民時代開始之前的幾個世紀中,，傳統(tǒng)的圖西族國王和貴族掌握著政權，無論是在政治,、經濟領域還是在社會其他領域都占據著絕對優(yōu)勢的地位,。殖民時代開始后，雖然德國,、比利時的殖民者剝奪了圖西族人的最高權威,，但是在它們利用“分而治之”政策統(tǒng)治盧旺達的過程中總的來說選擇了占人口少數的圖西族來幫助實現(xiàn)這一目的，因此圖西族與殖民政權走得非常近,，在殖民者的支持下圖西族整體上延續(xù)了自己的歷史優(yōu)勢,，維持了對胡圖族人和特瓦人的統(tǒng)治,。盧旺達獨立后，有著鮮明胡圖族背景的新政府繼承了過去的民族身份登記政策,，并開始了在社會各領域打壓圖西族而扶植胡圖族的過程。1994年大屠殺后,，圖西族主導的盧旺達政府面臨一個新的選擇,，即是報復性地打壓胡圖族扶植圖西族，通過強力使圖西族回歸各領域的歷史優(yōu)勢,，還是真正選擇和解,，讓社會中的所有公民更多地基于公平、平等的才能競爭而非民族身份來分配國家的資源和利益,。面對權力和利益的誘惑,，以保羅·卡加梅（Paul Kagame）為代表的政治精英和“盧旺達愛國陣線”最終富有遠見地選擇了后者。

    教育領域的變革可以說是新時期盧旺達強調公平,、平等機會下的才能競爭而非民族身份的一個典型事例,。盧旺達新政府在戰(zhàn)后不僅廢除了1994年前使用的帶有種族主義色彩的歷史教科書，更從根本上廢除了帶有民族偏向性的教育政策,。自2005年底起,，盧旺達開始實行小學和初中免費教育，根據瑪麗安·霍奇金（MarianHodgkin）的調查研究,，到2006年盧旺達政府總的來說已經設法增加了讓每個盧旺達人——不管他們的種族歸屬——都能獲得基本的受教育機會,。許多對盧旺達戰(zhàn)后重建教育體系的工作的評估也非常正面，不管是獨立觀察機構,，還是本身就身處該國教育系統(tǒng)之中的人士,，都肯定這種強調包容、公正和平等而非種族身份的政策得到了很好的落實并且非常成功,。在霍奇金的調查中,，一位學生說：“我可以肯定教育進步了，因為民族歧視不再存在了,。在過去,，升學名額都給了胡圖族小孩，因此圖西族小孩無法升入中學,，但是現(xiàn)在不再是這樣了,。”另一位升學考試的閱卷老師也肯定,，“閱卷過程非常公正透明,，沒有任何偏向，優(yōu)秀的學生絕對都能夠通過,?！贝送?，由于禁止在社會中對公民進行民族分類，學校中也不存在對入學學生的民族身份登記,，由此基本確保了教育機會基于公平,、平等條件下的才能競爭而非民族歸屬。

    （四）忽略差異,，強調共性

    實際上,，在德、比殖民者進入并統(tǒng)治盧旺達之前,，經過幾個世紀的相互交往和共同生活,，盧旺達不同民族之間已經基本形成一致的風俗習慣，他們信奉相同的宗教并且共同使用盧旺達語,，初步形成了尼亞盧旺達族（Kinyarwanda）這一帶有國家民族特點的共同體,。可以說,，不同群體之間的這些共性是民族之間發(fā)展團結友好關系的前提和基礎,，它是在歷史交往中逐漸形成的，經過了幾個世紀的磨礪可謂來之不易,。但是,，殖民者的入侵以及并不適用于中、東非地區(qū)的近代民族觀念的引入,，尤其是強調差異和區(qū)別的民族識別和民族身份登記制度打斷了這一進程,，給盧旺達帶來了幾十年的沖突和紛爭。

