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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國,、虢國、中山國和曾國,，均非春秋戰(zhàn)國時期的大國,，但河南光山上官崗的黃國之君孟夫婦合葬墓、河南三門峽上村嶺的虢國貴族墓地,、河北平山的中山國國王墓,、湖北隨州擂鼓墩的曾侯乙墓，都出土了大量精美絕倫的玉器,。由此不難想見其它大國墓葬隨玉器的規(guī)模,。 在這個中國玉文化史上的黃金時期,，各諸侯國競相碾玉，上流社會佩玉成風,，膾炙人口,、千古傳誦的“和氏璧”和“完璧歸趙”的故事就發(fā)生在此時。這是一股自原始社會晚期經夏商周以來的用玉潮流,。諸子百家對此不可能回避,，只有加以論證和說明，以求借此闡發(fā)自己的思想,。 在諸子論玉的觀點中,，最有代表性的有三家：墨子把是否有利于解決人們的溫飽做為衡量價值的標準，認為金玉寶器是“費財勞力,，不加利”,，是統(tǒng)治者少數人的奢侈活動，因而對玉器持全面否定態(tài)度,。韓非是法家思想集大成者,，他用功利主義的標準確定玉器的取舍，他說：“夫瓦器至賤也,，不漏,，可以盛酒。雖有千金之玉卮,，至貴,，而無當，漏,，不可盛水,，則人孰注漿哉？”他還認為,，玉器的好壞在其玉質,，不在于加工形式。以上兩家對玉的認識略顯偏執(zhí),，不足為訓,。只有儒家的創(chuàng)始人孔子取中庸之道，強調玉對禮的內容之表達,，對玉的質與文不輕加否定,，重視質與文的和諧，開儒家論玉之先河,，對中國玉化形成的影響最為深遠,。 另外，對后世用玉影響較大者尚有《周易》,?！吨芤住酚藐庩杻煞N相對力量的平衡和對立看待世界,。《周易·說卦》：“乾為天,、為圜,、為君、為父,、為玉,、為金……”。認為玉有陽剛之性,，與君,、父,、男性同屬于乾,。這對玉器的帝王化、人格化頗具影響,。 禮制是中國古代社會的重要制度,。《周禮》 把“禮”釋為“以吉禮事邦國之鬼神抵,，以兇禮哀邦國之憂,，以賓禮親邦國，以軍禮同邦國,，以嘉禮親萬民,。”《周禮》所講的五禮，被后來許多朝代定為禮法,。 何為“禮”,？《說文解字》釋為；“禮,，履也,，所以事神致福也。”也就是說,，禮是祭神徼福的一種方式,。 商周時期，禮器系統(tǒng)已經形成,。在玉器中,，玉禮器所占比例很大。春秋戰(zhàn)國以來,，由兵器演化而來的玉禮器明顯減少,，重要的禮器玉琮出現了退化趨勢。此期墓葬中出土的玉琮為數極少,。從古文獻上看,，當時最為重要的禮器是圭和璧,，古人認為在祭神徼福時，這兩種玉器能超脫自然,，同祖先神靈相通,，或能增加儀式的隆重程度而驚動鬼神。 在夏商周時代得到發(fā)展的玉文化,，經過春秋戰(zhàn)國時期儒家的整理加工并加以推衍,，“抽繹玉之屬性，賦以哲學思想而道德化,；排列玉之形制,，賦以陰陽思想而宗教化；比較玉之尺度,，賦以爵位等級而政治化”（郭寶鈞《古玉新詮》）,，形成了有一套完整理論的儒家用玉制度，這就是中國古代特有的禮玉制度,。 禮玉制度的主要內容是：規(guī)定不同階層的等級用玉（六瑞）,、祭祀用玉（六器）和修身用玉（組佩），并把它們和吉,、兇,、軍、賓,、嘉“五禮”結合起來,，以禮用玉，以玉節(jié)禮,，把禮玉的使用和宗法,、倫理、道德完全融合在一起,，為封建等級制度服務,。 