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代史學,、文學、藝術(shù)（一）

一,、史學

司馬遷作通史體的《史記》,，上起黃帝，下訖漢武帝,。此后,，褚少孫、劉歆等多人補撰史事,，積累了不少的西漢史材料,。東漢初班彪作《史記后傳》，有紀傳共數(shù)十篇,。班彪子班固,，繼承遺業(yè)，專心精研,，前后凡二十余年,，修成《漢書》紀、表,、志,、傳一百篇?！稘h書》前半部多取《史記》,，后半部多本《后傳》，班固用力處在于博采群書所長,，加以精確的考核,，首尾洽通，創(chuàng)立斷代的新體,?！稘h書》敘事詳備周密，在封建主義的正史體歷史書中,，《史記》,、《漢書》是最成熟的兩部巨著，后世用紀傳體編寫的正史,，沒有一部能超過它們,。孔子左丘明以后，司馬遷班固應(yīng)是杰出的歷史學者,。他們都能擺脫舊傳統(tǒng),，開創(chuàng)新體裁，在以《春秋》,、《左傳》為代表的周秦史書的基礎(chǔ)上,，推動史學向前大進一步。

《漢書》的精華在十志,?！妒酚洝钒藭》ㄓ谌褰?jīng)，十志又取法于八書,。十志規(guī)模宏大,，記事比八書豐富?！堵蓺v志》合并《史記》的《律》和《歷》兩書,，《禮樂志》合并《史記》的《禮》和《樂》兩書，《食貨志》補充《史記》的《平準書》,，《郊祀志》補充《史記》的《封禪書》,，《天文志》補充《史記》的《天官書》，《溝洫志》補充《史記》的《河渠書》,，此外又增立《史記》所無的《刑法》,、《五行》,、《地理》,、《藝文》四志。十志比八書詳備,，顯然可見,。后世正史多有志書，大體依據(jù)十志有所增減,。至唐杜佑作《通典》,，南宋鄭樵作《通志》二十略，宋元間馬端臨作《通考》,，大大發(fā)展了志書體,。歷朝典章名物的重要部分，借志書得以保存,，八書十志創(chuàng)始的功績是不可磨滅的,。東漢末，荀悅依《春秋》和《左傳》的體裁,，撰西漢一朝編年史——《漢紀》,。這種體裁經(jīng)北宋司馬光擴充，成為通史體的《資治通鑒》。

東漢會稽郡人趙曄著《吳越春秋》,，又有無名氏著《越絕書》,。兩書專記本地典故，開方志的先例,。此后歷朝文士多作方志（如晉常琚作《華陽國志》）,，沿至明清，成書更多,，構(gòu)成史書中很大的一部分,。東漢和西漢一樣，在史學上都有重大的創(chuàng)造,。

二,、文學

東漢文學比西漢發(fā)達?！逗鬂h書》特立《文苑傳》,，因為文學大體上已與儒學分離，成為文士的一種專業(yè),。東漢文學作品主要是辭賦與五言詩,。辭賦是西漢辭賦的末流，五言詩是西漢五言詩的發(fā)展,。到了東漢末年和曹魏時,，一部分賦別開新境，五言詩則達到古詩的最高峰,。兩漢盛行楚辭和古賦,。《漢書·藝文志》的《屈原賦》類,，有賦三百六十一篇,，加上東漢人所作，篇數(shù)當更多,。東漢王逸選兩漢人所作（主要是西漢人,，東漢僅王逸一人）與屈原宋玉所作合成一書，并作敘和注釋,，稱為《楚辭章句》,。王逸所選漢人楚辭，除了確有楚人風格的《招隱士篇》,，其余都是模擬之作,，但求形似，殊少創(chuàng)意,?！哆h游篇》剽襲司馬相如《大人賦》,，而王逸指為屈原所作；《惜誓篇》剽襲賈誼《吊屈原賦》,，而王逸取《惜誓》不取《吊屈原賦》,，足見選篇并不精審。不過,，王逸作章句是有功績的,。楚辭的音和義，在兩漢是一種專門的學問,，經(jīng)王逸采集后得以流傳,，使后人讀屈宋文有所依據(jù)。古賦到東漢時作者甚多,，大抵模擬西漢人體制,，陳陳相因，可有可無,。比較有些特色的是大賦,，如班固《兩都賦》、張衡《二京賦》和《南都賦》等,，取材廣博,，按事類排比，在類書未出以前,，這種大賦實際上起著類書的作用,，因之文學價值雖不高，流傳卻很廣,。東漢末年,，某些有創(chuàng)造性的作者厭棄陳腐已極的賦體，別創(chuàng)新體賦,。這種新體賦以發(fā)抒情感,，篇體較小,，詞旨清顯,，少用典故為特色。趙壹作《窮鳥賦》,、《刺世疾邪賦》,，一篇不過一二百字。稍后王粲作《登樓賦》,，禰衡作《鸚鵡賦》,，魏初曹植作《洛神賦》，情致深遠,，文境更高,。自從有了新體賦,，東漢模擬因襲的作風漸漸消除了，賦又成為重要的文學,。魏晉人所作賦,，不論它的體制大小，一般說來,，都是清新可喜,，在漢賦外別開新境界。

