據葉嘉瑩所記,，這份“《論語》六講”的筆記應在一九四二年至一九四七年之間,。以筆記的內容和風格來看，顧先生應是在這五年間的某個時候,，一氣呵成,，連續(xù)六次講完的。

  研讀這篇講稿,，對我們進一步解讀顧先生,，乃至于深入理解二十世紀學術史上的某些重大問題，都將有所啟發(fā),。

一

  顧先生在“《論語》六講”中,，借助《論語》中的相關經文，分析了曾子的人格力量,，充滿著欣賞,、贊嘆，真知卓見,，在在皆是,。

  顧先生充分肯定了曾子躬親踐履的做人風格。他指出,，曾子的特點是“身體力行,，別人當作一句話說，而他當作一件事情干，他是不但記住這句話,，而且非要做出行為來”[⑤],，又說，從這個風格來看,，“曾子可代表儒家”,，“儒家此點與宗教精神同，知是第二,，行第一”,。

  顧先生著重分析了曾子說過的幾句話，認為足以感受到曾子的人格力量,。

曾子說過“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遠”，顧先生認為“真是讀之可以增意氣,，開胸臆” ,，并說“青年最怕意氣頹唐，胸襟窄小” ,，而“若想要作好人,，必須心里先做成一好人心”，可謂語重心長,。

  曾子說“以能問于不能,，以多問于寡，有若無,，實若虛,，犯而不校”，顧先生認為“曾子之虛心也許是后天的,，但用功至極點,，則其后天與先天打成一片”，“曾子虛心是后天功夫與先天個性合于一”,，“犯而不校在宗教上熟”,，怕人對宗教有誤解，他解釋說：“其實宗教上的犯而不校不是消極的,，是積極的”,，這種宗教式的不計較與怯懦是兩回事，“鄉(xiāng)下好人是明哲保身,，是懦弱偷生茍活，不怒是不敢怒,。宗教上所謂不怒是‘大勇’”,。

  曾子說“可以托六尺之孤，可以寄百里之命，臨大節(jié)而不可奪”,，顧先生對此感悟很深,，說“要想活著，不免要常想到曾子這兩句話”,。

  曾子回答孔子“吾道一以貫之”的時候,，以一個“唯”字作答，顧先生認為,，這個 “‘唯’字不是敷衍,，是有生命的、活的,，不僅兩心相印,，簡直是二心為一”。

  通過上述引文,，我們可以看出來,，顧先生是非常贊賞曾子，推崇儒學的,。他認為：“一個大教主,、大思想家都是極高的天才，極豐富的思想,，他們的思想是復雜的,，許多他知道的我們不知道。這真是平凡的悲哀”,，而孔子就有這樣高度的偉人,，一般的普通人難以企及。但后人不必氣餒,，“孔子我們跟不上,，但曾子老實，與我們相近,，你學尚易”,。

  顧先生對曾子的評價是 “顏淵死后只曾子得到孔子學問”，“曾子在孔子門下是能繼承道統(tǒng)的”,。既然談到了“道統(tǒng)”,，可見顧先生是把儒家當作宗教來看待的，上文動輒以宗教作比,，正是基于這個認識,。我們知道，道統(tǒng)之說創(chuàng)于宋儒,，而宋儒是從信仰的角度來認識儒學的,。這一點,，顧先生與宋儒是不同的，他自有入處,。

二

  如果說宋儒是從信仰的角度理解儒學的,，那么，顧先生則是由文學的角度進入儒學的,。顧先生讀儒家經典,，與經師重視小學不同，與理學家注重心性修養(yǎng)也不同,，他關注的是經典的文學魅力,。

  對于讀經，顧先生要求“讀經必須一個字一個字讀,，固然讀書皆當如此,，尤其經。先不用說不懂,、不認識,，用心稍微不到，小有輕重便不是了,。”這是顧先生的莊重之處,，但他欣賞經典乃側重在語言的文學性方面。談到曾子的“托孤寄命”,，他說：“先不用說這點道理,、這點精神，文章就這么好”,。談到《論語》,，他說：“《論語》文字真好，而最難講,，若西洋《圣經》文字”,，贊嘆《論語》之余，亦可見顧先生對《圣經》的理解也是從文學入手的,。針對《史記·孔子世家》引《論語》往往改字的做法,，顧先生說：“以司馬遷天才，一改就糟,，就不是了,。‘三人行，必有我?guī)熝?#8217;改為‘三人行,，必得我?guī)?#8217;,，是還是，而沒味了,。” 談到文字的含蓄性,，他說：“陶淵明十二分力量只寫十分,，老杜十分力量使十二分，《論語》十二分力量只使六七分,，有多說話沒說。[⑥]” 對于哲理文的文學性問題,，他認為：“高的哲理文中也有一派詩情,，不但有濃厚哲理，且含有深厚詩情,。”以《論語》為例,，顧先生說：“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不但意味無窮（具有深刻哲理）,，而且韻味無窮（富有深厚詩情）。”

