軒轅黃帝的中年坐像

　　黃帝是中華民族的人文初祖，是中華民族共同體形成時期的血緣共祖,。經(jīng)歷五千年之久的“黃帝文化”是中華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在由歷史記載、神話傳說,、文物遺跡和祭祀活動構(gòu)成的黃帝文

化中積淀和凝結(jié)著豐厚淵深的精神價值內(nèi)涵,。究竟什么是“黃帝文化”，“黃帝文化”的精神價值內(nèi)核是什么,？五千年來,，在中國歷史上經(jīng)過了怎樣的尊黃、崇黃潮,？“黃帝文化”的當代價值又為何,？

　　在中國人由文化自卑走向文化自信和文化自覺的時候，解讀黃帝文化的淵源,、內(nèi)涵,、精神及當代價值，正是國人“文化尋根”和“文化自覺”的需要,。

　　4月1~4日,，值戊子年清明公祭黃帝之時，由陜西人民政府主辦,、西北大學承辦的“紀念人文初祖黃帝,，建設(shè)民族精神家園”學術(shù)研討會在古城西安舉行。張豈之,、石興邦,、張錦秋,、周遠清、樓宇烈,、牟鐘鑒,、趙馥潔、王俊義,、瞿林東等來自內(nèi)陸和港澳臺地區(qū)的六十余名學者圍繞黃帝文化與中華文化之精神等論題展開了深入研討,。限于篇幅，本報整理其中部分精彩內(nèi)容,，以饗讀者,。祖先與生命同在，文化與生活共存,。

為什么把黃帝稱為“人文初祖”,？

趙馥潔（陜西省社科聯(lián)主席、西北政法大學教授）

　　黃帝作為中華民族的祖先形象,，既是“民族始祖”又是“人文初祖”,。所謂“人文初祖”，是指黃帝是中華民族物質(zhì)文明,、制度文明和精神文明開創(chuàng)者,。他開啟了中華民族燦爛文明的先河，在鑄造中華文明的歷史上起了奠基作用,。史傳黃帝之前,，人們草昧未辟，蒙昧未開,迨至黃帝時代,，黃帝教民“興事創(chuàng)業(yè)”,，“治五氣”,改造自然環(huán)境；“藝五種”,，“佐五谷,，養(yǎng)民人”，發(fā)展農(nóng)業(yè)生產(chǎn),；制衣冠,、造舟楫、用牛車,、做弓箭,、創(chuàng)醫(yī)藥，創(chuàng)造器物文明,；立“禮法文度”,，“別男女，異雌雄，明上下,，等貴賤”,、創(chuàng)官制、明財產(chǎn),、定婚嫁,、立喪制,，創(chuàng)立制度文明,；造書契、繪圖畫,、作甲子（歷法）,、定算數(shù)、制音律,，創(chuàng)建精神文明,。史載黃帝時代的這些文明創(chuàng)造成就，雖然既不能畢其功于一個時代,，也不能歸其功于黃帝一人,，但稱黃帝為“人文初祖”卻表達了中華民族對文明創(chuàng)造的贊美，對文明創(chuàng)造者的崇敬,，對文明創(chuàng)造精神的崇尚,。黃帝文化所蘊涵的崇尚文明創(chuàng)造的精神價值，深刻影響了中華民族的人文價值意識,。所謂“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的實質(zhì)就是進行文明創(chuàng)造,。故《尚書》有“睿哲文明”（《舜典》）之贊，《易傳》有“天下文明”（《乾·文言》）,、“剛健文明”（《大有·象》）之志,，《荀子》有“不警文，謂之野”,，“君子賤野而羞瘠”（《禮論》）之論,。可見,，黃帝既奠定了中華文明的基礎(chǔ),，又培植了中華民族崇尚文明的人文精神。正如于右任先生1918年在謁黃帝陵詩中贊云：“獨創(chuàng)文明開草昧,，高懸日月識天顏,。”