據《周禮·春宮·大宗伯》記載：“以玉作六瑞，以等邦國：王執(zhí)鎮(zhèn)圭,，公執(zhí)桓圭,，侯執(zhí)信圭，伯執(zhí)躬圭,，子執(zhí)谷璧,，男執(zhí)蒲璧。……以玉作六器,，以禮天地四方：以蒼璧禮天,，以黃琮禮地，以青圭禮東方,，以赤璋禮南方,，以白琥禮西方,，以玄璜禮北方。” 《周禮》是戰(zhàn)國時人托名周公設計官制藍圖的著作,。以六器禮天地四方的禮制顯然是繼承紅山文化,、良渚文化、龍山文化以來的祭祀傳統(tǒng),，又結合當時流行的陰陽五行思想而建立的,。古人以為天圓地方，蒼璧像天之形之色,，故以祭天,；五行說以為中央戊巳土，土色黃,，黃琮像土色而又外方,，故以禮地。 等級用玉即所謂“六瑞”,。據《周禮·典瑞》記載,，“六瑞”主要是在“朝覲宗遇會同與王”和“諸侯相見”的場合才使用的。因此等級用玉不局限于“六瑞”,，其它象儀仗用玉（錢、斧,、杖等）,、宴饗禮器用玉（纂、盤,、敦等）,、服飾修身用玉（服玉、佩玉,、象冕弁用玉,、組佩等）都有標識權力、等級的作用,，也應歸于等級用玉一類,。實際上，玉禮器在各種宗教活動,、政治活動和社會活動中交互使用,，其情形是非常復雜的。如《周禮·典瑞》載“辨其名物與其用事”的用玉方式就多至十幾種,。 更具體細微體現禮玉功能的玉器是既能標識身份又用以修身的組佩（全佩）,，它是濡家禮玉制度更加深化的發(fā)展，也是禮玉發(fā)展的最后階段,。 組佩是多件佩飾組合在一起的成套佩玉,，大概西周后期到春秋前期才開始盛行,。《詩經》中就有不少把佩玉和人的道德聯系起來加以歌煩的詩篇,。春秋末期之后,，儒家依據道德修養(yǎng)學說，對貴族士大夫的佩玉從質地,、形狀,、組合都加以人格化、道德化的闡釋,，把玉的自然屬性和君子的道德結合起來進行說教,，于是產生了強調修身養(yǎng)性的佩玉理論。 佩玉理論的核心是“君子比德于玉”,?！抖Y記》 是一部儒家經典著作，它用儒家觀點充分解釋了佩玉,?！抖Y記·聘義》 借助孔子的一段話，把自《詩經》以來人們對玉的認識進行了總的概括：“子貢問于孔子曰：‘敢問君子貴玉而賤碈者何也,？為玉之寡而碈之多輿,？’孔子曰：‘非為碈之多故賤之也，玉之寡故貴之也,。夫昔者君子比德于玉焉,，溫潤而澤，仁也,；填密以栗,，知也；廉而不劌,，義也,；垂之如隊，禮也,；叩之,，其聲清越以長，其終詘然,，樂也,；瑕不揜瑜，瑜不揜瑕,，忠也,；孚尹傍達，信也；氣如白虹,，天也,；精神見于山川，地也,；圭璋特達,，德也；天下莫不貴者,，道也,。詩云：言念君子，溫其如玉,，故君子貴之也‘,。”孔子的這段話，是儒家用玉理論的基礎,。 《禮記》強調佩玉的本質主要不是表現外在的美,，而是表現人的精神世界和自我修養(yǎng)的程度，也就是表現“德”,?！抖Y記·玉藻》提出：“凡帶必有佩玉。唯喪否,，佩玉有沖牙,。君子無故，玉不去身,，君子于玉比德焉,？”主張君子佩玉，要時刻用玉的品性要求自己,。 《禮記·玉藻》篇還有兩段話，強調不僅要用佩玉規(guī)范人的道德,，還要用鳴玉之聲限制人的行為動作：古之君子必佩玉,，右徵角，左宮羽,。趨以采齊,，行以肆夏，周還中規(guī),，折還中矩,，進則揖之，退則揚之,，然后玉鏘鳴也,。”