    1994年悲劇之后,，盧旺達新政府一反過去強調民族之間差異的做法,，開始有意識地忽略那些原本不合理的差異，而選擇了對國內各民族共享特性的強調,，即淡化盧旺達民族意識或者說部族意識,，增強國家身份認同。關于這一點,，盧旺達民族團結與和解委員會負責人曾經的一段講話很有代表性：“（盧旺達）政府決心加強國民性機制(national mechanisms)建設,，建立一個使醫(yī)療、市場,、教育和其他所有社會服務的準入都基于盧旺達國民身份（Rwandan national）,，而與胡圖人、圖西人或特瓦人的身份無關的社會,。在我們看來,，民眾選擇胡圖人、圖西人或特瓦人的身份認同并沒有問題,，只要這樣的認同或意識不會導致對他者權利的剝奪,。我們的目標不是摧毀這些認同……而是希望建立一個新的社會,，保證這樣的認同（部族身份）不會帶來特權。

    從2002年1月1日開始,，盧旺達啟用新的國歌與國旗,。在新的國歌中，不再像舊國歌中那樣分別提到特瓦族,、胡圖族和圖西族,，而只是強調國家的統(tǒng)一和團結。同時,，在新的國旗中也將原來舊國旗中的紅色和黑色去掉，理由是紅色容易使人聯(lián)想到濺灑的鮮血,，而黑色容易使人聯(lián)想到1994年的大屠殺,。在新的國旗中，紅色和黑色被深藍色所代替,，而象征陽光,、希望以及盧旺達郁郁蔥蔥的自然景觀的黃色和綠色則被保留。

    通過一系列政策和措施的實施,，盧旺達的民族和解政策取得了很大的成功,，盡管盧旺達目前仍然面臨像難民回歸、以原胡圖族極端勢力為基礎的反政府武裝“解放盧旺達民主力量”（Democratic Forces for the Liberation of Rwanda）的活動,、外國政府和國際組織干預以及不同族群事實上的不平等等諸多問題,，但總的來說，現(xiàn)在這個國家國內的民族矛盾在很大程度上得到了解決,。在宏觀層面上,，自1994年到今天20多年里再也沒有發(fā)生比較大的民族沖突；在微觀層面上,，盧旺達普通民眾在政府的引導下也逐漸放下了仇恨,，甚至出現(xiàn)了曾經發(fā)生仇殺的家庭結為一家人的案例。因此,，我們可以肯定,，盧旺達1994年后采取的民族政策，包括放棄報復選擇和解,、廢除民族身份登記,、強調社會成員的才能、共性而非差異性,、不合理的民族身份是非常成功的,，它不僅使盧旺達避免了種族屠殺的悲劇重現(xiàn)，還使得整個國家浴火重生走上了安全與穩(wěn)定的發(fā)展道路,。

對盧旺達民族身份識別與登記制度

變遷的幾點思考

    民族問題是影響多民族國家安全與穩(wěn)定的重大問題,，尤其是在當代這樣一個世界范圍內“族性（Ethnicity）”張揚的全球化時代,，如何應對國內不同民族不斷宣揚甚至“宣泄性”地展示自身特殊性和差異性的問題，對于多民族國家維護主權統(tǒng)一和領土完整具有極其重要的意義,。也正是從這個層面上講,，了解像盧旺達這樣的國家在民族身份上建構與解構的歷程就具有特別的價值?？偟膩碚f,，對于盧旺達在民族身份識別和登記制度變遷上有以下幾個方面特別值得思考：

    第一，民族身份并不完全是理所當然的,，在有些國家是為政權機構的各種制度,、政策和措施所建構的。對于民族本身而言,，人們對它的理解和界定歷來有“原生主義（Primordialism）”與“工具主義(Instrumentalism)”兩種傾向,，這二者各自對“主觀”和“客觀”兩方面因素的強調和側重不同。從盧旺達1994年前尤其是比利時殖民統(tǒng)治時期對“胡圖”與“圖西”身份的理解和強調看,，它明顯地帶有原生主義思維的特征,。客觀地說,，原生主義對構成各種族類群體的基本要素,，包括血統(tǒng)、語言,、祖籍地,、體質特征、族源等的強調并沒有問題,，但這只是問題的一面,，隨著學科研究的深入人們越來越發(fā)現(xiàn)民族性（族性）不僅僅是對這些“客觀”要素的“發(fā)現(xiàn)”，而且還涉及“主觀建構”的因素,。在民族身份的建構與解構過程中,，政府的各類政策措施尤其是中央政府的政策導向具有極大的影響。關于這一點,，無論是比利時殖民統(tǒng)治時期盧旺達民族身份的識別和固定化,，還是1994年后盧旺達民族身份的相對消解和國族身份的強化，都是典型例子,。