　　在關(guān)于黃帝的歷史記述和神話傳說中,蘊涵著中華民族對美好社會的追求和向往。遠古時代,，在遼闊的中國大地上生活著許多大小不等的原始群落,，每一群落都有自己特有的血統(tǒng)和文化。黃帝通過部落的遷徒和與炎帝、蚩尤的戰(zhàn)爭,，促進了中原各部族的相互交往,，促成了部落聯(lián)盟的形成，“諸侯咸尊黃帝為天子”,。于是乎黃帝統(tǒng)合了各部族的圖騰信仰,，形成了龍崇拜的圖騰意識，確立了統(tǒng)一的對于天帝的信仰,。在社會治理上,，黃帝選賢任能，“得六相而天下治”（《管子·五行》）,。“置左右太監(jiān),，監(jiān)于萬國，萬國和,，而鬼神山川封禪,，與為多焉”（《史記·五帝本紀》）；明確官員的職責,，“各司其序,，不相亂也”（《史記·歷書》）。由于黃帝善于治世,，社會呈現(xiàn)出了清明和諧的景象：“強不掩弱,，眾不暴寡，人民保命而不夭,，歲時熟而不兇,，百官正而無私，上下調(diào)而無尤,，法令明而不暗,，輔佐公而不阿”。（《淮南子·覽冥訓》）“其民不引而來,，不推而往,，不使而成，不禁而止”（《管子》）,。而且,，人與天地自然之間也充滿了和諧：“日月精明，星辰不失其行,，風雨時節(jié),，五谷登孰，虎狼不妄噬,，鷙鳥不妄搏,，鳳凰翔于庭,，麒麟游于郊，青龍進駕,，飛黃伏皂”（《淮南子·覽冥訓》）,。國與國之間也能和平相處，“諸北,、儋耳之國莫不獻其貢職,。”（《淮南子·覽冥訓》）此外，黃帝夢游華胥的神話也表達了人們對民風淳樸,，沒有愛憎之分,，沒有親疏之別，沒有利害沖突和斗爭殺戮,，天下大治,，國泰民安的美好生活的向往。

歷史上是否有黃帝其人,？

牟鐘鑒（中央民族大學哲學系教授）

　　關(guān)于三皇五帝（包括炎帝、黃帝）的傳說,，以往史學界在態(tài)度上有兩種偏向,。一種是直接引為信史，另一種是斷然否定其史學價值,，后者以“古史辯”派為代表,。前者為信古派，后者為疑古派,。近來學者推崇馮友蘭先生的“釋古”說,，努力超越“信古”和“疑古”，以求對古史獲得一種新的理解,。“信古”派的錯誤是顯而易見的,，神話傳說有很大虛構(gòu)的成分，不能直接反映歷史真實,。神話可以不依賴任何具體的歷史事實,，進行文學式的想像。傳說則須以某些真實的歷史背景為依托,，再加上想像的情節(jié),，雖說比神話更接近生活，仍不能直接用為歷史資料,。“疑古”派在破除迷信古史上有貢獻,，但疑古太過，亦有偏失,。許多人認為他們錯在史料處理簡單化和未能充分重視和利用更廣泛的古文獻資料和考古資料,，所以人們努力去引證古史資料,，包括金文和各種考古新發(fā)現(xiàn)，以證明炎黃說和五帝說的歷史真實性,。我認為僅此是不夠的,。“疑古”派的錯誤不單在史料的運用鑒別上，更在理論的視野和方法上,。其一,，不了解古神話傳說積淀著人們世代集體的歷史記憶，在大量想像式故事背后隱藏著歷史真實信息,；其二,，缺少多視角尤其文化學視角的考察，不了解神話傳說乃是先民構(gòu)筑民族文化認同符號的重要方式,，是彌足珍貴的,。研究文字以前的文明起源史，沒有文化學,、宗教學,、歷史學等多學科的交叉考察，只局限于實證史學的狹隘框架,，是無法做好的,。用近代人類實證科學的思維模式去評論上古人類的精神活動，忽略了先民文化形態(tài)的特殊性,，看起來“科學”,，實際上并不科學。

　　按照文化學的理念,，神話與傳說不應(yīng)簡單歸結(jié)為非科學的思維,，它乃是先民在當時條件下把握世界和保存歷史的特殊方式。古史學者徐旭生在《中國傳說的古史時代》中將神話與傳說加以區(qū)別后指出：“很古時代的傳說總有它歷史方面的質(zhì)素,、核心,，并不是向壁虛造的。”不僅是傳說,，對神話亦可作如是觀,。原始神話的文學色彩固然很濃，在其深層不也隱藏著歷史的“質(zhì)素”,、“核心”嗎,？因此，神話與傳說都可以納入大史學的視野,，成為研究上古史的有用資料,。例如“三皇”的神話之一：燧人氏、伏羲氏,、神農(nóng)氏,，在神人英雄故事形式下,，積淀著中華上古文明的階段性演進（人工取火、游牧文明,、農(nóng)耕文明）的歷史回溯,。傳說則比神話有更多的歷史真實內(nèi)涵，只是傳承的方式不同于文字紀錄的歷史,。

