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古至今,，地名因其公用的性質,，一般不會輕易變動。然而作為人類文明的產物,，隨著社會的發(fā)展,，地名變更是必然,。為什么有的地名能代代相傳，有些卻消失在歷史的長河中,？

古往今來,，地名因其社會共用的特殊性，需要整體的穩(wěn)定只能是相對而言,，因為“變”才是亙古不變的法則,。

為什么有些地名延續(xù)千年？有些地名半途而廢,？有些地名起死回生,？其中的秘密，要從政治,、經濟,、歷史、文化等若干途徑去探尋,。

政治變革掀起改名風潮

“古今每臨改朝換代或社會大變革,，總會帶來大量地名的‘新陳代謝’?！?/p>

在我國古代,，改朝換代后的“避諱”——避免使用與當朝帝王姓名同形之字，是造成地名大量更改的重要原因,。

河南蘭考縣由蘭封,、考城兩縣合成，其中“蘭封”原名“儀封”,，清末為避三歲皇帝溥“儀”名諱而更改,。山西洪洞縣原名“楊縣”，隋初為避諱帝姓而改名,；同時,，因隋煬帝楊廣而更改幾十個州、縣之名……

古代避諱既有主流的“敬諱”,，也有避諱惡人的“憎諱”,。

唐肅宗因厭惡叛臣安祿山，便將縣名中的“安”字一律改掉：安康改漢陰,，安昌改義昌,，綏安改廣德，同安改桐城,，寶安改東莞等,。歷史上有名的王莽“篡漢”（建政曰“新”），在全國更改的縣名數以百計,。當再一次改朝換代來臨,，這些被更改的地名會有不少復原,，形成又一次大規(guī)模的更名。

中國地名學會副會長,、中國地名研究所研究員商偉凡認為：“天下萬物皆處于運動,、變化之中，地名也不例外,。古今每臨改朝換代或社會大變革,，總會帶來大量地名的‘新陳代謝’?！?/p>

1945年抗日戰(zhàn)爭勝利,，淪陷區(qū)收復后的要務之一就是全面清除日偽遺留的殖民化地名。新中國成立初,，中央政府要求更改以反動分子名字命名的,、帶有歧視或侮辱少數民族性質的、名稱重復容易發(fā)生錯誤的地名,。上海舊租界的大量外國式地名,，也在這時全部更換。

全國地名遭受“重創(chuàng)”,，最近的一次發(fā)生在文化大革命中,。當時在“破四舊,，立四新”的思潮裹挾下,，北京陷入“地名大革命，全城一片紅”境地,。

據統(tǒng)計,，當時北京城區(qū)及近郊被改名的街巷達421條，主要有：近代以來的使館區(qū)東交民巷改成“反帝路”,，蘇聯(lián)大使館所在街道改成“反修路”,，光華路改成“援越路”，東安市場改成“東風市場”……

“這種全面,、放任的更名是當時社會導向所致,，對我國地名的破壞是最大的?！鄙虃シ舱f,。

從古到今，地名總會帶有一些時代印記,。新中國成立初期,，城鄉(xiāng)地名中的“人民”“工農”“前進”“東風”等詞匯應有盡有。河南焦作市至今保留著全國唯一的“解放區(qū)”,，商偉凡曾開玩笑：“全市就這么一個‘解放區(qū)’,，難道其他的都是‘敵占區(qū)’,？”時過境遷之后，此類革命口號式的地名不斷減少,，許多已被富于新時代風采的地名取代,。

體制變遷帶來地名錯位

“地方行政體制變遷，有地市合并,、縣改市,、鄉(xiāng)改鎮(zhèn)及撤鄉(xiāng)并鎮(zhèn)等舉措，置,、廢,、分、合中往往忽略地名的‘善后’,，不少問題由此而生,。”

行政區(qū)劃乃至地方行政體制的改變,，遠不是地圖上一個地方的面積擴大或縮小,，它會涉及、影響社會的方方面面,，甚至引發(fā)一些社會問題,。在這一變革中，潛藏著“地名”這樣一個容易被忽視,，也容易出問題的難點,。

