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國維融會貫通了中國歷代文論和西洋哲學、美學理論后,在《人間詞話》一書中拈出三組相對命題:“造境”與“寫境”,、“主觀之詩人”與“客觀之詩人”,、“寫實家”與“理想家”?!爸饔^之詩人”即“理想家”“造境”,“客觀之詩人”即“寫實家”“寫境”,。我們持此理論返視唐詩這個浩渺山系中對峙的兩大主峰——李白詩和杜甫詩,當會發(fā)現(xiàn)二者的共通與歧異。為便于比較,我們撿出李白《《與夏十二登岳陽樓》和杜甫《登岳陽樓》兩首詩,旁及其他,解析歸納,淘洗出二人的詩風,。 與夏十二登岳陽樓 李 白 樓觀岳陽盡,川迥洞庭開,。 雁引愁心去,山銜好月來。 云間連下榻,天上接行杯,。 醉后涼風起,吹人舞袖回,。 登岳陽樓 杜 甫 昔聞洞庭水,今上岳陽樓。 吳楚東南坼,乾坤日夜浮,。 親朋無一字,老病有孤舟,。 戎馬關(guān)山北,憑軒涕泗流。 這兩首詩都是登岳陽樓的五律,但它們的物態(tài)層,、形象層,、生活層、人性層,、作者意識層,、集體無意識層卻各具特點。 嚴羽《滄浪詩話》云:“太白發(fā)句,謂之開門見山,?!崩畎状嗽娬沁@樣,開筆便寫在岳陽樓上的所見然后是所聞所感。所見者,天岳之南,、川,、洞庭;所聞?wù)?浪聲、雁鳴,、夏十二與“我”等人豪飲語;所感者,開闊,、渺遠的視野和胸襟,。高張揚厲,夸飾鋪排,意象繁復(fù)卻不嫌冗雜,似醉后之語卻又以能一貫之,字里行間無不彌漫著酒氣,無不沖斥著豪氣,大有“落筆搖五岳,笑傲凌滄州”之感。 杜甫《登岳陽樓》卻不同,首先拉長時間,、記憶的線段,沉穩(wěn)厚重地起筆,然后描寫登臨之景:“吳楚東南坼,乾坤日夜浮,。”恢宏雄大,。史料記載,洞庭湖廣圓五百多里,日月若出沒其中,。杜詩雖不如孟浩然“氣蒸云夢澤,波撼岳陽城”的崇高(口氣大、力氣大,、才氣大),但因寄寓了江山紛亂之事,又比孟詩來得凝重,來得有神。 透視李白,、杜甫這兩首詩,我們完全可以剝離出兩個豐滿的抒情主人公形象,。李詩一、二句深層處隱然可見一胸襟博大之人,唯其胸襟博大,方悠然而覺宇宙寬;三,、四句“雁引愁心去,山銜好月來”,點明登臨前胸有塊壘,睹物移情,被物感染;五,、六句說不敢也不能辜負良辰美景,縱酒助興;《唐詩鑒賞辭典》中何國治這樣鑒賞七、八句:“涼風習習吹人,衣袖翩翩飄舞,。儀表何等瀟灑自如,情調(diào)何等舒展流暢,態(tài)度又何其超脫豁達,豪情逸志,溢于言表,。”如此看來,則全詩應(yīng)散發(fā)著一股喜氣,、一股輕快,。我們以為不然。李白遇赦后是驚喜交加的,旋即放舟東下江夏,《早發(fā)白帝城》可證,。在江夏活動的那段時間內(nèi),他還奢望朝廷起用,但現(xiàn)實是“我獨不得出”,幻想的破滅,使得他不得不“醉后涼風起,吹人舞袖回”,。況且,此詩當作于肅宗乾元二年秋,一方面他逗留江夏時期寫的“刬卻君山好,平鋪湘水流”“南湖秋水夜無煙,耐可乘流直上天?”“人悶還心悶,苦辛長苦辛”“我且為君捶碎黃鶴樓,君亦為吾倒卻鸚鵡洲”詩句,無不流溢出千古愁、萬古憤;另一方面“涼風”即“秋風”,自屈原“嫋嫋兮秋風,洞庭波兮木葉下”,、宋玉“悲哉秋之為氣也!蕭瑟兮草木搖落而變衰”,、王勃“肅肅涼風生”、陳子昂“遲遲白日晚,嫋嫋秋風生”,直到歐陽修《秋聲賦》,、范仲淹《岳陽樓記》,、秋瑾“秋風秋雨愁煞人”都借“秋風”說悲愁,說現(xiàn)實羈絆。這是人與自然的合一,、對應(yīng),同為萬物,自有其血脈相通之處,所以人與自然方能生生不息,、互相觀照感應(yīng)。尼采的話或可作為歷代文人借“秋風”說事的別解:于是,也有人走進大自然,不是為使自身顯現(xiàn)于其中,而是為了沉迷于自然,忘掉自身,這種“置身度外”乃是所有弱者和對自身不滿者的愿望,。因此,李詩中的抒情主人公應(yīng)是情感跌宕,、斷續(xù)開合經(jīng)歷了“愁—喜—愁”的人了??v觀李白詩歌,以詩證人,他正是這樣一個大悲大喜,、個性張揚的人,。