　　“五帝”傳說有多種,，表現(xiàn)出早期不同地區(qū)不同民族在遠祖認同上的差異。但由若干氏族集團交融而成的華夏族已經(jīng)出現(xiàn),，以黃帝為共祖的中華民族的芻形逐漸明朗,。《史記·五帝紀》所記載的五帝：黃帝,、顓頊,、帝嚳、唐堯,、虞舜,，乃是一種強勢的祖源譜系，能表現(xiàn)中華民族融合形成的歷史,，為較多的人群所認同,，在實際生活里起著凝聚族群的作用?？脊艑W資料和中國民族史研究已經(jīng)證明，中華民族是多元起源,，多區(qū)域不平衡發(fā)展,，反復匯聚與輻射，逐步壯大,。在這其中黃帝集團和炎帝集團及其合并起了軸心的作用,。從黃帝起，在部落聯(lián)盟基礎(chǔ)上形成前后相續(xù)的古邦國（民族國家的前身）,，包括唐堯,、虞舜時代，他們都自認為是黃帝,、炎帝的子孫,，構(gòu)成較統(tǒng)一的歷史與譜系。后來炎帝崇拜與神農(nóng)氏崇拜合一,，上升到“三皇”譜系,，故“炎、黃”中“炎”在前,，而“五帝”世紀從黃帝開始,。黃帝是氏族社會向民族國家過渡時期的主體族群的首領(lǐng)和代表,，是中華民族共推的英雄祖先。既然當時的歷史只能靠世代心口相傳,，而人們又普遍具有宗教意識,，不能不使黃帝傳說蒙上一層神秘的色彩；后來史家如司馬遷不滿足文學式的描繪,，便把黃帝等五帝具體化為實人實事,，把傳說變成紀實，不免引起后人爭議,。這些都不妨礙我們透過“故事”,，抓住背后最有價值的內(nèi)涵：黃帝是中華民族的締造者和中華早期文明的集大成者，在他身上凝聚著整個民族的智慧和創(chuàng)造,，他是族群的化身,。因此，我們不必去煩瑣考證其人其事的細節(jié),。

黃帝文化的當代價值

劉寶才（西北大學中國思想文化研究所教授）

　　黃帝文化沒有黃帝時代形成的經(jīng)典文本,，有關(guān)傳說史料是西周中期開始先后載入典籍的。作為觀念史的黃帝文化,，它既與五千年前的黃帝時代聯(lián)系在一起,，又與五千年來的中國文明史聯(lián)系在一起，在黃帝時代以來的五千年間得到不斷豐富發(fā)展,。戰(zhàn)國秦漢以來,，黃帝文化代表的中華民族的凝聚精神。

　　黃帝文化的精神孕育出眾多中國學術(shù)流派,。先秦諸子中有一個黃老學派,，自然是黃帝文化孕育而生，然而與黃帝文化有關(guān)的絕不限于黃老學派,，儒家,、法家、道家,、兵家,、縱橫家、雜家都與黃帝文化有關(guān),，《左傳》,、《國語》、《周易》,、《商君書》,、《韓非子》、《莊子》,、《管子》,、《尉繚子》,、《戰(zhàn)國策》、《呂氏春秋》等書紛紛引述黃帝文化的材料便是證據(jù),?！稘h書·藝文志》收錄的“黃帝書”書目也足以說明這一點。這類書有25種,，不僅包括有《黃帝四經(jīng)》等黃老學派的著作,，還包括有歷法書、陰陽家書,、術(shù)數(shù)家數(shù)以及《黃帝內(nèi)經(jīng)》等多種醫(yī)家著作,。