在古今政區(qū)合并時，常有“名稱合并”隨之而來——由雙方稱謂各取一字組成新名賦予合并后的地方,。

省名中的江（寧）蘇（州）,、安（慶）徽（州）、甘（州）肅（州）是這樣,，市,、縣名中的福建龍（溪）海（澄）市、云南華（華榮莊）坪（舊衙坪）縣也是這樣……如此命名可謂簡便,，顯示相關各方的平等與公正,，當然有時也是一種妥協(xié)。然而,，地名有其不可替代的歷史文化意義,，這種貌似“不偏不倚”的拼湊，弄不好就會適得其反,。

譬如,，湖北是荊楚文化發(fā)祥地，今荊州城北的紀南城曾為楚國都城400多年。1994年10月,，平行的荊州地區(qū)與沙市市合并為令世人瞠目的“荊沙市”,。如此“平等”“公正”或許是“妥協(xié)”的命名，為什么遭到社會的廣泛質疑,？原因不外乎歷史地位懸殊的荊州,、沙市并列不合理，上下兩千年的“荊州”變成市轄區(qū)不公平,，湖北的“荊楚”文化根基受創(chuàng)不容忍,。好在時間不長，“荊州”得以復出,，卻留下當代“大意失荊州”的教訓,。

“地方行政體制變遷，有地市合并,、縣改市(區(qū)),、鄉(xiāng)改鎮(zhèn)及撤鄉(xiāng)并鎮(zhèn)等舉措，置,、廢,、分、合中往往忽略地名的‘善后’,，不少問題由此而生,。”商偉凡說,。

經濟利益催生改名沖動

“試想,，假如用‘長江’做一縣名，那將無異于一場災難,?！?/p>

國家改革開放以后，經濟建設躍升至社會活動的首位,，各地都需要提高整體知名度，風景名勝所在地更愿意讓資源直接展現(xiàn)于世,。

一個時期內,，四川灌縣改稱“都江堰”，湖南大庸改稱“張家界市”,，福建崇安改稱“武夷山”,，海南通什改稱“五指山”，云南路南改稱“石林”,、中甸改稱“香格里拉”……

“現(xiàn)在,，人們總在呼吁給中小學生‘減負’；其實地名也應‘減負’，對它的期望值別太高,，以為有個好名字就能改天換地,，沒有那么神奇?！鄙虃シ舱f,，“地名能對當地的發(fā)展起到促進作用，但不要把這種作用夸大到不恰當的程度,。就像人名,，不是所有叫‘奧巴馬’‘普京’的人都能當總統(tǒng)?！?/p>

在此類更名中,，“小材大用”不好，“大材小用”也不好,。前者以安徽的地級市“黃山”為典型：當初,，以黃山所在的太平縣改設縣級黃山市，山體局限在較小地域,，游人迷路也錯不到哪去,；以后以“黃山”冠名地級市，所轄七個區(qū)縣“處處是黃山”,，被誤導的外來人抱怨不絕,。后者如山東的縣級市“青州”，前身為益都縣,，而古時的“青州”卻超出今山東省范圍,；江西、福建之間的“武夷山”,，綿延數百里成為省界,，如今卻用來冠名福建的一個縣級市。一般說來,，以自然景觀冠名政區(qū)要大小匹配,，否則就會出問題。試想,，假如用“長江”做一縣名,，那將無異于一場災難。

有些地方,，地名本身已將風景名勝蘊含其中,，沒有必要再讓山山水水直接出馬了。東岳泰山所在的山東“泰安”,，包含了“泰山”與“國泰民安”兩重意思,，何必直白地改作“泰山”呢？西岳華山所在的陜西華陰，既點明華山為其代表,，又闡釋縣治與華山的相對位置（山北為“陰”）,，若改作“華山”倒真是畫蛇添足了。

地名雖多,，但求唯一

“面對全國那么多的重復縣名,，而每個名字只能用于一個縣，遵循的一般原則就是按‘先來后到’處置,，但也有特殊情況例外,。”

我國地域廣闊,、歷史悠久,，社情復雜，即使在古代的國家統(tǒng)一時期,，縣域重名也不曾消除過,。近代的辛亥革命以后，兩千多年的封建帝制被推翻,，全國上下百廢待興,，民國政府也不得不面對一個嚴峻的歷史遺留問題——國內的縣域重名泛濫并已瀕于失控，必須進行一次全面,、徹底的清理,。