賦體句法多用整句,，影響到散體文,，東漢時散體文漸變?yōu)轳夡w文。反過來又影響到賦的句法,，整句漸變?yōu)閮洌▽ε季洌?。班固《兩都賦》有“周以龍興，秦以虎視”等句,，張衡《東京賦》有“聲與風翔,，澤從云游”等句，都是有意識地造成對偶句,，借以增加詞句的彩色,。此后逐次增飾，到南朝時,，對偶既極工整,，音節(jié)又復(fù)諧和，古賦漸變?yōu)橘劫x,。由于聲律的運用愈益熟習,，到南朝末年，以庾信為代表,，又變俳賦為律賦,。所以東漢賦一般是西漢賦的末流，而某些新創(chuàng)卻是后來賦體的開始,。

西漢民間流行的五言詩體還沒有被上層士人所采用,。到了東漢，著名文士開始作五言詩,。應(yīng)亨《贈四王冠詩》,，班固《詠史詩》，傅毅《孤竹篇》（古詩十九首中的一首,，《文心雕龍》說是傅毅作）是文士所作最先見的詩篇,。此后有張衡作《同聲歌》、趙壹作《疾邪詩》,、秦嘉作《留郡贈婦詩》,、酈炎作《見志詩》,。這些詩篇大抵質(zhì)木無文，惟《孤竹篇》《同聲歌》最為出色,，情致與詞采都達到高境,，再發(fā)展便成建安五言詩。

五言詩以外,，還有張衡《四愁詩》,，王逸《琴思楚歌》，用七言成句,。七言詩也見于民間歌謠,，不過文士用七言作詩，主要是受楚辭的影響,。一句五言詩是兩句四言詩的省約,，一句七言詩是兩句五言詩的省約。文句由繁趨簡,，含義由簡趨繁,，是詩的自然趨勢。兩漢至南北朝五言詩壓倒四言詩,，唐以后七言詩超越五言詩,，唐宋長短句（詞）沖破五言七言的拘束，元明曲沖破詞的拘束,，一個比一個得到較大的自由來描寫個人的和社會的生活,。這種主要文學的發(fā)展過程是和社會由簡單發(fā)展到復(fù)雜，由低級發(fā)展到高級的過程大體上相適應(yīng)的,，而這種主要文學的首先創(chuàng)造者一定是處在社會下層的勞動群眾,。這里說到東漢五言詩開始由民間文學上升為上層文學，因而附帶說一說主要文學的一般發(fā)展規(guī)律,。

民間五言詩在分化,，上升的部分成為建安諸子所作的高級文學，保持原來形態(tài)的部分則有托名蔡琰的《悲憤詩》和無名氏的《為焦仲卿妻作》兩篇大詩,。蔡邕女蔡琰遭亂,，沒入南匈奴，生二子,。曹操贖蔡琰歸,，嫁董祀為妻?！侗瘧嵲姟窋⑹隽麟x之苦，母子之情,，激昂酸辛,，筆力強勁,。詩凡一百零八句，五百四十字,。兩漢文士從沒有人做過這樣的長篇,，也沒有人表現(xiàn)過這樣的筆力，說蔡琰做這首詩是很可疑的,。蔡邕為董卓所尊重,，蔡琰被南匈奴虜去，必在王允殺蔡邕以后,。詩中說是被董卓驅(qū)虜入匈奴,，顯然與事實不合。如果說,，詩是建安文士所擬作,，建安諸子與蔡琰同時，敘事不能如此謬誤,。此詩的作者應(yīng)在民間,。因為蔡琰的遭遇，很自然地要引起人們的同情,，民間作歌謠,，口頭流傳，流傳愈廣,，修補也愈多,，最后定型為《悲憤詩》那種大篇。

無名氏《為焦仲卿妻作》（《孔雀東南飛》）,，全詩一千七百八十五字,，是詩中罕見的長篇。這首詩敘述建安年間,，廬江郡府小吏焦仲卿娶妻劉蘭芝,，情愛極篤。焦仲卿母兇暴,，劉蘭芝被逐歸母家,。縣令郡太守先后遣媒人向劉蘭芝家為自己的兒子求婚,，最后劉蘭芝投水自殺,，焦仲卿也自縊死。自魏文帝定九品中正法以后,，門第的高下區(qū)分甚嚴,，詩中說焦仲卿是“大家子”，縣令太守求劉蘭芝為子婦也不以為嫌,，詩作于建安年間,，似無可疑,。詩的形成也和《悲憤詩》一樣，不是某一個姓名失傳的文士所作,，而是由口頭流傳的民間歌謠逐漸修補積成大篇,。