　　黃帝文化的資源基本可以分為五類：第一類，有關(guān)黃帝與黃帝族史跡的傳說史料,，包括黃帝的文治武功,、黃帝君臣的創(chuàng)造發(fā)明、黃帝族的社會生活的傳說史料,。這類史料雖然是后來才用文字記錄下來的,，雖然在用文字記錄下來之前長期口耳相傳過程中會發(fā)生變化，但是仍然保存著黃帝時代的史實,，是研究黃帝與黃帝時代的依據(jù),。第二類，有關(guān)黃帝族后裔與中華民族關(guān)系的史料,，包括黃帝后裔與華夏族,、漢族、中國古今少數(shù)民族關(guān)系的史料,。這類史料是在黃帝時代以后的中國古代歷史上形成的,，反映黃帝時代以后的中國古代歷史，是研究黃帝與中華民族關(guān)系的依據(jù),。第三類，有關(guān)黃帝祭祀的資料,，包括見于記載的古今祭祀黃帝的活動,、禮儀和祭文。這類資料是從黃帝逝世至今積累起來的,，反映中國人對黃帝的崇敬及中國人黃帝觀念的歷史變化,，是研究中國人的黃帝觀念的主要依據(jù)。第四類,，有關(guān)黃帝的古跡,、民俗和民間故事，包括實物遺存和文字記載,。這類資源大多數(shù)見于明清以來的方志記載,，形成時代很晚,，是研究民間層面的黃帝文化的重要依據(jù)。第五類,，以黃帝題寫書名的古代著作,，包括《黃帝四經(jīng)》等先秦子書、《黃帝五家歷》,、《黃帝內(nèi)經(jīng)》等古代科技著作以及占夢書等古代數(shù)術(shù)書,，主要屬于古代學術(shù)與科技著作。研究這類著作有的已經(jīng)成為專門學問,。作為黃帝文化的資源,，這類著作是闡發(fā)黃帝文化的開創(chuàng)精神的一種依據(jù)。

　　以上五類資源每一類都有重要價值,，都不應(yīng)該忽視,。忽視第一類資源（有關(guān)黃帝與黃帝族史跡的傳說史料），無法確定黃帝及黃帝時代的歷史,，黃帝文化就失去了存在的基礎(chǔ),，黃帝文化的精神就無從說起。忽視第二類資源（有關(guān)黃帝族后裔與中華民族關(guān)系的史料）,，無法說明黃帝是中華民族的祖先,，黃帝文化便失去了它的特殊性，失去了其獨立存在的重要理由,。離開第三類資源（有關(guān)黃帝祭祀的資料）,，無法認識中國人的黃帝觀念的傳承和發(fā)展，無法了解黃帝文化在歷史上和現(xiàn)實中發(fā)揮的政治作用,。離開第四類資源（有關(guān)黃帝的古跡,、民俗和民間故事），便無從得知黃帝文化在民間的廣泛影響,，失去黃帝文化的一部分重要內(nèi)容,。不注意第五類資源（以黃帝題寫書名的古代著作），便不能對于黃帝文化進行學術(shù)思想史,、科技思想史層面的研究,。

　　應(yīng)該強調(diào)，黃帝文化的幾類資源的學科屬性不同,，可以分別歸屬于歷史學,、民族學、文化學,、民俗學,、民間文學等學科，屬于歷史學的又有屬于史前史、古代史,、近現(xiàn)代史的區(qū)別,，還有屬于社會史的區(qū)別。價值所在不同,，必須恰當?shù)剡\用它們,，黃帝文化的研究才具有科學性。

史尊黃帝五次高潮

高強（寶雞文理學院歷史系教授）

戰(zhàn)國　首次尊黃潮

　　夏人源于黃帝部族,?！妒酚?#183;五帝本紀》：“自黃帝至舜、禹,，皆同姓而異其國號,，以章明德。”《史記·夏本紀》：禹為“黃帝之玄孫”,?！妒酚?#183;六國年表》：“禹興于西羌”。黃帝作為始祖受到夏人的祭祀和崇奉,?！秶Z·魯語》：“有虞氏禘黃帝而祖顓頊，郊堯而宗舜,；夏后氏禘黃帝而祖顓頊,，郊鯀而宗禹。”對黃帝的祭祀或許可以追溯到他去世以后不久,?！豆疟局駮o年輯校》：“黃帝既仙去,，其臣有左徹者,，削木為黃帝之像，帥諸侯朝奉之,。”究竟有無左徹其人,，有無左徹祭祀黃帝其事？已無從考證,。我們只能大致推測：黃帝死后,，黃帝族內(nèi)有位名叫左徹的首領(lǐng)為緬懷黃帝的功德，為凝聚本族的部眾,，采取了一些方式祭祀黃帝，從而開啟了綿延數(shù)千年的祭祀黃帝的歷史,。這樣的推測不是毫無道理的,，是基本符合歷史實際的。如此說來,，“夏后氏禘黃帝”是有依據(jù)的,，是對自己始祖的追念,。