“故君子在車則聞鸞和之聲，行則鳴佩玉，是以非辟之心無自入也,。”要使佩玉按照一定的音階節(jié)奏發(fā)音,，一是佩玉的質地、形狀,、組合要規(guī)范和考究,；二是佩玉者的行為舉止要穩(wěn)健并合乎“禮”的要求。只有這樣才能用佩玉的鏘鳴之聲屏除“非辟之心”,。 與祭祀用玉,、等級用玉相比較，指導修身用玉的佩玉理論更注重從思想道德和日常儀表方面貫徹“禮”的教化精神,，即從個人的欲望要求,、意志表達、感情宣泄,、行為舉止上加以思想束縛,。這自然是非常具體和繁瑣的，不過唯其如此,，才體現了儒家禮玉思潮向社會生活各個領域的滲透,，也反映出儒家在修身用玉方面身體力行孔子“克已復禮為仁”的思想。 總而言之,，諸子百家中獨有儒家順應了數千年以來的用玉潮流,，建立了一套完備的用玉理論和禮玉制度，從而給玉器賦予了人文的,、社會的屬性,，并因此使之具備了玉文化的性質。但是,，在春秋戰(zhàn)國時代,，“時君世主，好惡殊方,，是以九家之術,。蜂出并作，各引一端,，崇其所善”（《漢書·藝文志》）,。各家都抱著“以其學易天下”的宗旨，而且他們確實是“皆有所長,，時有所用”,，因此列國君主對各家是“兼而禮之”，不主一家,。在這種歷史條件下,，儒家的學說包括用玉理論和禮玉制度,，是不可能在全國上下得到最后確立和普遍實行的。 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結束了春秋戰(zhàn)國諸侯割據的局面,，在“東至海暨朝鮮、西至臨洮,、羌中,，南至北向戶，北據河為塞,、并陰山至遼東”（《史記·秦始皇本紀》）的遼闊土地上建立了統(tǒng)一的,、專制主義中央集權的帝國。但僅僅十幾年后,，秦王朝便被推翻了,。公元前202年，劉邦稱帝,，建立了漢帝國,。 秦始皇時期所出現的大一統(tǒng)局面，是中國古代社會經濟和文化發(fā)展的必然結果,。貫串兩千多年的封建專制主義政洽制度的基本特點形成于秦漢時期,，以漢族為主體的中華民族在思想文化上的真正統(tǒng)一也始于秦漢時期。這種大一統(tǒng)局面,，在古文獻中概括為“今天下車同軌,，書同文，行同倫”（《禮記· 中庸》）,。 經過秦到西漢前期近一百年的發(fā)展,，中國不同區(qū)域的文化已經相互匯聚和融合，各個地區(qū)的人民在心理素質,、道德風尚乃至生活習俗上漸趨一致,，終子形成了以原來的中原文化為核心的漢文化。漢文化形成的標志之一,，是漢武帝（公元前140——前87年在位）實行了“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政策，在思想上確立了儒家的統(tǒng)治地位,。此后，各級官吏主要出自儒生,，儒家逐步發(fā)展,，成為后來兩午年間封建社會的正統(tǒng)思想。 漢武帝之所以推崇儒術,，一是因為儒家的春秋大一統(tǒng)思想,、仁義思想和君臣倫理觀念與西漢建立的國家制度和社會秩序相適應；二是旨在規(guī)范人們言行、維護封建禮制的儒家道德學說有利于推行與政治上大一統(tǒng)相道應的思想統(tǒng)治政策,。而作為儒家學說體系組成部分的用玉理論和禮玉制度,，隨著儒家取得獨尊地位，也自然而然地占據了中國用玉潮流中的主導地位,。