第二,，多民族國家對排他性的民族身份的識別和登記需要特別謹慎。民族認同是一把公認的“雙刃劍”——一定程度的民族認同有利于相關民族弘揚民族文化,、增強民族自信心和內聚力,，但民族身份的過度強化也會使得不同民族成員的邊界意識、差別意識越來越強,，由此派生出來的對外排拒性會不時出現(xiàn),。換言之,，民族認同增強也可能帶來以族為界的糾紛不斷增多。從印度學者阿瑪蒂亞·森（Amartya Sen）關于單一身份與暴力的思想來看,，民族沖突與將人們排他性身份的過度強化有極大的關系,，而將民族、宗教這類身份明確化,、固定化,、制度化的做法本身就孕育著潛在的沖突和暴力。在盧旺達有關民族身份識別和登記的歷史實踐中,，不難看到民族身份明確化,、固定化和制度化帶來的悲劇和惡果。盧旺達的例子也說明,，政府對排他性的民族身份的識別和強制登記有一定的政治風險,，其未來產生的政治后果可能是最初制度和政策設計者始料未及的，多民族國家在解決民族問題的各項工作實踐中有必要在身份和認同可變和可選的范圍內承認和尊重公民個人身份的多重性或多樣性以及不同群體共享的特性,，而不能無條件地突出和強化某一種身份。

第三,，基于不同的歷史背景和現(xiàn)實政治生態(tài),，不同國家解決各自民族問題的路徑是不一樣的。從結構主義的角度來看,，在一個非均質的社會中出現(xiàn)多數與少數的二元對立是不可避免的事情,。二元對立的結構內在地賦予了社會沖突性的因素，從這個視角看,，多民族國家內部多數民族與少數民族之間的矛盾有其必然性,。也正因如此，沙伯力（Barry Sautman）指出,，民族問題是世界上許多多民族國家共同面臨的問題,。在解決民族問題的路徑選擇上，當代西方社會思潮影響下人們一般都多強調在“多數民族‐少數民族”結構下保障和照顧少數民族的各種權利和利益,，尊重少數民族的歷史和文化以及在此基礎上的身份認同,，以此來增強少數民族群體對國家整體的向心力。實事求是地說,，這種路徑選擇的結果,，古今中外積極和消極的案例都存在。而盧旺達有關民族識別和民族身份登記的制度變遷,，尤其1994年后廢除民族身份登記的政策以及與之相關聯(lián)政策的結果表明,，除了在“多數民族‐少數民族”這一二元對立的話語體系下，基于差異性身份強調民族平等,、民族團結,、照顧少數民族及維持民族間利益的平衡之外,，還存在另一套不同于這一路徑的另一條制度路徑：通過對民族身份本身更加深層次的思考，在身份問題上有意識地淡化民族間的差別和區(qū)隔,，更多地強調人們共同的公民身份和國族認同,。不過，對于某一具體的國家而言,，選擇適合解決自身民族問題的路徑，需要根據自己的獨有歷史文化環(huán)境,、特殊的民族格局,、特定的政治過程、現(xiàn)實的政治生態(tài)以及政治制度等因素來綜合確定,。

    總而言之，自公元10世紀圖西族,、胡圖族和特瓦族開始共同生活在一起以來一直到今天，盧旺達的民族身份經歷了逐步建構與相對解構的歷程,，在這一過程中,，民族身份識別與登記的制度與政策變遷在其中起了極大的作用,。通過對民族身份的反思與對民族身份登記政策的調整,，今天的盧旺達已經在1994年世紀性大屠殺的悲劇后浴火重生，總體上成功地實現(xiàn)了不同民族之間的和解,；而與之對應的一些具體政策措施,，如取消對民族身份的強制登記、增加對各民族共享特性的強調,，則不僅增強了盧旺達不同民族的成員對國家整體的認同，也對其他多民族國家解決類似問題提供了一定的參考,。如前所述,，這種借鑒需結合本國民族問題形成的歷史與現(xiàn)狀,。

本文刊發(fā)于《西亞非洲》2017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