　　從商人的文化樣態(tài)來看，確與西部文化不同,，應(yīng)該不是黃帝部族之后裔,。甲骨文中有“黃”、“黃尹”,、“黃示”,、“黃林”，有“帝黃”而無“黃帝”,。丁山先生認為“帝黃”即“黃帝”,，可惜證據(jù)不足。商人在周代逐漸融入華夏族,，為“炎黃子孫”這個共同體的壯大做出了貢獻,。所以我們是否可以這樣說：商人本非炎黃子孫，但商人后裔卻是炎黃子孫,。

　　夏商周三族未必都是黃帝之后,，他們與黃帝部族的關(guān)系有親有疏，遠近不同,。相對而言,，夏人和周人與黃帝的關(guān)系近一些，商人則遠一些,，雖說夏商周人的族源與祖先崇拜并不完全一樣,，但卻都是在黃帝所開創(chuàng)的大部落聯(lián)盟的基礎(chǔ)上發(fā)展起來的，他們已初步把不同來源的祖先匯聚成以黃帝為始祖的大系統(tǒng),。西周時,，夏商周人已初步形成一個以“夏”、“華夏”為族稱的民族共同體,，到戰(zhàn)國時,，黃帝終于成為這個民族共同體共同尊奉的始祖。

　　成書于戰(zhàn)國末年的《世本》記錄了黃帝軒轅氏,、炎帝神農(nóng)氏等遠古帝王直至周代王侯公卿大夫的世系,、姓氏、居邑及制作等,，其中帝系篇,、氏姓篇梳理，羅列了炎黃世系與后裔,，堪稱我國譜牒,、姓書之祖，《史記》、《漢書》,、《風俗通義》,、《元和姓纂》、《通志》,、《古今姓氏書辨證》,、《姓氏急就篇》、《萬姓統(tǒng)譜》等多有稱引,?！妒辣尽窞槲覀冋故镜狞S帝族譜，其血緣上的真實性值得懷疑,，其文化上的真實性卻毋庸置疑,。但它真實地反映了戰(zhàn)國時期隨著大一統(tǒng)趨勢的出現(xiàn)和大一統(tǒng)觀念的深入人心，人們祖先認同意識的增強,。秦靈公設(shè)上下畤祭黃帝,、炎帝，齊威王鑄敦銘記“高祖黃帝”,，兩個曾分別自稱“西帝”和“東帝”的大國國君的尊黃行為極具象征意義,。

西漢　二次尊黃高潮  

　　秦漢時期形成了以遼闊的封建王朝統(tǒng)治版圖為基礎(chǔ)的疆域一統(tǒng)，以封建中央集權(quán)制度為標志的政治一統(tǒng),，以農(nóng)耕生產(chǎn)為特色的經(jīng)濟一統(tǒng),，以雜糅了各家學說的儒家思想為核心的文化一統(tǒng)。西漢初年出現(xiàn)了繼戰(zhàn)國以后又一次尊崇黃帝的高潮,，其主要標志就是黃老學的盛行和《史記》的誕生,。

　　漢武帝雖然將黃老學從政治舞臺的中央排擠出去，但他對黃帝卻崇敬有加,。當然武帝崇敬的黃帝并不是什么道家的創(chuàng)始人,，而是得道升天的遠古圣王，是仙化了的黃帝,。從戰(zhàn)國起,，就有一批方士將黃帝等遠古人物說成是神通廣大、長生不老的神仙,，從而將歷史神話化,，創(chuàng)造了一套黃帝等人的神話譜系。公元前110年,，漢武帝舉行了兩漢歷史上的首次封禪大典,，此后遵循五年一封修的定制，又先后五次封禪,，創(chuàng)下了帝王封禪之最,。

　　兩漢時期最尊崇黃帝的非王莽莫屬,。“莽自謂黃帝之后，其自本曰：黃帝姓姚氏,，八世生虞舜。……至漢興,，安失國,，齊人謂之‘王家’，因以為氏,。”（《漢書·元后傳》）王莽曾下書曰：“予以不德,，托于皇初祖考黃帝之后，皇始祖考虞帝之苗裔,。”（《漢書·王莽傳》）王莽之所以大張旗鼓,、不厭其煩地宣稱自己是黃帝、虞舜之后,，黃帝是自己的初祖,，毫無疑問是在為自己找尋代漢的依據(jù)及合法性，這與戰(zhàn)國時取代了姜齊的齊威王鑄敦刻銘宣揚“高祖黃帝”有異曲同工之妙,。