李詩中的抒情主人公可暫時忘卻痛苦飲酒作樂,杜詩卻不同。他永遠排遣不了痛苦,痛苦已融進他的血液中,、他的追求中,、他的生命歷程中。即使是早聞大名的洞庭水,、岳陽樓今方得一睹,他固然有點滴喜意,、點滴快意,卻只是淡淡的。他胸中裝著滿滿的對家國的思念,、關(guān)愛,于是,我們感受到他的博大,他始終是愁的,因他愁,于是萬物都愁,皆著他之色彩;我心傷悲,于是萬物皆是黍離之悲,皆是自然的擬人化,“感時花濺淚,恨別鳥驚心”,。 有人說:王者的盛衰決定著文學的盛衰。這話未必全對,?;仡櫪睢⒍艜r代,李白生活在繁榮昌盛,、歌舞升平的“海日生殘夜,江春入舊年”的盛唐時期,安史之亂的罡風他雖也領(lǐng)略了一些,但盛唐奮勵向上,、可進可退的社會哲學已內(nèi)化為他的個人人生哲學;杜甫《登岳陽樓》作于大歷三年,此時,安史之亂已告結(jié)束,但邊塞又重點烽火,內(nèi)戰(zhàn)外爭,國家離亂,百姓羸弱,“小我”飄搖。 儒家思想和道家思想既為哲學思想,就必從社會中來,必從主宰社會的人類中來,然后再返回來指導,、制約人類的思想,、性格。李,、杜的思想,、性格就是儒、道思想投射出的模式,二人又把自己的個性滲入自己的作品中,使作品放射出斑斕奪目的光輝,。李詩有悲愁,杜詩也有悲愁,悲愁本是人的本性,然而李白的“愁”較收斂,、含蓄,杜甫的“愁”較張揚、直接,。有志難伸,報國無門,于是李白人性中寧靜的因素拖引著他“舞袖回”,。莊子出世,屈原入世,而李白把二者集于一身,“入世”無功便“出世”,“出世”又為下一次的“入世”鋪墊,順則進,逆則退,正是人性使然。杜甫則“達則兼濟天下,窮則獨善其身”,抱本守一,愈挫愈奮,不回頭,不旁顧,“戎馬關(guān)山北,憑軒涕泗流”,也是人性使然,。 李白從小就種下了“?;∨钍?射乎四方”的情愫,二十五歲時認為“大丈夫必有四方之志”,乃“仗劍去國,辭親遠游,南窮蒼梧,東涉溟海”(李白《上安州裴長史書》),并要“申管晏之談,謀帝王之術(shù),奮其智能,愿為輔弼,使寰區(qū)大定,??h清一”(李白《代壽山答孟少府移文書》),曾作《大鵬賦》自況:“斗轉(zhuǎn)而天動,山搖而海傾,。”長安三年遇挫后,仍矢志不移:“大鵬一日同風起,扶搖直上九萬里,。假令風歇時下來,猶能簸卻滄溟水,。”(李白《上李邕》)直至《臨路歌》仍高吟:“大鵬飛兮振八裔,中天摧兮力不濟。馀風激兮萬世,游扶桑兮掛石袂,。后人得之傳此,仲尼亡兮誰為出涕?”他一生都想入世,都想伸展拳腳,于是他漫游,、任俠、隱居待詔,、進長安,、投永王,終其一生,適如莊子《逍遙游》的大鵬“有待”。他始終立于大地而仰望蒼天,。 杜甫是“文章四友”之一杜審言之孫,早年也漫游各地,為應(yīng)舉從政作準備,開元二十三年歸洛,應(yīng)試不第,復(fù)漫游,。為求仕困居長安近十年,終入蜀,再出蜀,大歷三年登岳陽樓。他先后寫的“致君堯舜上,再使風俗淳”“葵藿傾太陽,物性固難奪”“安得廣廈千萬間,大庇天下寒士俱歡顏,風雨不動安如山!”詩句無不以詩教“溫柔敦厚”為綱,“發(fā)乎情,止乎禮義”,。即如《登岳陽樓》一樣,詩人把“親朋無一字,老病有孤舟”的小我大而化之為大群:“戎馬關(guān)山北,憑軒涕泗流”,。把個體的小宇宙拓展為整體的大宇宙,這是何等胸懷,何等氣量!年老,多病,感時,思歸,正是杜甫晚年詩歌的主題?!坝写笔嵌鸥σ簧胧浪枷?、行為的核心。他始終立于大地,、俯視大地。 登高而賦的風氣始于《詩經(jīng)》時代,李,、杜這兩首詩是題岳陽樓,、寫洞庭水的名篇,其實寫洞庭的詩作最遲該起于屈原的《湘夫人》。而岳陽樓舊址本來是三國東吳魯肅訓練水兵的閱兵臺,唐開元四年中書令張說謫守巴陵建之,到宋朝慶歷五年滕子京重建,刻唐賢今人詩賦于其上,慶歷六年九月范仲淹作的《岳陽樓記》,當是自古詩文寫岳陽樓,、洞庭湖的神品,慶歷六年九月前的可在范文中找到歸宿,、找到積淀,之后的可在其中找到影像、找到衣缽,即登岳陽樓必把洞庭湖作為審美對象,必引發(fā)“悲”“喜”之情,、“進”“退”之思,又必點染而生“先天下之憂而憂,后天下之樂而樂”的高遠志向,。 趙翼《甌北詩話》說:“蓋才氣豪邁,全以神運,自不屑束縛于格律對偶,與雕繪者爭長。然有對偶處,仍自工麗;且工麗中別有一種英爽之氣,溢出行墨之外,?!崩畎自娬且圆艢狻⑹銡鈩?因而詩作如一片神行,隨手寫去,自然飄逸,既“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飾”,又“囊括大塊,浩然與溟涬同科”,因而內(nèi)容豐滿,氣象雄渾,詩風雄奇俊逸;杜甫則因多作近體詩,自覺在格律上下功夫,且又把自嘆身世與憂國傷時一并打入詩中,由于形式和內(nèi)容的制約,所以他的詩風沉郁頓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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