詩中深刻地描寫在封建禮教下年輕婦女所受到的各種壓迫、首先是婆母的壓迫,。婆母是禮教的體現(xiàn)者,，她的壓迫是一種基本的不可反抗的壓迫。從這里焦仲卿夫婦之愛與母子之愛間,，劉蘭芝與母家的父母兄弟間,，都發(fā)生了矛盾?？ぬ貫樽忧蠡椋沟脛⑻m芝又受到阿母和阿兄不同程度的壓迫,。最后劉蘭芝逼得無路可走,，只好放棄一切希望，走自殺的道路,。焦仲卿也只好走同樣的道路,。這個悲劇充分揭露了封建禮教的殘忍性與禮教害人的普遍性，也充分反映了劉蘭芝焦仲卿反抗（雖然是消極的反抗）禮教的堅決性與表現(xiàn)在道德上的莊嚴性,。全詩用“多謝后世人,，戒之慎勿忘”兩句作結(jié)束，表示對劉蘭芝焦仲卿和其他受壓迫者的無限同情,。這種同情只能從勞動群眾那里得來,，誰敢設(shè)想禮法之士圣賢之徒會給予受壓迫者以同情呢！

《離騷》以后,，這首詩應(yīng)是中國文學史上第二次出現(xiàn)的偉大詩篇,。西漢的文學和藝術(shù)，一般表現(xiàn)為寓巧于拙寓美于樸的作風,。在經(jīng)濟發(fā)展,、統(tǒng)治階級肆意剝削縱情享樂的東漢時期，這種作風是不能滿足精神生活的要求的,。這就必須變革,。但是，東漢又是保守勢力極強固的時期,，變革必然受到大的阻礙,。要實行變革，非有特殊地位的人出而提倡不可，漢靈帝終于代表變革派擔負起提倡的責任,。漢靈帝在政治上是一個極昏暴的皇帝,，在文學藝術(shù)上卻是一個有力的變革者,。他招集辭賦家,、小說家、書法家,、繪畫家數(shù)十人,，居鴻都門下，按才能高下受賞賜,。保守派首領(lǐng)楊賜斥責這些人是“群小”,，是“驩兜共工”,，又一首領(lǐng)蔡邕斥責他們是小才,，是俳優(yōu)。因為漢靈帝想利用變革派來對抗太學名士,，所以不顧保守派的反對,，待變革派以不次之位,，讓他們做大官,。這樣,，文學與藝術(shù)在變革派的影響下,，開始出現(xiàn)了新的氣象，也就是說,，質(zhì)勝于文的舊作風開始變?yōu)槲馁|(zhì)相稱的新作風。

這種新作風表現(xiàn)在文學上,，就是兩漢至南北朝文學史上最突出的“以情緯文,，以文被質(zhì)”的建安文學。曹操憑借政治上軍事上的優(yōu)勢,，逐次統(tǒng)一了黃河流域。東漢末年大喪亂以后,，出現(xiàn)一個以鄴都為中心的文學樂園,，對全國著名文士的吸引力是很強的。曹操曹丕曹植都是大文學家,，都能和文士們相處,。曹操殘暴，對待文士卻能寬容。曹丕居太子尊位,，曠蕩不拘禮法，例如王粲葬時,，曹丕率眾文士送葬,。曹丕對文士們說，仲宣（王粲字）愛聽驢叫,，我們都叫一聲送他,。于是墓前響起一片驢叫聲。這可以想見曹丕和文士們?nèi)粘Ｏ嗵幍膽B(tài)度,。曹植更不守禮法,，飲酒無節(jié)，任性而行,，是一個純粹的文士,。三曹提倡于上，飽經(jīng)災(zāi)難心多哀思的文士們,，忽得富裕的物質(zhì)生活,，安靜的創(chuàng)作環(huán)境，各人的才能都無阻礙地發(fā)揮出來,。建安文士,，數(shù)以百計，其中孔融,、王粲,、劉楨、阮瑀,、徐干,、陳琳、應(yīng)瑒（音羊yáng）各著文賦數(shù)十篇,，聲名最高,，稱為建安七子。這時候詩賦駢文都達到最高峰,，特別是以曹植為首的五言詩達到最高峰的絕頂,。《文心雕龍·明詩篇》評它的特征說,，“慷慨以任氣,，磊落以使才。造懷指事,，不求纖密之巧,；驅(qū)辭逐貌，唯取昭晰之能”,。正因為氣（情意）,、才（辭采）兼?zhèn)洌晕馁|(zhì)相稱,，不同于漢詩的質(zhì)勝于文,，也不同于晉以后詩的文勝于質(zhì)。