　　真正把黃帝民族始祖的地位確立下來的是司馬遷,。翻開《史記》，第一位進入我們視線的人物就是黃帝,。在司馬遷的筆下,不僅堯,、舜、禹,、湯,、文王、武王這些圣賢明君是黃帝子孫,而且秦,、晉,、衛(wèi)、宋,、陳,、鄭、韓,、趙,、魏、楚,、吳,、越等諸侯們也是黃帝之后,甚至連匈奴、閩越之類的蠻夷原來亦為黃帝苗裔,。如此一來,便把各族統(tǒng)統(tǒng)納入到以黃帝為始祖的華夏族譜系中去了,。

　　魏晉南北朝是中國大分裂,、大動蕩的時期，也是中國民族大交流,、大融合的時期,。黃帝在民族大交融的過程中發(fā)揮了十分重要的凝聚作用。曹魏自稱漢相曹參之后,，陳壽引王沈《魏書》曰：“其先出于黃帝,。當高陽世，陸終之子曰安,，是為曹姓,。”取曹魏而代之的司馬氏在追溯家世時亦稱“其先出自帝高陽之子重黎，為夏官祝融,。”（《晉書·宣帝紀》）是與不是無從稽考,，由此可知時人確有攀附黃帝，自認黃帝子孫之習慣,。魏晉南北朝時期游牧民族的帝王,、貴族更熱衷于以炎黃子孫自居。

　　黃帝在唐人心目中地位究竟有多高,？宰相李德裕曾上疏敬宗曰：“臣聞道之高者莫若廣成,、玄元，人之圣者莫若軒黃,、孔子,。”（《舊唐書·李德裕傳》）黃帝和孔子并列圣人之首，成為中國文化的偶像,。鄭樵在《通志·氏族略》中說：“姓氏之學最盛于唐”,。唐人林寶的姓氏名著《元和姓纂》“其論得姓受氏之初，多原本于世本,、風俗通,。”而成書于戰(zhàn)國末年的《世本》簡直就是一部黃帝和炎帝的族譜。唐代族譜已不可見,宋明以后的族譜大都攀附歷史上的同姓名人,甚至遠祖黃帝,故而梁啟超感嘆“尋常百姓家譜,無一不祖黃帝,。”

　　宋代黃老道流行,，宋真宗尊黃帝崇道教，他曾對大臣們宣稱自己夢見了天尊,，天尊曰：“吾人皇九人中一人也,，是趙之始祖，再降,，乃軒轅皇帝,。”（《宋史·禮志》）宋真宗于大中祥符六年下詔“崇飾諸州黃帝祠廟”，翌年“禁文字斥用黃帝名號故事”（《宋史·真宗本紀》）,，“其經(jīng)典舊文不可避者闕之”（《續(xù)資治通鑒長編》卷八十二）,?！缎绿茣?#183;宰相世系表》中詳細羅列了各種姓氏之來源，其中源自姬姓的有30余姓,。

　　元朝第一次實現(xiàn)了中國游牧區(qū)與農(nóng)耕區(qū)的完全統(tǒng)一,。元朝統(tǒng)治者面對比自己多出許多倍的漢人，不得不利用中國傳統(tǒng)文化資源,，尊崇黃帝便在其中,。有明一代除了短祚的建文帝外，其余諸帝皆派遣官員祭祀過黃帝陵,。清代對黃帝的崇祀有增無減，自順治以下十帝中除最后一位宣統(tǒng)帝溥儀外,，皆遣官致祭過黃帝陵,，致祭次數(shù)遠勝前朝。

辛亥革命時期　第三次尊黃高潮

　　鴉片戰(zhàn)爭以后,，特別是甲午戰(zhàn)爭以后,，隨著列強侵華的不斷升級，民族危機的日益加深,，以及西方民族主義的廣泛傳播,，中國人的民族意識開始覺醒，中華民族開始由自在轉(zhuǎn)向自覺,，黃帝成為中華民族的象征,。辛亥革命時期，資產(chǎn)階級革命派尊奉黃帝為漢民族始祖,，使用黃帝紀年,，自稱黃帝子孫，謁祭黃帝陵,，推崇黃帝為國魂,，掀起了中國歷史上第三次尊崇黃帝的高潮。