截至1914年初，全國1791個縣中共有94個重復縣名,，221個縣牽連其中,，全國每8個縣中就有1個與他縣重名。其中,，最多的“六縣重名”發(fā)生在散布六省的“新城縣”,。不難發(fā)現(xiàn)，凡縣域重名都發(fā)生在不同省份,，一省之內無論縣份多少,，絕無重名之例。

何以至此,？商偉凡認為,，中國作為封建社會漫長的農業(yè)國，經濟落后,，閉關自守，交通不便,，信奉“窮家難舍,，熱土難離”的生存觀念，多數人以“省區(qū)”為畢生活動的最大范圍。于是,，不允許本省的縣域重名,，猶如“各人自掃門前雪”；對重復外省縣名置若罔聞,，好似“莫管他人瓦上霜”,。

“規(guī)定范圍內的唯一性，是對地名的基本要求,。整整100年前,，面對全國那么多的重復縣名，而每個名字只能用于一個縣,，遵循的一般原則就是按‘先來后到’處置,，但也有特殊情況例外?！鄙虃シ舱f,。

例如，全國6個“新城縣”按設置先后取舍為：設于唐代的直隸（河北）新城縣保持不變,，資歷較淺的吉林,、山東、江西,、浙江,、貴州5個新城縣分別改稱“扶余”“耏水”“黎川”“新登”“興仁”。遼寧安東（今“丹東”）被作為特例：雖設縣晚在清末,，但身為邊境商埠并關系對外條約,，故不能輕易更名；相形之下,，江蘇安東縣雖早在明初設置,，還是在此改稱“漣水縣”。

時至今日,，多少事都要按“全國一盤棋”運籌,，特定領域的一些地名再小也不允許重名：在看不到政區(qū)邊界的我國海域，全部的島礁不能重名,；在民航,、鐵路領域，全國的機場,、火車站不能重名,。

地名應緊跟時代腳步

“一個好的地名首先要‘名副其實’。如果地理實體因時過境遷不復存在,，這個地名也就‘名不副實’了,，有的可以保留,，有的需要更改，這是建設進程中正常的‘吐故納新’,?！?/p>

在城鎮(zhèn)化的進程中，無論舊城改造還是新區(qū)開發(fā),，隨著街道,、房屋等一切景觀的改變，都會有一些老地名“退休”,，同時會有一批新地名“入伍”,。送“舊”迎“新”之際，老人們不免生出些許惆悵,，卻又無法改變萬物興衰存亡的規(guī)律,。

古語稱：“皮之不存，毛將焉附”,。的確,，實體與名稱相依相伴，才是地名存在的最佳狀態(tài),；實體改變了,，名稱也理應改變。北京的“金融街”所在地,，原系老城區(qū)的一片街巷,、平房，今已變成開放的,、現(xiàn)代化的,、國際化的金融機構聚集區(qū)。顯然,，原有的街道,、胡同名稱已不合時宜，接替“上崗”的是一批體現(xiàn)當今區(qū)域功能與建筑特點的新名,。同樣,，在農村基礎上開發(fā)建設的新城區(qū)，也不可能沿用過去的農村地名,。

“一個好的地名首先要‘名副其實’,。如果地理實體因時過境遷不復存在，這個地名也就‘名不副實’了,，有的可以保留,，有的需要更改，這是建設進程中正常的‘吐故納新’”,。商偉凡說,。

也有一些地方,，雖然實體已不存在,，但所遺地名仍有魅力,。就老北京城來說，原有的城門拆除后,，東直門,、西直門、崇文門,、宣武門等稱謂還在,，若在地圖上將它們用直線連接，老北京城的輪廓將豁然再現(xiàn),。

當然,，保護老地名的上策是保護它所依附的實體。在福建省會福州,，近年開發(fā)的“三坊七巷”成為當地的名牌景觀,，近現(xiàn)代歷史文化名人林則徐、嚴復,、林白水,、林旭、郁達夫,、冰心,、林徽因、鄧拓等的故居比鄰薈萃,，令游人從一個側面瀏覽中國近現(xiàn)代以及福建省和福州市的歷史文化,。即使已退入“歷史地名”行列的老地名，也并非真的壽終正寢,，不過是暫時轉入“預備役”,，日后一有機會還可能重新“披掛上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