建安時文士們還有一種優(yōu)良風氣值得表揚,，那就是文學批評的提倡,。原來文士們聚在一處,，自以為各有所長,，彼此不相服。曹丕《典論·論文篇》和《與吳質(zhì)書》評論當時作者,，從眾文士中選出七子,，指出七子的長處和短處，極為愜當,。想見曹丕在平時不僅善于和眾文士相處,，而且也善于引導(dǎo)他們不走歧路。曹丕指出孔融等人都不能持論,，理不勝詞,，獨徐干辭義典雅，著論成一家言,。這是公平的評論,。徐干著《中論》二十篇，其中《核辯篇》最為精辟,?！逗宿q篇》說“故君子之于道也，在彼猶在己也,。茍得其中則我心悅焉,，何擇于彼。茍失其中,，則我心不悅焉,，何取于此。故其論也,，遇人之是則止矣,。遇人之是而猶不止，茍言茍辯,，則小人也,，雖美說，何異乎鵙（ ）之好鳴、鐸之喧嘩哉”,。曹丕推崇徐干,，稱為彬彬君子，足以說明嚴正的議論在文士群中占上風,。曹植詩文是眾文士的典范,，但他并不因此而自滿。他給楊修的信里說,，“世人著述,，不能無病。仆嘗好人譏彈其文,，有不善應(yīng)時改定,。昔丁敬禮嘗作小文，使仆潤飾之,。仆自以才不過若人,，辭不為也。敬禮謂仆：卿何所疑難,。文之佳惡,，吾自得之，后世誰相知定吾文者邪,！吾常嘆此達言,，以為美談。昔尼父之文辭,，與人通流,，至于制《春秋》，游夏之徒乃不能措一辭,。過此而言不病者,，吾未之見也”。象曹植那樣的大文豪,，還歡迎別人“譏彈其文”,，“應(yīng)時改定”，并且也為別人潤飾文章,，毫不吝惜,。這種健康爽朗的風氣,，與“文人相輕，自古而然”，“各以所長,，相輕所短”的鄙陋習氣完全相反,，建安文學之所以美盛,，提倡文學批評也是一個重要的原因?！额伿霞矣?#183;文章篇》說，“江南文制,，欲人彈射,，知有病累，隨即改之,，陳王得之于丁廙（音異yì）也”,。建安的優(yōu)良作風，保持在南朝,，這也是南朝文學發(fā)達的一個原因,。

代表建安文學的最大作者是曹操和曹植，大抵文學史上每當創(chuàng)作旺盛的時期,，常常同時出現(xiàn)兩個代表人物：一個是舊傳統(tǒng)的結(jié)束者,；一個是新作風的倡導(dǎo)者。曹操曹植正是這樣的兩個人物,。曹操所作詩文,，純是兩漢舊音，不過,，因為他是撥亂世的英雄，所以表現(xiàn)在文學上,，悲涼慷慨,，氣魄雄豪。特別是四言樂府詩,，立意剛勁,，造語質(zhì)直，《三百篇》以后,，只有曹操一人號稱獨步,。不是他氣力十分充沛，四言詩是不能做好的,。說曹操是舊傳統(tǒng)的結(jié)束者,，他的四言樂府詩應(yīng)是一個重要的特征。鍾嶸《詩品》列曹操為下品,，是齊梁人陋見,，并非公評。曹植文才富艷,，思若有神,，被曹丕逼迫，滿懷憂憤,，發(fā)為詩文,，情采并茂,。他的五言詩，不僅冠冕眾作者,，而且為魏晉南北朝文士開出新門徑,。古代韻文在發(fā)展過程中，前后曾受過兩次大的外來影響,，因而形成唐以前古體和自唐以后律體的兩大分野,。第一次外來（對北方文學說來）影響是楚聲。第二次外來影響是梵聲,。

《詩三百篇》中有南（《周南》,、《召南》）與雅（《小雅》、《大雅》）兩種聲調(diào),，雅（正）聲即華夏聲,，南聲即采自江漢流域的楚聲。屈原宋玉作楚辭,，在文學上有很高的地位,，為文士所模習。楚人劉邦建立漢朝,，愛聽楚聲,，楚聲盛行全國。漢世相和清商等曲,，都屬于楚聲系統(tǒng),。舊的雅聲衰息，雅聲化的楚聲也就成為華夏正聲,。唐時楚漢舊聲衰息,，雅聲化的梵聲也就成為華夏正聲。楚聲梵聲并不是本身不變而代替雅聲,，相反,，它們是作為一個新因素被雅聲吸收并消化，因而產(chǎn)生新的雅聲來代替舊的雅聲,。雅聲吸收梵聲,，開始于東漢末年的音韻學，然后運用入文學,。最先運用的文學家就是曹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