　　1908年9月,同盟會陜西分會會長李仲特與井勿幕,、郭希仁等人在西安大雁塔秘密開會,決定在重陽節(jié)祭掃軒轅黃帝陵,。會議推舉郭希仁、張贊元起草《祭黃帝陵文》,并約定鄰省在陜同盟會員共往,。大家假扮成延長油礦考察員,、商人、獵戶等,紛紛趕往黃陵,。最后到達黃陵參祭的共有30人,。祭陵儀式莊重儉樸,當恭讀祭文時,大家無不激動萬分,有的甚至失聲痛哭。

抗日戰(zhàn)爭時期　尊崇黃帝第四個高潮期

　　抗日戰(zhàn)爭時期是中華民族最危險的時候,同時也是中華民族空前覺醒,、浴火重生的時候,。黃帝成為號召與激勵海內(nèi)外華人共同抗戰(zhàn)的一面旗幟,，中華民族真正成為一個自覺的民族。中共中央在給中國國民黨的電報中稱:“我輩同為黃帝子孫,同為中華民族兒女,國難當前,惟有拋棄一切成見,親密合作,共同奔赴中華民族最后解放之偉大前程,。”蔣介石在《告抗戰(zhàn)全體將士書》中說:“我們大家都是許身革命的黃帝子孫”,。國共兩黨同祭陜西黃帝陵,毛澤東親撰祭黃帝陵文,蔣介石親題“黃帝陵”三字,他們都以“炎黃子孫”自居，黃帝成為促進兩黨再度合作的催化劑,，尊崇黃帝進入第四個高潮期,。

改革開放時期　第五次尊黃潮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傳統(tǒng)文化曾一度受到冷落,。文化大革命期間,，一切“以階級斗爭為綱”，在階級斗爭的話語系統(tǒng)里,，沒有黃帝的位置。1978年改革開放以后,，中華民族開始了復興的偉大征程,，包括黃帝在內(nèi)的傳統(tǒng)資源重新受到重視,。1979年元旦,，全國人大常務(wù)委員會發(fā)表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全國人大常委會告臺灣同胞書》，其中說道：“如果我們還不盡快結(jié)束目前這種分裂局面,，早日實現(xiàn)祖國的統(tǒng)一,，我們何以告慰于列祖列宗？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凡屬黃帝子孫，誰愿成為民族的千古罪人,？”此后,，海外華人紛紛回祖國探親訪友，投資建廠,，“炎黃子孫”是他們經(jīng)常掛在嘴邊的詞語,。從1980年起恢復了每年清明節(jié)祭掃黃帝陵的活動，陜西黃帝陵進行了大規(guī)模的整修,，近年來祭陵活動越來越隆重,，河南新鄭、浙江縉云等地也舉行紀念黃帝的活動,。第五次尊崇黃帝高潮的出現(xiàn)是改革開放的產(chǎn)物,，是重新重視傳統(tǒng)文化的結(jié)果。

　　2005年4~7月,，中國國民黨主席連戰(zhàn),、親民黨主席宋楚瑜,、新黨主席郁慕明相繼率團訪問內(nèi)陸。親民黨主席宋楚瑜訪問內(nèi)陸的第一站就是黃帝陵,。他反復強調(diào)“炎黃子孫不忘本,，兩岸兄弟一家親”。中共中央總書記胡錦濤在會見宋楚瑜時說：“兩岸的華夏兒女,、炎黃子孫相聚在一起,，都感到非常的親切。”新黨主席郁慕明說：“新黨自成立以來,，始終堅持反對分裂國土,，堅持反對否認自己是炎黃子孫，矢志不渝,，始終如一,。”

　　尊崇黃帝的前兩次高潮恰為中華民族的濫觴和形成期（先秦秦漢時期），第三次和第四次高潮正值中華民族的危機與抗爭期（清末至民國時期）,，第五次高潮適逢中華民族的復興期（改革開放時期），二者若合符節(jié),，絕非巧合,。縱觀中華民族濫觴,、形成,、發(fā)展、自覺,、復興的演變歷程,，我們可以清楚地看到黃帝在其中發(fā)揮的重要作用,，可以清楚地看到黃帝與中華民族之間密不可分的關(guān)系。