  顧先生一生以赤子之心對人對事,，其能從生命的感發(fā)處進入儒學,、進入經典，良有以也,。

三

  除了從文學的角度欣賞儒學,，顧先生所處時代的社會現(xiàn)實和教育功利化傾向是他對儒學產生共鳴的重要原因。

  他感喟道：“現(xiàn)在教育只教知識,，不教以‘義方’”,，而儒家的“教”，“未嘗沒有教育之意,，但孔子尚非此意,。他所謂教是教以義方。”從現(xiàn)代教育的缺失之中,，顧先生發(fā)現(xiàn)了儒家思想的價值,。信仰危機由來已久，顧先生沉痛地說：“現(xiàn)在只講勢力,，人多勢眾,，不講修養(yǎng)”，“現(xiàn)在人根本談不到信仰,，只是為勢力而勢力,。”強者追名逐利者，弱者明哲保身,，這個社會有些人太聰明了,，反而喪失了道德的勇氣，缺少了儒家“知其不可而為之”的精神,。他感嘆道：“孔子心里想什么,，口里就說什么,，這一點以勇氣論，儒家超過道家,，以聰明論,，儒家不如道家。”顯然,，在這里他并不認同聰明的道家,。儒家崇尚的“義方”在這個時代，顯得多少不合時宜,，然而顧先生分析道：“孔子之說法不行,。一因現(xiàn)在時代不同，一因若曰個人作起,，俟河之清,，人壽幾何！所以孔老夫子顯得迂闊,。”但他堅持認為,，將來的時代“若想根深蒂固，還非以個人精神修養(yǎng)不可,，否則其興也勃,，其亡也忽。”這是警告也是預言,。最終,，他仍將希望寄托于儒家。

四

  在二十世紀反傳統(tǒng)文化的主流影響下,，很多學者都很激進,，像顧先生這樣出身北京大學，又深受周氏兄弟影響的人,，如此推崇儒學,，是不多見的。在我們以后來者的優(yōu)勢,，充分認識到了文化上的民族虛無主義的危害之后,，顧先生出于新（文化運動）而不非舊（包括儒家文化）的現(xiàn)象惹人注意，其原因值得深入探討,。

  本文以為,，顧先生之所以異于新文化時流的原因主要有兩個，一是他杰出的文學鑒賞才能,，一是他對現(xiàn)實充滿正義感的反思,。前者促使顧先生能夠從原始的文字入手，直接感悟經典的文學魅力,，避免了先入為主的偏激立場,，后者使顧先生能夠對經典中所蘊含的人性價值有最切實的認同感,。那么，何以顧先生能做到這兩點呢,？

  這和他對自己的定位有極大的關系,。

  據他的小女兒顧之京回憶：“在文壇上，父親向以詞曲聞名,，而他最初的愿望卻是做一個小說家,。[⑦]” “父親晚年有一次聊天時曾對我說，他這一輩子就愿意當個作家,，而不想當個學者。[⑧]” 在講解詩詞的時候,，他常說“學問有時可遮蓋天性”[⑨],。這種心態(tài)，使他自然對學者身份有了一定的心理距離,，可以說,，他是自覺地在保持著這個距離。這種距離保證了他始終能夠以自己良好的生命感悟力去面對儒家經典的文學魅力及其義理內涵,，從而避免遭受某些偏激淺薄的流行理論的干擾,。

  歷史上，一般人親近儒家經典,，往往是從信仰的角度切入的,。生活在二十世紀的顧先生則不然，他求學的時代,，儒家的傳承系統(tǒng)已經中斷,，他是從文學的審美角度，從現(xiàn)實價值觀的缺失方面,，對儒家的人物和主張產生的共鳴,。這一點，對歷經了文化浩劫的中國人再次親近傳統(tǒng)經典,，具有極為重要的方法論意義,，在傳統(tǒng)的信仰系統(tǒng)外，另外指出了一個法門,。

  這是經歷了二十世紀的風風雨雨以后,，顧先生給儒學研究留下的一份寶貴遺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