至此,，玉文化自起源以來，經過數千年的發(fā)展,，終于在漢武帝時期步入正軌,，形成完全意義上的中國玉文化。 西漢時期,，國力強盛,，禮制隆興，祭祀頻繁,，厚葬風行,，為玉文化的形成和發(fā)展提供了理想的土壤。在儒家用玉理論和禮玉制度的影響下,，漢代的玉器在工藝水平和使用規(guī)模上都達到了前無古人的程度,。漢代玉器可分為禮玉、辟邪玉,、飾玉,、日用玉、葬玉等幾大類,，其中最有特色者為葬玉,。迄今為止，經考古發(fā)掘的漢墓遍布全國,，所出玉器己達萬有余件,，主要出自漢諸侯王及其親屬的墓葬之中。如廣東廣州南越王墓,，河北滿城中山靖王劉勝夫婦墓,，河北定縣中山懷王劉修墓、中山簡王劉焉墓,、中山穆王劉暢墓,、北京大葆臺廣陽王夫婦墓，江蘇徐州楚王墓,，河南商丘梁王墓等,。 1968年，在河北省滿城縣陵山上,，發(fā)掘了漢中山靖王劉勝墓及其妻竇綰墓,。據《史記》和《漢書》記載,，劉勝是漢景帝之子，漢武帝的庶兄,，景帝前元三年《公元前154年）立為中山王,，在位42年，死于武帝元鼎四年（公元前113年）,。滿城漢墓出土的玉器,，完整地再現了西漢盛世的葬玉面貌、王室貴族所用玉器的種類和工藝水平,。劉勝和竇綰均以“金縷玉衣”作為殮服,，與以往鹼以多層衣衾的習俗迥異。金縷玉衣的外觀和人體一樣,，全部由玉片拼成,，用金絲加以編綴，劉勝的玉衣由2498塊玉片組成,，所用金絲約為1100克,。和玉衣同出的還有玉九竅塞。葛洪《抱樸子》中所謂“金玉在九竅則死者為之不朽”,，當指此而言,。玉衣手套中還握有玉璜兩件。用玉隨葬雖早已有之,，但一般都是墓主人的生前用玉,，而不是專用于死者的葬玉。玉衣的雛形是春秋戰(zhàn)國時期死者臉部覆蓋的“綴玉面幕”和身上穿用的“綴玉衣服”,。玉衣在西漢初年正式啟用,，作為皇帝和皇室貴族死時使用的特別殮服。在《漢書》中有“玉衣”,、“玉押”的記載,。據《后漢書·禮儀志下》記載，東漢皇帝死后穿金縷玉衣,；諸侯王,、列侯、始封貴人,、公主,，使用銀縷玉衣；大貴人,、長公主用銅縷玉衣,。盡管有這些記載，但是兩千年來人們始終無法知曉玉衣的奧秘,。直至滿城漢墓這兩套完整的金縷玉衣的發(fā)現,，才使這一千古之謎真相大白。 在西漢形成的玉文化是中國上古文明中的一種古典文化,，它本身是成熟的,，典范的，是后世無法超越的,。 三國初年,，隨著東漢帝國的崩潰和儒家因“不周世用”而式微，禮玉制度漸漸衰落,。魏晉以后,，胡漢文化激烈沖突，傳統(tǒng)禮樂文化受到歷史上最嚴重的挑戰(zhàn),。但是,，儒家禮玉制度的衰落并不等于中國玉文化的衰亡。在此時期,，能夠體現中國玉文化內涵的道教用玉方式（包括食玉,、葬玉、法器等）成為中國玉文化的支流,，它不僅使中國玉文化在低潮期不致斷流,，而且使其在功能轉換中再一次頑強地展示出它的生命力，并在宗教的神秘氛圍中得到加強,。隋唐以降,，隨著更大規(guī)模的大一統(tǒng)國家的發(fā)展，儒,、釋,、道合流，吸收了釋,、道思想的儒家又占據了絕對統(tǒng)治地位,。而中國玉文化則有選擇地繼承了上古禮玉制度，走向下一個——也是中國玉文化史上的最后一個高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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